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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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清初天主教
100 论述基督教书籍的用处及传播这些书籍的重要性
 
 

 

入华耶稣会士关于论述基督教的中文书籍之用处以及在中国尽可能传播这些书籍之重要性的信件摘要

先生,您对我们花钱供养讲授教理者感到惊讶,对此,我们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些讲授教理者对于传播如此之多的论述基督教的中文书籍是必不可少的。您可能忽略了这类不同的书籍已经并且还将在所有的日子里带来难以置信的好处。正是这类书中所偶然被发现的一本书,把基督教引入了一个鞑靼王公的家庭。基督教在这一家庭中取得的进展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尽管这一家庭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饱受苦难,但他们仍持续不断地坚持对基督教的信仰。人们可在本书简集的前几卷中看到这一故事。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在上了年纪后才受洗的基督徒均应当把他们的归信归因于这种拯救的方式。我回想起了三件曾使我感到震惊的例子,这些例子可能也会让您产生同样的印象。

第一个例子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文人。他名叫弗朗索瓦·李,从河南省进京,并曾由一位名叫让-艾蒂安·高(中文名高若望,河北宣化人。——中译注)的中国耶稣会士施行洗礼。我有一天去这位中国耶稣会士家造访时,正好这位已信奉基督教的文人也来看他。我于是有机会听到他讲到基督教时吐出的肺腑之言和引人入胜的宣讲方式,认识到了他对宗教的虔诚,并对此钦佩不已。这位文人堪称是我在中国见到过的最有口才的人之一。我向您承认,我对他具有这种罕见的才能,即能够在汇报他的信仰时优雅地,并以一种精确和富有说服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才能而嫉妒。以下是他在其供奉于北京的祖先牌位前坦诚地向我叙述的内容:

他的父亲曾是一位布政使,此官衔在法国相当于省的总督,由于个别下属贪污该省征收管理的税款,他的父亲以对下属督察不严的罪名被革职,并在补足亏空前一直被关押在牢房里。正是这件事情迫使这位文人前来朝廷恳求为其父亲开恩。

因为我知道他只在北京待两个月,所以尽量抽时间去看望他。在得知他成为基督徒后不久,我在某日请求他告诉我,他是在何种情况下归信基督教的。不久,他满足了我的这一要求:

“我只是在三年前才有幸了解基督教的。我当时仍住在父亲家里。一天,因为我需要剃头,遂让人叫来了一个街头的剃头匠。我非常惊讶地看到,这位剃头匠在步入我所在的客厅并等待别人做好一切相关的准备工作时,把目光停留在挂于墙上以做装饰客厅之用的一些道德伦理方面的警句上。因为无法相信一个从事此种职业,且几乎没有条件和时间去学习的人能非常灵巧地读出这些用美妙非凡的中国书法写出的、富有隐喻的格言,我问他是否理解它们。尽管信任他,但我对此仍抱有怀疑。于是我请他给我解释他正在读的句子的意思。他首先逐一读了这些句子,最后又整体通读,并用一种令我更感惊讶的方式解释它们。在我看来,他所说的一切,一方面合乎情理,另一方面又完全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一切解释。于是,我想知道他赋予这些句子的含义是从哪里获得的。对此,他回答道,是他所信奉的基督教教给他这一切的。

“这一切就足以使我很想去认识这种赋予我国的格言一种如此精确、高雅阐释的宗教,因为尽管我自炫有文学修养,并曾自以为通晓这些警句可能具有的所有含义,但却对这些含义一无所知。他(此指剃头匠——译者)直截了当地对我说道自己是个基督徒,能够满足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打算深入了解基督教的话,就应当去拜访某一个人。于是他告诉了我谁是这座城市里基督徒的首领。我又向他提了一些问题,他的回答让我颇为满意。但是,他告诉我由于他对基督教的认识极为有限,他几乎不知道基督教的要义,而与他完全不同的是,他已告诉我名字的那个人则能够消除我的疑云。于是,我是如此迫切地想与他告诉我名字的那个人交谈,以至于我刚一有空,就让这位剃头匠去请那个人前来。

“也许是因为剃头匠事先为我作了相关安排,也许是因为那个人对基督徒特别负责,他完全做好了解释基督教要义的准备。他所讲的一切给我带来了无法向您言表的强烈震动。他首先告诉我,天主是天与地的创造者,惟有天主掌握着我们的命运;天主还指出了我们最早的祖先的原罪以及这些罪恶对人性造成的破坏,并希望通过让人为信仰而生与死来消除这些罪恶。他还告诉我天主在人间建立的法则,指出只有基督徒能够表现出对天主的应有的尊重,并配得上去享受天主已在天堂为我们准备好的永恒的幸福。

“当他向我解释所有这些不同的观点时,我觉得自己好似走出了蒙昧的状态,好像看到从远处射来的一道光明开始让我有所明白。我向您承认,当时在心里产生的第一个感觉是为自己在尚不知晓所有这些从此之后将视为至关重要的真理时,我却一直以精明自居而感到羞愧。我在二十多年的寒窗苦读中所学到的对人具有深刻影响的道德伦理,几乎完全退化为一种相当似是而非,这类道德伦理只能在不触及内部的情况下解决一些表面性的问题。我只能向您叙说我当时所想的一切。虽然我与这位基督徒晤谈的时间颇长,但我仍觉得时间太短。见我已被打动,这位基督徒在告别时送给我一本书。他向我保证说,他来不及告诉我的所有相关内容书中均有,并请求我认真地去读此书。我实际上是带着一种无法抑制的迫切之情去读此书的。令我倍感欣慰的是,我在书中看到许多以一种准确和极为自然的方式解释了我曾在我们的典籍中上百次碰到的问题,如将所有事物与其目的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性;我们内心深处是否正直;如何使我们明辨善恶等等。我曾多次重读此书,每次都更觉得书中的解释令人信服。可以说,阅读此书乃是我归信天主的开始:因为天主所赐予的恩典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觉得自己若抵制这种恩典是不对的。我决心最终克服一切阻碍归信的障碍。

“我的决心是真实可靠的。在获悉离此不远有一位传教士后没几个月,我就去拜访了这位传教士,这就是我跟您说的高神父。高神父能够证明我是如何迫切地向他表示我希望藉耶稣基督获得新生。因为我表现得十分诚恳,他接待了我,并满足了我向他提出的要求。他给我的明智的指教我将永远铭记在心。不久,我就经受了天主对为其服务的人进行的考验:因为当我刚刚有幸被施行洗礼,甚至在未回到自己家时,我获悉了我最喜欢的一个儿子的死讯。这一令人伤心的消息最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我的这个儿子还不是基督徒。我原已下决心给他带来这种荣幸,但既然天主已决定不给我这一时间,我只能尊重天主至高无上的意愿。

“天主要我作出的这一牺牲丝毫没有动摇我对天主的信赖,我照样决心在有生之年,借助天主的恩惠,坚持参加我们神圣的宗教的所有活动。我通过经验感到,我们的幸福并不是由这个世界上的财产所组成的,因为自我受洗以来,尽管我们的家业已乱,但我却体味到一种在我家最为兴旺发达时所从未有过的内在的平静与满足。我现在所追求的一切是让我的全家,尤其是让我那因其轻率而让我悲伤的父亲认识与接受基督教。我父亲的不幸似乎是天主向他提供的一种拯救的手段,即通过让他远离那些曾诱惑他的大量事物,使他由此可以对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的虚无进行思考。但是,我颇为担心的是,他并没有从其应当获得的教益中受益。至少在已过去的三年中,尽管我力图让他进入我本人受到触动的那种感觉,却始终没能奏效。

“对我而言,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无动于衷(对此,我无法理解其原因),却使我有新的理由去赞美天主已赐福于我,即使我不再同样地轻率行事,并让我体验到一种天主眷顾的力量,这一恩惠极想促进我在信仰方面的努力。我丝毫不怀疑这种力量同样也能在我父亲的内心深处取得胜利,但是,天主可能只愿意让其恩赐的这一奇迹部分地成为我们祈祷的结果。有鉴于此,请您与我一起祈祷以便从天主那里获得这一恩典,这一恩典是我的心愿中的主要目标。我之所以如此向您叙述我的改宗,除了我为了得到您的仁慈而对您说的其他理由之外,还希望让您为此感到高兴。”

先生,如同您所希望的那样,一本宗教书就能够让人获得如此之多的基督徒的情感,而这类书籍的增多所能起的作用则更可想而知。为了让您相信我们已妥善地把钱用于这一方面,我还将给您列举以下例子,您从这些例子中可以发现最为英勇的美德是如何在长年累月当中持续不断地受到发扬光大的。我很高兴有机会让您了解中国所有过的最虔诚的基督徒之一的情况,您一定还尚未闻悉此人。他是一位秀才,并且是其故乡北京最精明强干的人之一。此人名叫让-巴蒂斯特·陆。天主领他离开这一世界已有七年或八年的时间。我之所以与他格外熟悉,是因为我跟他学了两年左右的中文。

一天,我与他一起研读一本关于基督教的中文书。当谈到中国人通常把人带到其崇拜的偶像前让其认识自己的错误或认识相关的真理时,我问他是谁使他下决心成为基督徒的。我对此感到好奇的主要原因是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精通中国文学的人。我想使自己相信,既然他在上了年纪时才成为基督徒,那他肯定是对基督教的事业有了全面的认识,并以此作为其强烈的动机,而这种认识对我以后的传教将不无益处。以下是我从他那里得知的一切,对它们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此人初识基督教时已年过四十,其中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他用来研读中国的典籍。一次,当他在距北京数里远的地方郊游时,在路上偶然地,或毋宁说由于天主特意在其身上显了灵,遇到了一位和他同路的基督徒。这名基督徒是一位来自福建省的文人,当时正在朝廷做事。彼此认识之后,他们一边走一边用极其优雅的言辞交谈,并欣然结伴在乡间漫游。他们的谈话不久就把话题转到了基督教上。当时,在此人专心求学的北京,人们尚无缘接受基督教方面的指导,因此,这位基督徒对他所说的一切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在从乡间回家后不久,就抽出时间来向这位基督徒提出所有的疑问。在与这位基督徒告辞之后,此人在家中无法再保持片刻的平静。他已经处于半信半疑的状态,已开始让他摆脱蒙昧的光辉是如此强烈,使他无法再对此视而不见。因感到其内心深处心潮澎湃,此人又回过头去寻找那位他刚刚才与之告别的基督徒,请他解释他还不太理解的某些问题,尤其是总体判断上的问题。这位基督徒在对他释疑解惑时给了他一些最适合让他学习基督教的教义,并使其内心得以平静的书籍。他就像是一个急切追求但还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真理的人那样,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对这些书的阅读,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祈祷,强烈地激起了他的宗教情感,使他刚一从中受到教益,就接受了洗礼。他用以下决心显示了一种不可违背的忠诚,并以其整整一生信守着这种忠诚:

首先是绝不再吃肉。在中国有一种叫做“老—道”的崇拜偶像的教派,该教派最基本的信条是吃素,且在这方面不能破戒,即便是在最重大的节庆日子里,即在那些就连最贫穷的人也多少要吃点肉的时候,他们亦尽量坚持做到吃素。他之所以产生这一念头,是因为他想以此来表示,他在为其刚刚尊奉的伟大的主服务的过程中会不乏虔诚与勇气。在他看来,既然这么多尊崇魔鬼的人都能如此忠诚地信守这一戒条,那么如果他没能做到这一点,他将会为此感到羞愧。

其次是绝不再取暖。他并非不知道此举在一个冬天冷得可怕的地区会让他付出不小的代价。我在北京所待的六年时间已使我对北京冬天的寒冷有所体会,而曾在北京待了四十年的巴多明神父则对此更有体会。我曾听他对我说过,北京平常年份的冬天也像1709年法国的严冬那样寒冷。在知道这座城市的位置——它仅仅处于北纬40度之后,人们可能会对该地的严寒觉得惊讶,并会从其他方面入手来寻找导致严寒的真正原因。与此有关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该城附近有终年积雪的高山;其二是这一带的硝酸钾(le nitre,一译硝石——中译者)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盛夏之际,人们可在早晨4时左右看到充满这种硝酸钾的乡村,这些硝酸钾在夜间从地里散发出来时,会使人以为地上覆盖着一层霜。所有严寒都未能迫使这位基督徒,甚至在其年届八旬时去靠近火炉。

第三是在尚且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情况下坚持终身禁欲。要做到这一点也同样绝非易事。由于女儿们无权继承其父母生前挣下的家产,因此,当没有直系男性子嗣时,相关家产往往会被传给旁系的男性子嗣。中国人一般都希望有男孩来传宗接代,故如果本人没有儿子的话,就会去领养一个男孩。富人们通常在他们自己的家族中领养男孩。尽管兄长们对其弟弟的孩子拥有一种无可争辩的权利——兄长的地位要高于其弟弟,由此,伯父在其侄儿、侄女面前亦高人一等,然而,他们却很少为此使用这种权利。当事双方会聚集在一起,并在相关的契约上签字画押。通过这一契约,男孩的亲生父亲声明,他把本人对其儿子所拥有的一切权利均转让给其子今后将以父亲相称的那个人,而人们则对他的这一做法表示敬意。人们很少过继年龄已超过八岁或十岁的男孩,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过了这一年龄的孩子已不太可能具有一种收养方所要求的温情。养子对其新父亲的尊重是这一契约的关键之处。这方面的约束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养子今后无论因何种事情产生怨言,均不得断绝这种新的父子关系。如果收养人后来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那么,其亲生儿子将与养子平分收养人的家产。

这种以过继一个男孩作为继承人为特征的收养与民间更常见的收养大相径庭,后一种收养叫做“抱养”),即“抱来抚养”。后一种方式主要是购买某些穷人家的儿子,这些穷人的家庭因其家境贫困或子女过多无力扶养,而被迫将其孩子卖掉。也有些孩子的父亲将其孩子白送给别人,想由此使自己的孩子在收养人的家中能过得更好。此外,在北京,人们如果想在抱养孩子时更加自由地去选择其认为可能会更具有亲情的孩子,他们可以去一处人们在夜间丢弃婴孩并由皇上每天收留弃婴的地方。在那里,如果他们看到相貌尤其令他们喜欢的孩子,只要给照看这些孩子的人一些物品,就可得到允许把孩子抱走。

他们让抱养来的孩子姓他们的姓,并把他作为他们自己的孩子抚养成人。不过,被抱养者很少能在抱养者死后获得后者的全部遗产,因为后者最亲近的亲戚——他们是自然继承人,通常只允许被抱养者获得一部分遗产。更令人同情的是,如果抱养者后来有了自己亲生的男孩,那么,这位被抱养来的儿子得到的疼爱就会更少。更有甚者,被抱养来的儿子还应当老实听话,因为如果抱养人对其不满意的话,他可能被从抱养人的家中赶出去,或被送回他自己的亲生父母处——如果他们知道其亲生父母的话。以上就是在中国为传宗接代而采取的各种领养方式的惯例。陆姓文人并非不知道所有这一切惯例,但是他的虔诚使他超越了一切自然的情感。他没有考虑以领养的方式来弥补迄今为止他在缺少儿子来传宗接代方面的遗憾,因为他不想因此减少其在天主面前作出的奉献。当获得基督教信仰方面的教益时,他首先想到的事情之一是把其刚刚发现的“财宝”告诉给他的配偶。他把自己具有的所有热忱均用于这一“财宝”上,借以拯救自己和让他的配偶得到启示。他不仅成功地使其配偶也成为基督徒,而且还成功地说服后者和他一起将其认同的这种英勇美德付诸实施。

如果不经常领受圣事,即便持续不断地祈祷,这样一种美德亦将不可能保持下去。这位陆姓文人也同样求助于这种强大的救赎方式。由此,他的第四个决心是每逢节日和礼拜天均去领圣体,每天都望弥撒。人们看到他在冬天最冷的时候第一个到达教堂。有时,由于他来得过早,他会冒着严寒在教堂门口待上很长时间,等待教堂开门。

正是为了不丧失这样一种幸福,他并没有接受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命。此项职务在中国属于最有利可图的肥缺,但必须得离开北京赴任。虽然他的级别适合于担任这一文官职务,但他一接到此项显职的任命就予以推辞。吏部的要员们十分希望他接受这一任命,因为他是京城的文人中最精明能干的人之一。他请了所有他能够找到,并且认为会起点作用的人去替他说情,以便吏部能收回成命。为此,他甚至还给吏部的低级官员送钱,好让吏部再任命别人担任此职。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之后,他终于达到了这一目的。对此,主管吏部的大臣对其如此大公无私甚感惊讶——这位大臣并不知道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并对他说,已经有许多人使尽种种手段想谋取这一职位,陆氏是他所见到的第一个为推掉此职而如此行事的人。

此外,这样一种对参与领受圣事的强烈眷恋亦伴随着与真正的虔诚不可分离的所有其他的美德。我无法向您叙说他是何等的谦逊、稳重。他的独特风格激起了我对他的崇敬之情。由于甘愿担任我们法国人教堂的讲授教理者,他竟乐于接受相当低的职位。这使他为之受苦,几乎仅能吃米饭和咸菜。他对世俗事物的漠不关心,使他变得像所有传教士那样审慎、克制,而这一特点却并非为所有中国的基督徒所共有,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相当随意地要求他们想要的东西。由于认识到时间的价值,他非常注意爱惜时间,不让一寸光阴白白流失。当只身在街上行走时,他始终背诵某些祈祷文,尤其是《圣母经》几乎是被他不停地挂在嘴上。当其官职的职责或某些施舍的动机无须他在外面忙于为众人操劳时,他就回到家中,专心于祈祷或阅读基督教的书籍。如同人们已清楚指出的那样,大多数出身还算高贵的中国人都爱摆架子,但他却极为不拘小节,在大街上甚至对那些最不起眼的小孩子也打招呼。

可能正是他身上具有的这样一种如此坚实的美德,引来了天主在1730年北京发生的那场著名的地震期间对他施予特殊的保护。这场地震在一分钟的时间里压坏了大约十万人。在这场可怕的灾难最惨烈的时候,他与其配偶居住的房子倒塌了,把他们完全埋在了废墟当中。他们既无法逃生,又无法呼救。第二天,人们在废墟中挖开了一条通道,以便把他们拉出来。人们原以为他们已被压死,并已经考虑为其举行葬礼,然而却惊喜地发现他们两人都活得好好的。他们非常平安,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此事在他所到之处以及所有在北京的基督徒中广为人知,而他则把此事归功于天主的恩典。

先生,请您原谅我长篇大论地讲述这个问题。为了纪念一个如此值得钦佩的基督徒,我的内心一直满怀敬重之情。在提及第三个例子时,我展开论述的篇幅将有所压缩。我向您保证,这第三个例子会使您看到我们的宗教书籍在使中国人改宗方面所起的作用有多大。此人叫皮埃尔·陈(中文名陈多禄,苏州人。——中译注)。他现在是耶稣会士和司铎。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他以行医为业,且医术高明。以下就是我从他那里得知的关于他改宗的情况。

由于得悉与他一起住在北京的朋友之一是基督徒,由于他还不知道基督教的实质和做法,他决心要认真地审视基督教的一切行为。他注意到他的朋友要比他晚睡得多。为了弄清其原因,有一次他故意装睡,同时又让自己能从床上看到其朋友的举动。不久,他看到他的朋友跪了下来,做了相当长时间的祷告。虽然他不知道这种仪式的动机和目的,但他对其朋友什么也没问,以免朋友知道他正在观察其举止。过了没几天,这位朋友告诉他,自己不得不起个大早去某个地方办事,他就怀疑此事可能与朋友信仰的宗教有关,并决心尾随朋友去那儿。第二天,在听到朋友起床后,他也尽可能悄无声息地穿好衣服,并尾随其朋友出去。他一边跟着朋友走,一边始终注意保持一种既能看到其朋友,又不会被发现的距离。在看到其朋友走进葡萄牙耶稣会士的两个教堂之一后,他在并不知道此为何处的情况下也跟了进去。由于那天人们在此庆祝一个神圣的节日,大批基督徒已经汇集在那里,并共同高声朗读弥撒前的普通祈祷文。他头一次非常惊奇地看到一个布置得极好的祭台、一个放置在中间的十字架、大量已被点燃的蜡烛以及众多跪着的人。尤其让他震惊的是,他看到人们在划十字。他丝毫不理解这一整套排场,这种排场与在寺庙里搞的那一套玩意儿大相径庭。在后一种场合里,几乎整个祭仪被简化为点燃香火;在偶像前跪拜,并在跪拜过程中以反复喊出该偶像的名字作为祈祷;最后是送钱给和尚。他是如此的惊讶,以至于惊愕之色在其脸上显现了出来。他用眼睛左看右看,显得非常局促不安。他很快被基督徒们认出是异教徒,一些基督徒在专注地看着他。这立即使他惊慌失措。于是,他满脸羞愧,匆匆地离开了那里。同时,他心中暗暗打定主意,要深入了解这些表示奥义的仪式。他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朋友回来,想请后者对此解释一番。因为他甚至怀疑朋友可能是在教堂中盯着他看的人之一,他就首先把刚发生的事情讲给朋友听,并求朋友给他讲解其在教堂中目睹的一切。他的这位已成为基督徒的朋友遂利用这一良机向他讲了一些基督教的教义。由于发现他离天主之国比自己原先想像的要近一些,他的朋友要他去读一本很好的书,以便能完全了解基督教的教义,并把书名告诉了他。他一读此书就成了基督徒——这是他为了使我能更好地理解而采用的说法。他对书中所解释的真理是如此相信,使他从那时候起就选择了基督教。

就在这时候,由于医生职业要求他前往36法里远的地方去看病,这使他有机会处于我们某个基督教徒的团体之中。此地基督教徒团体的负责人对他颇有好感,遂在对其讲解教理后把他送到我们在北京的修道院接受洗礼。他在那里认识了我们准备培养为司铎的三名中国的新学修士。不久,他们均被获准成为司铎。他在我们修道院过的那种生活让他觉得极为美好。他尤其对拯救其同胞这一仁慈的动机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这些同胞正开始选择归信基督教,但尚未最后完成这一选择。在这一世界上,没有任何障碍能阻止他把自己奉献给他们。

我们在听他作第一次宣讲时,觉得他还差得很远。但这一拒斥并没有让他气馁。他通过漫长的经历已经摆脱了人世间的虚荣。他所具有的这一愿望,即更卓有成效地为拯救自己以及众人而工作的愿望是真诚的。为了能被我们所接纳,他多次提出恳切的请求。在经过长期考验之后,我们最终依从了他。诚然,由于他已有四十六岁,如此之大的年纪对他的计划构成了一种巨大的障碍,但他的虔诚众所周知。他在讲述天主方面表现出来的才能,他的热忱和良好的性格,均能满足我们对传教士的要求,并使他足以克服年龄上的困难。六年后,他被派往澳门接受司铎的头衔。现在,他是距广州120法里之遥的江西省的一位称职的传教士。在返回首都的归途中,我曾路过他所在的地方。我高兴地看到了他。见到他对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这不仅是因为五年的亲密交往使我们之间形成了深情厚谊,而且还因为在如此漫长的路途中我没遇到过其他的传教士。他始终保留着医生资格,并借助它进入那些并不认识他的人当中,因为若无这一医生的身份,这些人就不会让他进入他们家中。而这一身份则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能在医治这些人身体的同时,也能为他们灵魂的健康效劳。

先生,通过这些例子——类似的例子我还能向您举出许多,您可以看看我们为了尽可能传播论述基督教的中文书籍而花销的费用是否用得极为妥当,以及我们是否有理由去节省这些费用。谨致崇高的敬意。

 

101 一位在北京的传教士于1750年寄给某先生的信
 
 

 

  (1750年于北京)

先生:

您惠寄给我的来信已经收悉。如您所希望的那样,我将在这封信中逐条予以答复。您首先向我保证说,将能够反驳您已经听到的针对在北京的传教士的意见,并且您正是为此才致函于我。接着,您又给我详细叙述了所有让您感到困惑的话。您可能因过于理智而无法感受到这些争执是多么的浅薄无聊,同时亦无法看到人们能够据此反驳的充足理由。但是,既然您希望从我这里得到这些理由,我将让您对此感到满足。我把有人已用来反驳您的一切归结为两条。

有人首先对您发问道,我们是否值得漂洋过海去为一位异教的君主绘画,或给他讲授物理、数学和天文等等。先生,如果他们在读圣保罗传(《圣经·哥林多前传》第9章22节)时见到“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的字句,如果他们从这段值得注意的文字中得出一切其自然产生的结论,他们就不会提出这些批评。因为说到底,拯救众人的计划是一项与这位伟大的使徒相称的计划。为了拯救他们,我们通过合法、公正的手段,力求有助于那些能够为此带来如此巨大的好处的人。为了使这一虔诚的计划获得成功,我们终于在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都中,甚至在皇帝的宫殿内,公开地行使神圣的职责和举行基督教的神圣仪式,而这又使得基督徒的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在首都确立基督教的这种地位又导致了其他传教士得以进入那些基督教尚未被官方批准的省份,并使那些省份得以仍然具有众多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难道人们相信,为了取得如此之大的好处,圣保罗会放弃“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吗?圣保罗本人为了给其同人带来生活所必需的物品,用自己修造帐篷的双手辛勤劳动(《圣经·使徒行传》第20章34节)。那么,为了达到这些如此崇高的目的,难道他会害怕利用绘画、数学吗?难道他没有说过“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吗?难道我们不能在他的这句话后面再加上“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吗? Omnia autem facio propter evangelium,ut particeps ejus efficiar。一个使徒式的讲道者难道不该为一切人服务吗?难道他不该把一切归功于天主所说的话吗?先生,您看,以上就是我针对第一条意见的反驳。而且,也几乎只有它才值得我们加以强调。

我接着转入第二条,这条意见将更能迷惑人,因为它带有强烈的宗教虔诚的色彩。难道他们没有诉苦似的向您说道:仅仅以艺术和科学方面的身份去看望中国皇帝的行为有损于圣职的尊严,他们为此感到非常悲哀与耻辱吗?使徒的虔诚——此乃其首要的誓愿,难道不应该用来激励他们的勇气,使他们大胆地为基督教辩护,以便不仅仅废除那些对基督教不利的敕令,而且还应该颁布别的有利于基督教的敕令吗?

在此,先生,我对您的答复是由您本人来探究其缘由,并以此回击那些提出此问题的人。

我知道,在您返回欧洲时,您曾在英国逗留,并在那里受到了英国国王及其大臣们的款待。您并非不知道,在这个王国里存在着基督教的教士。他们虽然经过伪装,但毕竟是在力求维持对来自罗马教廷的基督教的信仰的传教士。在您待在伦敦期间,如果您给这些传教士当中的某个人出过主意,要他们像您的那些先生硬要人们在北京所做的那样来行事,而且,如果他们当中的一员听从了您的主意,在英国国王及其大臣面前大声攻击所有用来对付基督教的法令,要求人们撤销它们,并要求人们允许全体英国人信奉与他们一样的,且被他们视为是惟一名副其实的宗教时,那他又会怎么来回答您呢?难道他不会只向您表示,这种手段是莽撞的,它产生的结果肯定是弊远大于利,而冒失并不是一种美德吗?然而,人们在欧洲具有的与统治者说话的自由和人们在东方与这些广袤疆土的主宰们说话方面存在的困难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在欧洲,人们所冒的只是被赶出宫廷或城市的危险;而在中国,违抗皇帝是一项应处极刑的死罪,而且此举很可能使基督教在这个庞大的帝国像在日本一样,被人永远废除。

但是,先生,为了让您以及您为之解释的人满意,我不应该任由你们不了解,他们要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以及要我们取得还要大的进展该有多么困难。在当今的皇帝刚刚登基时,由于其前任雍正皇帝统治时出现的对基督教的狂热迫害仍在继续,传教士们交给皇帝的画师朗世宁修士一份文书,请他呈给这位君主,以便能有利于当时在北京正受到迫害的基督教。皇帝收到了这份请愿书。但结果如何呢?结果是新一轮的迫害。衙门的官员对基督徒们极为不满,取缔基督教的判决书被张贴在各个十字路口,甚至贴到了我们教堂的门上。随后又非常严厉地指控朗世宁竟敢向皇帝呈送这样的文书。自此之后,另一种迫害突然发生。人们在宫殿内严格地对朗世宁进行搜查,看他有没有夹带与呈送给皇帝的请愿书相同的文书。

先生,您已经看到这些活动有着多大的风险。然而,传教士们并未止步于此。在迫害最厉害的时候,也是这位朗世宁修士匍匐在皇帝的脚下乞求其予以保护。这位君主脸上充满怒色,对他不加理睬,并连着几天未去原以看朗世宁作画为乐的地方。一言以蔽之,传教士们在宫内外宣讲我们神圣的宗教的声音,从来没有像在迫害之火燃得最旺时,尤其是面对两位在1746年11月22日奉皇帝的密诏光临法国耶稣会士的教堂的大臣时那样响过。所有的欧洲人,不管是教士还是俗教徒,不管是罗马教廷传信部的先生们还是耶稣会士,均被这两位大臣召来出席这次会面。人们当着这两位显贵的面大胆地为耶稣基督的宗教辩护,并对不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布道提出抗议。他们宣称,如果中国政府不让他们开口说话,他们将无法再待在中国。与此同时,他们向两位大臣递交了一份辩护书形式的备忘录,请后者呈给皇帝。

在这一场合中,正是宋君荣神父试图证明归信基督教的必要性,并就这一美好的主题作了一个又长又感人的演说。两位大臣中的其中一位是个自负、傲慢的人,他是基督教的公敌,而且不管是君主还是高官显贵都不敢顶撞他,他在这一场合中被弄得目瞪口呆,并觉得很没面子。正是此人也像大多数迫害基督教的人一样,最终不得好死。由于就是他在1749年下令处死了毛里加斯特尔的桑斯主教以及他同伴中的多明我会的神父,而且也是他在云南使得两位耶稣会士,即安托尼·昂里盖、特里斯唐·德·阿戴米处于最悲惨的境地,在他此次光顾我们的教堂一年之后,他作为军队的统帅在斩首台上被人处死。在这位人人痛恨的大臣死后,曾陪同该大臣前来我们教堂的北京的地方长官对宋君荣神父说道:“我觉得您在这次会见当中有点过于勇敢。”宋君荣神父则答道:“大人,即便在皇帝面前我也愿说同样的话。我们大家都将会为能在皇帝面前,并在他的宫廷内为耶稣基督的宗教辩护以及为之而死感到高兴。”

最后,先生,基督教的精神并不是为了谋取一种个别的、不太确定的利益。人们已经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损害——这一点几乎可以确信,而且这种损害多半是无法弥补的。正是由于担心其善举会导致基督教在希腊以及奥斯曼王朝君主的所有其他领土上完全被毁灭,连教皇们也禁止那些身处土耳其皇帝统治地区的人们去亲自致力于伊斯兰教徒的改宗。

从我刚才所汇报的一切当中可得出什么结论呢?这就是应当等待天主安排的时机;这就是应当感谢天主使福音的使者在北京坚持了下来,而不是轻率地指责他们没有取得人们期望他们取得的一切成功。他们虽然置身于不时出现的风暴之中,但却借助于其为中国君主提供的某些服务,平安地在北京保留了基督教的残余,并由此孕育了这一持久存在的希望,即有朝一日在这些省重建与康熙统治时期一样的传教自由。

此外,先生,我深信您仅仅是在虔诚的驱使下才赐信于我。我希望,同样的虔诚将使您理解我的理由,而且您还能够找到其他的理由,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辩护。谨致崇高的敬意。

 

102 一封发自澳门的信
 
 

 

(1754年9月14日于澳门)

当基督教在中国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际,让我们略感安慰的是:尽管传教士受到了限制,尽管传教士的存在对被托付给他们的信徒们并未能够显得极为有用,但他们在这个帝国毕竟得到了容忍。您可以从我将告诉您的我们亲眼所见的事件的详情中得出这一判断。

您并非不知道,传教士为了不过于引人注目,被迫穿上在该国流行的服装。然而,虽然他们在仿效中国人的举止、风度、步态以及所有中国人特有的特征方面颇具才能,但人们往往能够把他们区分出来,而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在异教徒归信方面存在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为了去除这种会被人认出的不便之处,传教士们尽其所能地培养当地的教士。传教士们在这些人年幼时就培养他们,教他们学习拉丁语,并逐渐地教他们一些教会神职方面的知识。当这些人达到一定的年龄时,传教士们就让他们充当讲授教理者,并在他们年届四十之前对其进行考验,若有在年届四十时始终经得起考验者,则任命他们为教士。巴黎外方传教会在暹罗王国的首都设有一个神学院。一些中国孩子就是被人送到此处接受教育,并被培养成为福音的使者。人们通常把他们培养成非常好的人。这些中国的教士由于不易被人认出,所以能够取得比欧洲人大得多的成果。但是,尽管我们百般注意,偶像崇拜仍使远比我们能够拯救的人要多得多的人堕入地狱。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从事使徒工作的人的数目丝毫无法与中国巨大的人口相称;其二是几乎持续不断的各种迫害严重地阻碍了传教事业的进展。然而,在中国的基督徒的数目仍相当可观,其数目之大使得目前在该帝国工作的传教士们显得人手不足。对有人反对我们神圣的宗教感到非常愤怒的士大夫们不断地自己前来,或带着全家前来请我们给他们施洗。说实话,当人们抓住主教时,他们会砍掉后者的脑袋,因为他们把主教们视为反叛的首领。在过去的年代里圆满完成了一项长达三十年的使命的毛里加斯特尔主教就是如此。这是一位神圣的高级教士。我刚刚获悉,人们正为在罗马给他列圣品而努力。在他刚一被判决时,当地希望收集这位殉教者遗骸的信徒们就与一位异教徒约定,给后者重金,要后者在这位传教士将被处死的地方播撒灰烬,以便能够汲取他的鲜血。这位偶像崇拜者是个唯利是图的人,他圆满地完成了人们交给他的这一任务。但是,当他收集沾有殉教者鲜血的灰烬时,在其心中出现了天主赐予的奇迹,这一奇迹使他突然归信了基督教。这位对他所拿着的神圣遗物充满着崇敬之情的异教徒刚一跑回家中,就把这种沾着鲜血的灰烬撒在他的妻子以及几个孩子的头上,并用最感人的话语劝告他们信奉耶稣基督。他的劝告并非毫无作用,因为当他刚一接受洗礼,他也把同样的恩典带给了全家。不久之后,由于获悉一名中国的传教士被人逮捕并被投入离此几法里远的监狱里,他立即就来到了这一监狱的门口,并对想要把他赶走的卫兵说道:“您为什么不让我去看望这位神父?我向神声明我是一位基督徒,并承认我已从传教士那里接受那里接受了数不胜数的服务。我希望能够通过减轻那些处在悲惨境地的人的痛苦来向他们证明这一点。这也正是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这番坦诚、朴实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卫兵们,以至于他们带他进入了这位神父被关押的牢房,让他把衬衣和外衣交给了神父——他知道神父缺少这些衣服。

在此,我要跟您讲一下这位神父。这是一位中国的教士,他的美德和虔诚已经使其获得了基督教徒的尊敬。一天,他前往一个小岛,以便在那里接受基督教徒的忏悔。当地的官员一得到消息就派士兵包围了传教士所在的屋子。这些士兵威胁道,如果人们不交出这位传教士,他们将放火烧掉这幢房子。屋内那些丝毫没有听清楚外面在说什么的基督徒打开了房门,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一打开门就立即看到一群愤怒的士兵向他们扑来。这些士兵逮捕了所有在屋里的人,并抢走了传教士做弥撒用的全套器具。由于这位传教士是中国人,士兵们起先并未认出他来。基督教徒们在受到审问时压根不愿说出谁是传教士。但是,这位传教士由于担心士兵们为了使这些人招供会虐待他们,就自己挺身而出。结果,他就好像是一位歹徒似的被五花大绑,并被关押到天明。天亮时,他被押送到地方官员的面前。后者问他是否基督教的首领?已迷惑了多少人?岛上基督徒的数目是多少以及他们名叫什么?他随身携带的所有这些来自欧洲的装饰物和书籍是干什么用的?最后,官员还问他道,人们在他的日用品中发现的一瓶油是否是他用来变魔术的(这位官员就是用魔术来称谓圣职的作用的)?这位传教士以与其智慧和准确性同样程度的坚定之情回答着这些不同的问题。他说:“我并不是基督教的首领。我既没有足够多的美德,也没有足够多的功绩来占据这一高位。但是,我信仰这一神圣的宗教,并在教授这种神圣的宗教。我没有迷惑过任何人。我知道不少这座岛上的基督教徒的名字,我也知道其数目,但是,两者我都不会告诉您,否则的话就是背叛我的兄弟。至于您所看到的这些装饰物和书籍,它们是我敬奉天主时用来充当祭品的。这一惟一真正的天主是天与地的创造者,世间万物皆应当崇拜祂。”他补充道:“至于这些油,它并非是用于变魔术的,因为魔术是一种令基督徒感到害怕的东西。”那位官员在听了这位忏悔神父的话后非常震惊,曾一度呆若木鸡。随后,由于他想掩饰自己的惊讶之情,他打开了一本用中文写的关于十诫的书。他的眼光不期落到了禁止通奸的内容,并问道:“基督徒为什么痛恨通奸?”他没有期待传教士的回答,而是让人记下所谓的犯人在审讯时回答的话。在审讯结束之后,他让人把所谓的犯人带回牢房。翌日,他又派兵把这名犯人押送至职位更高的官员那里,后者叫人打了这名所谓的犯人一百四十个耳光、八十大板。见已经使用的这两种刑法不起作用,人们又求助于第三种刑法。他们拿来了两个由一个端头连接在一起的非常大的箱子,在

把受刑者的脚置于两个箱子之间后,在另一头非常用力地让两个箱子互相靠拢,使得受刑者昏了过去。但是,人们不久又通过这一办法,即让受刑者喝一种他们让他喝了多次的液体使后者恢复知觉。这次审讯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最后,那位因这名勇敢的忏悔神父的顽强不屈而大为光火的官员让人把神父押回牢房,并决心继续对其进行折磨。第二天,那位官员又让人把神父带了上来,仍然对其进行严刑逼供。这次酷刑从早晨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但是,所有这一切均毫无作用。传教士以一种使专制暴君惊慌失措的勇气经受住了严刑拷打。最后,人们见严刑拷打并不能让这位神父屈服,就让后者在以下三种选择中任选一种:第一,供出岛上基督徒的名字、数目和住处;第二,去做和尚;第三,被人处死。传教士说道:“你们永远不可能得到你们要我招供的东西;至于做和尚,正直还有荣誉本身均不允许我这样去做;我并不怕死。因此,你们就对我严刑拷打吧。能为我宣传的真正的天主的事业抛洒热血,我感到非常幸福。”对忏悔神父的坚定态度大为恼火的那位官员下达了将其处死的判决,并派人把神父重新带回单人囚室。四天之后,人们把神父押往北京,以便验明正身,执行死刑。但是,自恃宽厚和慷慨的皇帝觉得应当减轻刑罚,并将其改判为流放。对他来说颇为幸运的是,他被流放到一个有许多基督徒的省份的某个角落。他现在还在那里。我们希望,曾在他受到严刑拷打时使他得以幸存的主为了其新队伍的利益和建立继续延长这位神父的生命。这些美德的榜样极为有助于减轻我们遭受残酷迫害时的痛苦。

接下来要讲的是另一个有关恩典的奇迹。您知道,日本人要所有想进入他们岛国的人践踏带耶稣像的十字架。一位中国人在日本登陆上岸时,也有人要他这样做。这位对此颇感吃惊的偶像崇拜者问道,人们要他在其肖像上行走的人是谁。人们回答他道,这是马尼拉人的肖像。日本人就是如此来称呼耶稣基督的,因为他们一般认为,最早进入他们国家的传教士来自马尼拉。这位中国人对人们蔑视这位马尼拉人感到愤慨,并不可遏制地表现出了他的不满情绪:“这个你们要我在其画上行走的人并没有对我做过什么。你们为何还要我去侮辱他呢?这是我不能做的不公正的行为。”他始终不愿赞同人们要求他去做的这种事情。回到中国后,这位异教徒偶然地向某些基督教徒讲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对其做法感到欣慰的基督教徒们向他解释了日本人要他在其肖像上践踏的马尼拉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于这些基督教徒来说,这是一个向他讲授基督教要义的机会。这位偶像崇拜者被基督教徒所说的话深深地打动,以至于他不久就去找一位传教士,请求他为自己施行洗礼。目前,此人是我们所拥有的最虔诚的基督教徒之一。

科钦支那王国Cochinchine过去曾误译为交趾支那。但Cochin应是印度南部西海岸的城邦港口,我国明代称为柯枝,商业外贸航海发达,也是葡萄牙人最早来到东方的港口。16世纪初葡人来到远东原占城王国海口(当时为越南南部顺化阮氏王朝都城),便根据印度人的习惯称呼此地为Cochinchine,即科钦支那。——中译注的基督教徒要比中华帝国的基督教徒不安宁一些。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基督教曾在此地相当自由。在这里,大约有六十座教堂,人们在这些教堂里可像在天主教色彩最浓重的国家一样,公开举行神圣的仪式。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基督教在这里遭到禁止。也许是因为听从了其极端仇视基督教的大臣们的劝告,也许是因为他自己贪财,该王国的国王听凭人们要他相信基督教徒拥有巨额财产。根据其夺取这些财产的计划,国王下令要所有的传教士前往他的宫中,并要所有的官员将其辖区的民众带到这些传教士的面前,以便让这些民众践踏带耶稣基督像的十字架。有必要指出的是,据说这道最后的命令是在荷兰人的煽动下下达的。这些荷兰人指控说,因为知道一项同样的命令在日本产生的结果,他们曾向科钦支那国王建议,把让人践踏带耶稣基督画像的十字架作为一种驱赶传教士的有效手段。在荷兰人看来,这些传教士妨碍了一项人们赋予他们的有关这一王国的计划。被这一计谋所欺骗的国王让人公布了这一敕令,而传教士们亦来到了王宫。人们要他们在带耶稣基督像的十字架上行走。但是,由于他们拒绝这样做,人们夺取了他们的财产,并在将他们关押于最折磨人的监狱达两个月之后,把他们送回了澳门。这些城市里的官员们同样在他们的衙门里传唤那些想使其屈服的基督徒和偶像崇拜者,让这些人践踏耶稣基督的画像。您一定会理解,异教徒们并不会对此有所犹豫。而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大部分显示出自己不愧为是基督徒。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由于担心自己可能坚持不住,就逃到了山里,在这些人中有二十或三十名处女,她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其角色与法国的灰色嬷嬷(des soeursgrises)极为接近。另一些基督徒则来到了官员们面前。他们反感地拒绝了要他们践踏圣像的可怕建议,值得高兴的是,这类人占绝大多数;而另一些人则因受到诱惑成为背教者。前一类基督徒被判处为去饲养大象,对他们的处罚包括每天割用于喂养这些动物的草料——这是对男基督徒的惩罚。而对于女基督徒,人们在她们每个人的背上各打了一定数量的板子,然后将其释放。

在这些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徒中,有一位非常富裕的科钦支那人。在其归信基督教之前,人们把他看成是他们国家中最吝啬的人。由于他与基督徒们有生意往来,他注意到在基督徒们的行为中有许多大公无私、宽宏大量的表现,遂很想知道这种教人超越自身的宗教是由哪些内容组成的。于是,他就让人给他讲授这些内容。我们的箴言中所具有的纯洁、智慧和崇高的思想打动了他,而由恩典的力量所支持的传教士的话语则使他改变了宗教信仰。他的表现是如此之好,以至于成了一名有美德的名副其实的典范。当人们命令他在带耶稣像的十字架上践踏,否则就没收其所有财产时,他对判决者说道:“把它们都拿走吧。它们既脆弱,又难以久存,而我所期待的是别的永恒的、没有人能够从我手中夺走的事物。”他的财产实际上已经被国王在没收后占有。他还被人戴上锁链,并受到为大象割草的判罚。我在此还能够列举出许多其他勇敢地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徒,他们的坚忍和勇气令人潸然泪下。但由于这一数目实在太大,我只能止步于我刚刚所汇报的这些概况。

我已经对您说过,我们曾痛苦地看到某些基督徒背教。在这些可耻的背叛者中,有一位官员一听到命令就在带耶稣基督画像的十字架上践踏。国王对他如此迅速地服从命令的举动颇为惊讶,并由此产生了此后对这位官员极为不利的念头。这位君主甚至以威胁的语气对他说道:“你是一个坏人。你让我加倍地生气。如果我把你看成是基督徒,那么你是一个卑鄙地侮辱你们所崇拜的天主的不忠诚的人。如果你如此对待我的王国中尊奉的诸神,任何酷刑用在你的身上均不为过。如果我把你看成是一个臣民,那么你已经违背了你的君主的旨意,因为你选择了一种君主明令禁止的宗教。因此,从许多方面来看,你只能遭受惩罚。所以,你就离开我这里,去忍受我判决给你的惩罚吧。”国王话音刚落,这位卑鄙的官员就被锁上了铁链,他的一切财产亦被没收。这就是他背叛基督教的结果。我不认为应当任由您忽略这个令人悲伤的小插曲,因为我觉得这个插曲适合于使您对科钦支那的国王产生这样一种念头,即他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也相信他们的诸神的存在。如果对金钱的渴望不在其身上占据支配地位,我们神圣的宗教还可能在这个王国繁荣昌盛。

在统计其辖区的居民时,一些官员忘了把一些除了渔船和渔网一无所有的渔户统计进去。这几户渔民均是基督教徒。一些偶像崇拜者向官府告发了他们,官员们遂把这些渔民叫来就其信仰进行审问。渔民回答说他们只信仰惟一的天主,这个天主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人们要他们要么践踏耶稣基督的画像,要么去充当士兵。需要指出的是,当兵在这个王国里是最低贱、最可怜的职业。这些渔民一致写道:“我们将去当兵。如果需要的话,我们甚至会去死。”官员们对他们的答复感到非常意外,一时无法决定该如何处理他们。官员们既不愿判处他们去饲养大象,也不愿让他们去当兵。前者是因为已经有太多的人在遭受同样的处罚,以至于人们已无法再安排他们去饲养大象;后者是因为人们已不再需要人当兵。此外,官员们也不愿把他们扣留在牢房里,因为他们没有接到这方面的命令。就这样,官员们作出的决定是把这些渔民放走。

挫折、惩罚、迫害均丝毫没有减弱天主在其使者身上激起的热忱。在传教士们被驱逐后不久,巴黎修道院的一位修道士和一位教士力图重新进入该国传教。于是,他们登上了一艘开往柬埔寨这一与科钦支那接壤的王国的小船。他们平安地到达了这个国家。在那里,他们受到了极好的款待。但是,在他们逗留该国期间,两国之间燃起了战火,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进入科钦支那。于是,他们打定主意返回澳门。曾带他们来此的那艘中国船只愿意再带他们去澳门,但是,他们刚一启程就遭到了七艘科钦支那船只的攻击。这些用步枪武装起来的海盗杀死了二十四名船员,后者以巨大的勇气与海盗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战斗。最后,敌人们无法用武力制伏这艘船,就尽力想让该船起火,并取得了成功。在船起火后,船上的人被迫分成两支,一些人进行战斗,另一些人则从事灭火,以至于他们很快就身处绝境。在这种困难的局势下,他们把自己拥有的两只小船放入水中,除了两位传教士之外,每个人都想通过逃跑求生。

科钦支那人想要的并不是这么多的人,而是能够拥有他们的钱财。因此,他们放走了小船,占领了大船。传教士们一看到海盗就走出船舱,迎面而上。那位修道士——我尚不知道此人的姓名与等级,首先主动让他们看到自己,并被这些野蛮人所杀害。外方传教会的那位修道院的教士见其亲爱的同伴被杀害,直躺在甲板上等待对方把他置于死地。野蛮人实际上已经跑上来准备杀他,但双桅横帆船的首领之一见状起了恻隐之心,并不让人对这位传教士有任何伤害,但是他却任由手下人抢劫教士的箱子。人们只给教士留下了几本关于宗教虔诚的书和一些对海盗来说没用的物品。由于担心被火焰包围,这些海盗一抢完这些他们在船上发现的东西,就匆匆忙忙地撤离该船,并把传教士留在大火当中。主永远都在关注他的臣民。科钦支那人刚一下海就折回船上,带传教士和他们一起上岸。他们确实把传教士带到了岸上,但把他留在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痛苦不堪的传教士被迫在不知道究竟该走哪条路的情况下在此处待了数小时。就在他悲叹自己的命运时,两只小船从远处驶入了他的视野。这就是那两艘载有他的不幸旅伴的中国船只。他刚一看到他们,就用尽自己身上剩下的所有力气向他们呼喊与招手。那些人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位传教士,就使劲划桨向他靠拢,并把他带到了其中的一只船上,心满意足地在海上行驶。在天主的庇护下,他们不久就遇到了一艘中国人的大船,这些中国人把他们接到了自己的船上,给了他们一切他们所需要的安慰,并把他们带到了柬埔寨。传教士刚一下船就前往一个曾经有大量基督徒的小镇,并决心在我已经说过的那场战争结束之前一直待在那里。然而,他在那里待的时间并不很长。由于科钦支那人突然侵入了这座小镇,传教士和他的信徒们逃到了山里,并在山里躲藏了个把月。当他们结束东藏西躲的生活回到其原先居住的地方时,已无法再找到他们原有的住房。这些房子已经统统被推倒或烧毁。我们是通过一封他在这些令人痛苦的灾难发生之后写给我们的信中得知这些各种各样的关于他本人的消息的。我们珍藏的这一片段包括对他们的苦难的叙述。我向您保证,每当我看到它们时泪水就夺眶而出。这位神圣的传教士在该信的结尾处表达了其最强烈的遗憾,即他没能取得像曾与他相伴的那位修道士一样的功德。他说,殉教者的桂冠是其愿望和抱负中惟一的目标。

您将会以为,东京的基督徒遭受着与我刚刚同您说的那两个国家的基督徒一样的苦难。但是,为了让您与我均感到宽慰,我将告诉您的是,东京的基督徒远比那两个国家的基督徒要平安得多。因为除了该王国的某些角落有二到三名官员假装要阻挠传教士之外,到处都存在着相同的宗教宽容,到处都有人以非常气派、神圣的方式举行神圣的宗教典礼。那里的人与法国人一样,或许比法国人还要守时地保留相关的节日。最后,所有的宗教仪式在那里如同我们所能期望的那样可自由地举行。

 

103 钱德明神父致本会德··图尔神父的信
 
 

(1754年10月17日于北京)

我至为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很乐于赞同那些以奇特的眼光审视我们的使命和人员的举动,这促使我向您详细叙述本年之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些事情有好有坏,有的令人悲伤,有的让人欣慰。这是一个正处在变化之中的国家。人们在它的内部迅速地从最可怕的惊恐转入最令人愉快的期望,并从最深的灾祸的深渊转入繁荣昌盛的顶点。几天的逗留往往就足以使我们见证这些不同的印象,或足以使我们感受到这一切。解读这些我将向您描述的事情,将会使您对这种真实性确信不疑。

在将近两年之前,我们法国传教会的总会长,尊敬的嘉类思神父给其属下的传教士们写了几封信,以便向他们履行他刚刚被授予的职责的义务。这些信不幸被人拦截。他的信使被扣留,并被带到临近城市中的衙门。许多基督徒因此受到虐待,嘉类思神父的中文名字在那些有人了解此事的地方不止一次地引起反响。这位神父被迫逃走,在无法找到可靠的隐避场所后,才勉强在最忠诚的基督徒中找到开船的人和向导的情况下,从一个海岸漂泊到另一个海岸。天主明显地显示出他尤其希望保留这位有德行的传教士。

一天,许多非基督教徒聚集在嘉类思神父的小船周围,大声疾呼道,有人要他们交出传教士,而他们这些受到打击、颇为沮丧的人已不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见小船已不可能从他们手里逃走,这些人正要以武力来制伏小船。就在这时候,如同受到了神的激励,嘉类思神父突然从他藏身的船只的角落里走了出来,并且神情安详、坚定。他对那些想抓他的人说道:“应当承认,你们如人们要你们做的那样,很大胆地肯定有人在这里藏了一个外国人。那么,你们有什么证据呢?我就站在这里,请你们好好地看我,并自己判断我是不是个欧洲人。”闻听此言,原先一直不愿放手,并以为已经抓到其猎物的非基督教徒们变得像羔羊般温顺。他们从神父身边撤了回去,任由这位传教士有充裕的时间平安地驶往其他地方。

又有一次,当人们进行最严厉的搜查时,包括嘉类思神父乘坐的船在内的三艘船只同时被勒令停下,并被士兵们团团围住。这些士兵准备在船上到处乱搜,以便发现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寻找的人。事实上,他们已经动手这样做了。两艘船已经被彻底地搜查,但是,犹如他们已经受到了某种来自上苍的力量的威胁,这些士兵甚至都不打算光顾嘉类思神父所在的那艘船。这艘惟一能使他们拥有其已为之历尽艰辛的财富的船只,就这样逃脱了他们野蛮贪婪的威胁。如果我不怕超出对自己设定的界限的话,我还将有大量类似的事情要叙述。我在结束有关嘉类思神父的文章时还想就他,尤其是他这两年来所过的生活再说两句。这些生活辛苦、艰难至极,并极度地充满担忧、不安与困惑。这位虔诚的传教士很希望最终能获得殉教者的桂冠,但是天主也许还需要留他从事更伟大的工作。人们能够从他在逃脱最严厉的追捕后不久所写的信里判断出其内心的情感:“我没有一天忘记祭台上的您……当我手握受害者时,我觉得这一如此值得崇拜的受害者是幸运的。而这又教我最终奉献出我自己,或更确切地说,为了天主高兴,让我完完全全地为善牺牲一切。”

尽管这位出色的传教士尚未享有为耶稣基督抛洒热血的福分,但他被迫每日去做以及忍受的却是一个连续性的殉教者,这种殉教者比那些在经过酷刑后被夺去生命的殉教者要艰难得多。他在致信给王致诚神父时写道:“我非常感谢您送给我的那幅科尔教皇陛下的双面画,这幅画幸运地逃脱了火灾、水灾以及将我们曾拥有的一切几乎剥夺殆尽的贪婪等等的危险。”在我几个月前收到的他的来信中,他写道:“失去钱财,不再拥有用于我们食宿开销的经费来源算不了什么,最糟糕的是在我们大多数基督徒当中,有人被搜查,有人被关入牢房,有人被棒打;此外还存在着令人气愤的反对基督教的告示和背叛基督教的行为……但是,这位值得崇拜、和蔼可亲的天主对事物已做了这样的周密安排,以至于我们所有得到恩典的行动都只应当求助于他来减少事件中不幸的一面。”

事实上,当人们有更多的理由相信这场风暴将在嘉类思神父四处传教的省份使传教事业前功尽弃时,准是因为有了神的保护的奇迹,这一场如此强烈的风暴才可能像这样被平息。当我们处于极度不安的时候,当一切似乎均令人绝望的时候,平静突然通过信使和其他被囚禁的基督徒的获释显示出来。但是,同它将在江南省对葡萄牙耶稣会士最兴旺发达的传教区之一造成的可怕破坏相比,这场风暴并不仅仅对湖广省产生威胁。我至为尊敬的神父,您可以通过以下的叙述作出这样的判断:

在乾隆十九年的第二个四月或闰月,也就是1754年5月底左右,一位信使来到了葡萄牙中国传教会副省会长费里克斯·德·罗萨神父处,并带来了一封由一位中国的耶稣会士给其上司写的信,这位中国的耶稣会士在信中把一些最令人悲伤的消息告诉了后者。这位中国的耶稣会士告诉后者说,在江南传教的葡萄牙耶稣会士郎若瑟神父已经被捕,并在他被拖入的衙门中受到官员的拷问。这位中国的耶稣会士补充道,许多基督徒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并且人们已经公布了所有在这一省份传教的欧洲传教士的体貌特征。

中国耶稣会士并未在信中涉及详情,但送来此信的信使补充了许多具体情况。对于后者补充的这些具体情况,人们不应该完全相信,因为中国人非常善于夸张,尤其是在显示不幸时更是如此。不过,人们确实有太多的理由猜想,这一赋予大批虔诚的基督徒巨大希望的传教会行将毁灭,并且所有正在此处行使圣职的传教士即将被捕。正当人们不知所措之际,又来了第二个带信的人。这是一位曾在北京生活过的基督徒,并在我们葡萄牙神父的传教会中当佣人。他带来了令人沉痛的消息:五位欧洲的耶稣会士已经被捕,大约八百名基督徒的家庭被人告发,这些人每天要到负责处理此事的官员的衙门中自首。他叙述了许多他亲眼目睹以及在那里从见证人处获悉的事情。据说,郎若瑟神父有幸在有人对他施予酷刑使其遍体鳞伤时仍公开表明自己在余生中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人们并没有提及其他受苦受难的传教士,而人们要想知晓这一事件的整个详情,就应该从这些传教士本人那里去了解,因为跟您实说吧,中国人的叙述往往因善恶不分而使人产生怀疑。可以肯定的仅仅是以下几点:五位葡萄牙耶稣会士已被逮捕;郎若瑟神父已被多次提审;大量基督徒也具有和郎若瑟神父一样的遭遇;某些受刑者已被打成残疾;另一些人做好了坚强地忍受酷刑、审问的准备,并勇敢地表明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接下来我将和您谈谈与王致诚神父有关的事情。我已经对您讲了他以皇帝的随行人员身份所作的鞑靼之行;他被任命为官员以及勇敢地拒绝了一项要职——因为若赋予他一种帝国当中的身份,可能会使他在某些时候忘记谦卑。出于他对自己愿为之献身的至高无上的主的热爱,他希望通过做一个我们修会的普通神父,全心全意地为主奉献他的一切才能。

关于皇帝要王致诚神父到鞑靼,以及随后通过任命他为官员对其进行奖赏的原因,需要作些解释。我想通过补充必要的开场白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情况来向您解释其中的原因。

在准噶尔,即鞑靼君主们统治的地区曾发生过一场动乱。这些由鞑靼君主们统治的国家南邻西藏,东接臣服于中国的鞑靼人、吉尔吉斯人以及蒙古人占据的地区,西邻信仰伊斯兰教和游牧的鞑靼人占据的地区,北接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在最后一位准噶尔君主死后,一位具有王族血统的喇嘛开始成为一个强大的派别的首领,并最终通过损害其竞争对手们,尤其是应当自然地占据王位的竞争对手的利益,使自己得到了承认。

这位新的统治者是一位好动、不安分、胆子颇大,且因其最初的成功而甚为自负的人。由于对自己的机灵和好运极为自信,他又有了新的企图。他觉得臣属于中国的吉尔吉斯人与之相邻不好,就开始着手征服他们。他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可笑的建议,要皇帝把这些吉尔吉斯人让给他。他的理由是,这是一种转归为其王位的权利,并说过去的准噶尔君主曾拥有这种权利,而他亦决心竭尽全力使自己也具有这种权利。

皇帝对其提出的要求所作的答复仅仅是,请他本人臣属于帝国,同时向他提议在那里建立一个一等的辖区,并让他继续拥有王位。已成为准噶尔君主的喇嘛觉得这样一种建议使其自尊受到了伤害。他让人回答道,他在自己的国家里拥有和皇帝在其国家里一样的统治权,他绝不想接受皇帝的约束。他向皇帝宣称,战争以及军队将决定他们两者当中究竟应当由谁来接受吉尔吉斯人的臣服与贡品。

由于在篡权者的臣民中几乎不可能没有不满分子,而他们的不满只是在等待有利的爆发机会。这些不满分子当中经验最丰富的人得出结论说,为了有利于所有与这位暴君为敌的人,就应当假设皇帝具有善良的愿望,同时利用这种愿望。于是,他们暗中进行了秘密活动。在他们的策划下,数以万计的人在带着他们的家人以及所有行李逃离他们的祖国后投奔皇帝,并承认皇帝是他们的统治者和主宰。

皇帝热情地接受了他们。他在中国鞑靼人居住的地区划给他们一块地方,允许他们在那里定居。皇帝任命了一些官员,这些官员的职责是使这些人什么东西都不缺,或更为可能的是,关照他们的行为。他给这些人送去了巨额钱财,以及各种各样数量可观的生活必需品。一言以蔽之,他要使他们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使他们在其新的住地过上一种远比其在自己的国家所过的生活要方便得多的生活。在投诚者当中有不少非同寻常的人,皇帝命令这些人前往热河。热河是中国的鞑靼人的所在地,皇帝每年均要来此狩猎取乐。在这里,有着一些与北京周围的宫殿几乎一样漂亮的宫殿。陛下的意图是在册封仪式上接受这些人作为其臣民,赐给他们由这种场合的仪式所确定的盛宴,并根据他们的出身以及所处的级别授予他们在自己的祖国若受宠的话有望被授予的头衔。

这些新的迁移者毫不迟疑地与一些皇帝钦定的人奔赴他们受命前往的地方。当一切就绪时,皇帝亲自离开了圆明园,并在满朝文武官员、王公显贵的陪同下前往热河。只有一小部分官员未与皇帝同行,因为皇帝要他们留在北京处理政务。

只有当皇帝不在时,那些在皇帝眼皮底下工作的人才会有一点点自由。王致诚神父想利用这一机会重新形成宗教热忱,并在我们每年要做的为期八到十天的退省中重新获得人们在此同样需要,甚至比任何其他地方更为需要的精神力量。他从农历五月六日的晚上开始退省,根本想不到将会发生的事情。第二天早晨4时左右,皇帝重要的司酒官德公带着陛下派王致诚神父赴鞑靼的圣旨到达在海淀的兵营。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位可贵的神父已来到北京从事退省。于是,人们须来到北京向他宣读要他动身出发的圣旨。被派来宣旨的官员有两位,德公在他于海淀休息时住的旅舍里等候。自以为有整整八天时间单独与天主度过的王致诚神父只得从清静中摆脱出来,立即赶往德公的住地以便准确地了解陛下的意图。德公一见到王致诚神父就说,他要宣读的圣旨只是要神父立即动身,皇帝希望后者在三天内到达。此外,他不知道人们要后者干什么,但很有可能陛下想让后者画几幅外国人的肖像,这些外国人是陛下将在册封大典上接见的主要对象。德公补充道:您别再担心了。这里是皇帝命我交给您的五十两银子,您只要尽可能快地出发就行了。如果我们今天就可动身,那就再好不过了。我受命为您及佣人提供一切所需要的东西。我将把自己骑的马给您。我所有的衣服只要您觉得合适任由挑选。应当注意的是,这里既有在城里穿的服装,又有赶路时穿的服装,它们的长度、形状及其搭配各不相同。如果穿着与具体场合、地点和季节不相符的服装上朝,那将会非常失礼。

王致诚神父谢绝了德公的马。他对德公说,他每天入宫时骑的母骡同样可以赶路。但他接受了德公的衣服,因为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他不可能让人给他做好合适的衣服。就这样,这位可贵的神父所要考虑的就只是普通的准备工作。他待在我们在海淀的屋子里,并在那里用余下的时间准备颜料和其他绘画用的物品,以备不时之需。如同我们后来将看到的那样,他的这番小心谨慎对他来说非常值得。他在这里给我们写了两句话,告诉我们第二天他就要上路了。我与蒋友仁神父前去与他告别。农历五月八日,即公历6月26日,我们在凌晨3时前陪他到德公住的旅舍,后者在此处等候王致诚神父上马。

同月28日,我们的旅行者们经过了南定门,此处是第一个山口。中午时分,他们穿过了长城。王致诚神父给我写道:“对于一件如此美丽的事物来说,这一称呼显得过于简单。我感到震惊的是,这么多已经见过长城的欧洲人仍任由我们对建成长城的巨大工程一无所知。从它被建造的时间,并且从想出并造出长城的民族来看,这是世界上所有过的最美妙的工程之一。我决心在归途中把它描画出来。”

尽管许多传教士已经谈到过长城,但他们所谈的一切均远远不及王致诚神父针对长城形成的想法。艺术家们看事物的眼光与普通的旅行者截然不同。值得庆幸的是,这位尊贵的神父很希望利用闲暇亲自为我们描绘一项他为之受到强烈震撼的工程。但看来他不可能很快就有时间这样做,因为他过多地负担着其他的事务,这些事务对他来说更为重要,更为必不可少。

同日,他们到达了LeangKienFang。在此,皇帝及其朝臣们已经休息了数日。德公前来汇报了执行任务的情况,并代表皇帝下令把王致诚神父转交到一位担任大臣的爵爷(le comte ministre)手里。这位爵爷竭尽全力地盛情款待了王致诚神父,并相信这样做会符合陛下的意图。但是,他也丝毫没有告诉王致诚神父为何受到召见,他甚至还告诉后者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他让人在操场上自己的帐篷旁边为王致诚神父搭了一个帐篷——因为一路上这些人既没有旅店又没有房屋可住,每隔一段距离出现的宫殿仅仅是供皇帝和他的女眷们居住的。由于夜幕开始降临,人们便匆匆行事,没有考虑对于预防暴风雨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事故来说必不可少的坚固性。事实上,当王致诚神父刚一住进帐篷,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并使得这一带汪洋一片。那位负责照看王致诚神父的大臣亲自前来查看神父是否还缺些什么,并要王致诚神父放心,因为王致诚神父对鞑靼式的帐篷生活不甚习惯,已开始担心帐篷的篷顶承受不了已开始使其低垂的巨大的重量。大臣对王致诚神父说道,他尽管放心好了,没有可值得他操心的事情,水自己会淌出去,在水淌走后他就可以撤退了。然而,雨越下越大,不久帐篷就变得摇摇欲坠。王致诚神父的两位佣人与其主子一样对此没有经验,因此在碰到这种情况时与自己的主子一样不知所措。于是,他们开始大喊人要被压死了。事实上,王致诚神父已经看到为支撑帐篷插入地里的柱子正一点一点地从洞中往外松动。他跑过去按住了一根柱子,并命令一位佣人护住另一根柱子,而另一位佣人则去请人来救援。他们在困境中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大臣手下的一个人带着十多个奴仆及时地赶到这里,并未花多少时间就使得一切恢复了正常。就这样,我们的神父从恐惧当中摆脱了出来。

王致诚神父在余下的旅途中未遇到特殊的事情,所过的日子亦比头几天要愉快。他跟随在皇帝后面行进,不能走得比皇帝更快。这位君主的巡行,如他当时所观察到的那样,重新激起了他想要作画的念头。他曾承认,如果他要画一支溃败的军队,那就会把他眼前看到的一切作为绝妙的模板。他绝对无法从中辨别出作为所有中国的仪式特点的威严、合理和秩序。他所看到的只是一群由各种身份的人组成的乌合之众。只见这些人走来走去,争先恐后,互相碰撞,四处跑动。他们当中有的带着谕旨,有的则去执行旨意。后一类人寻找着混在人群之中的主子,前一类人则寻找着他们的位置,或去和他们已与之分开的皇帝的随行人员汇合。他所看到的一切让他觉得嘈杂、混乱、困惑。到处都只是可怜的、悲惨的、悲剧性的事物,这些事物使他产生了担忧、恐惧和怜悯之情。如人们徒劳地在让已翻倒的马车重新弄好;满载着货物的骆驼每当人们用鞭子抽打以便让它重新站起时就发出尖叫;被推倒的桥梁;死去的马匹;已经死去,或奄奄一息的和已经残疾的人——这些残疾的人有的是被马蹄踩伤,有的则是被压在身上的大车压伤;置身在嘈杂声中不知所措的骑马的人试图尽快逃离。这些就是出自他手的画面,这些画本应当用《中国皇帝的巡行》作为标题,但他从来不敢使用这一标题。不过,人们不应该以为皇帝的每一次巡行均为如此,此处的例子只是一个特例。这也许是因为这位君主从来没有带这么多的人出行过。他此次之所以带如此多的人随行,是想使将要被带到他面前册封为臣民的外国人觉得他很强大。由此,如果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有逃走的念头的话,他们可以通过向其同胞叙述他们所见到的一切,使其同胞害怕激怒皇帝,或诱使其同胞听命于皇帝。这一招在他看来非常成功,因为在此后不长的时间里,又有上万人前来俯首称臣。

王致诚神父刚一抵达热河,大臣就把他安顿在他本人下榻的旅舍里,并在该旅舍最体面的套间中给他安排了一套房间。该大臣当晚就拜访了神父,并对神父作了一些许诺,其中包括在本教不允许我们吃肉的斋戒日将为神父提供素食。后者充分显示了大臣的和蔼可亲,因为他尽管每天得处理大量公事,但仍然愿意亲自过问这些具体的细节。在其起身告辞前,大臣补充道,皇帝可能会让人描绘反映其将亲自参加的庆典的画,但他(此指大臣——译者)对此尚无法肯定。此时是7月2日。王致诚神父不得不休息至7月4日。在这期间,他根本不知道人们究竟将要他去做些什么事情。

以下的一切均是王致诚神父从热河回来后才得以告诉我的。热河是一个几乎属于三流的城市,其特有的美景只是皇帝的宫殿。热河位于一座山的山脚,并有一条河流流经其间。此河本身原本相当小,但却以一种可怕的方式不断地扩大。由于积雪的融化,或者是由于雨量过大,此河当时已成为任何堤坝均无法阻挡的狂怒的湍流。几年前,宫殿的一部分曾被其冲毁。就被其冲走或因此而霉烂的家具的数量和质量来看,所造成的损失相当大。

热河在康熙年间开始初露端倪。自那以后,它始终在扩建,并在这位皇帝统治时期即已变得引人瞩目。这位皇帝每年均要与朝臣在此待上数月,他在这里让人造了大量的房子以及其他用以装饰的建筑物。由此,当我们在北京酷热难熬时,他们可在此度过极为惬意的三个月。

7月4日,人们在晚间11时向王致诚神父宣读了皇帝的敕令,让神父于次日入宫。在那里,德公将会向他交代其要做的事情。神父服从了皇帝的这一旨意。他获悉,陛下的意图是让他用油画画出,或至少是用铅笔勾勒出在即将要举行的盛典上发生的一切。人们一再叮嘱神父要置身于能很好地看到一切的地方,以免漏画任何会使皇帝感到高兴的东西。

在欧洲,一位灵巧的画家丝毫不会因同样的命令而感到局促不安,因为在那里,他可以放任自己的天性,而且他在这样做时受到的更多的是鼓励,而不是责备。但在中国则不然。他只能照着人家所吩咐的去做,而且还得丝毫不差。他不能坚持自己的个性,其个性最美好的显现应当是在它们刚一闪现出来时即予以抑制。

在其脑子里牢记着所有这些想法,而且满怀诚意的王致诚神父来到了举行仪式的场地,并且自始至终在现场尽量地进行观察。尽管如此,他在仪式结束时还是不知道该如何来构图。他的头脑里只觉得杂乱无章,并对他不得不作出选择而感到局促不安。他似乎已看到了一切,但又似乎什么也没看到。仪式刚一结束,他就接到了立即作画的命令。有人代表皇帝告诉他,构图应当在当晚交给德公,以便德公能够呈送给意欲亲自看一下构图的皇帝过目。神父丝毫没有退却,只是觉得太急了一点。他回到了大臣下榻的旅舍,并悄悄地进入自己居住的房间,希望立即着手执行他们的命令。他把好几支小棒削成力求赢得时间的人物的形状,但仍然毫无头绪。最后,他终于有了主意。这就是以皇帝步入举行仪式的场地的那一瞬间来展开画面。如此处理会让这位君主感到高兴,因为人们从整个画面中一眼就可看出他的威严。神父迅速地用铅笔勾画出草图,其中的人物就数以百计。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了。德公已站在他的门口。神父应当在天黑前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德公,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神父本人亦来到宫内恭候陛下的回复。陛下的回复是令人高兴的。皇帝让德公对神父说,一切都很好。按理说我应当在此描述一下这次盛典,或至少是简略地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如果我已经看了王致诚神父为皇帝所画的草图以及听到神父本人亲自对我所作的解释,我很乐意这样做。我只知道此次仪式与康熙在1691年举行的一次仪式很相像。对于1691年举行的那次仪式,张诚神父已在其第三次鞑靼之行中有具体记载,有关文字您可在杜赫德神父的著作的第四卷中看到。我尊敬的神父,正是由于这两次仪式之间有着这样一种关系,我就不再描述这次盛典了。因为,我的描述不可能比您将读到的有关描述更好、更具体。翌日,当王致诚神父开始修改他的画稿时,修改工作突然被皇帝派来的人所打断,后者向他下达了召其入宫的敕令。在宫中,陛下刚刚册封了一些显贵,其中包括十一位主要的新归附称臣者及其追随者,他们从此将被视为国家的成员以及统治这一国家的君主的臣民。王致诚神父这次之所以被召,乃是要他给这十一位刚刚获得荣耀的显贵画肖像。其中的一幅肖像在当天就大功告成,并立即呈给皇帝过目。皇帝觉得极好。陛下让人告诉王致诚神父,整个盛典还有六天就要结束了,神父应当在盛典结束之前将其他几幅肖像统统画好。王致诚神父原本很希望能有一点时间来喘口气,并希望其因气候与饮食变化引起的身体不适即便不能完全消失,至少亦能有所减轻。神父患的是感冒,并伴有腹泻和高烧。尽管这三重的不适持续了一段时间,但神父仍不得不每天入宫,从早晨画到晚上。他作画的地方是在一个廷臣们相聚与候旨的大厅,人声嘈杂。王致诚神父说,这大大加重了他的病情,因为他们每天站在他的身旁向他提出成百上千个五花八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他不得不一边作画,一边予以回答。王致诚神父很想让这些讨厌的人走开,但他不敢这样说,因为这些人都是帝国的王公显贵。他越想越觉得这些人的行为举止不值得让人尊重。他们提的大多数问题涉及到法国或那些让他们觉得能让自己开心的事物。这种窘迫的处境,加上强制性的工作以及身患三种疾病,很快就使神父筋疲力尽。为神父充当带路人的官员严肃地请德公向皇帝呈送一份奏本,以便让皇帝知晓王致诚神父所处的状态。德公本人也觉得应当如此,并急急忙忙地这样做了。皇帝降旨让画家休息,并派了一位御医去照看画家。在休息了一天之后,病人的身体即康复到了足以继续其工作。于是,王致诚神父回到了宫中,并最终在规定的时间内画好了他负责画的十一幅肖像。

据说这些鞑靼人因为很少看到自己被如此地复制于画布上,故对此赞叹不已。当他们看到画布上的某个人物有点像谁时,会彼此开起玩笑来。但当某个人物完全被画好时,他们则会显得极为着迷。他们几乎无法理解这一切是怎么被画出来的。他们始终注释着调色板和画笔,画家的每一个动作都难逃他们的视线。这些在现场的中国老爷们也开怀大笑,这种大笑的方式并非仿自别人,而是他们自己所特有的。当他们开怀大笑时,他们的神色、举止以及各种方式均与中国式的礼仪相去甚远。很有可能在所有在场的人当中,只有画家才感到拘束。他得同时回答好几个人提出的问题,他还得要让皇帝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满意。此外,他还应当很快地画出每一个他想画的线条。我想,即便神父当时身体非常健康,也同样笑不出来。

当某幅肖像大功告成时,人们即把它呈给皇帝过目。皇帝从容不迫地审视了肖像,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场的太监在把画作交还给神父时则立即把皇帝的评语向神父进行传达。由于所有这些评语均让画家感到高兴和有面子——皇帝每次都说“很好”,遂使得那些以观看神父作画为乐的大人物们也纷纷对其进行恭维。更使人们对神父刮目相看的是,每天均有一位身着盛装的官员给他端来陛下餐桌上的食品,并当着他们的面把这些食品交给神父。而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如果自己也有此等荣幸的话,他们会觉得非常幸福。事情后来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德公也对神父有几分嫉妒。德公无法掩饰自己的嫉妒之情:好像是为了对有人在对待神父方面的某些不妥进行报复,或者说他打算抑制一下自己想像出来的神父心中的喜悦之情,他经常以一种嘲弄的口吻对神父说道:“先生,此处与在北京或海淀全然不同。人们不会如此容易地见到皇帝。我为陛下没有以来看你画画作为消遣深表遗憾。”

假如这位廷臣知晓他想要戏弄者的真实情感,那么他将肯定不会说出类似的话来。因为就在这位可爱的神父饱受来自显贵乃至皇帝本人的礼遇之际,他坦诚地给我写道:“我急切地想结束这种可笑之举,因为在远离教堂和圣事的情况下,我难以说服我自己相信,在此的一切乃是天主的荣耀。”

在十一幅肖像均大功告成并获得皇帝的首肯后,画家接到了命令,将他最初画得较小的那幅关于盛典的画放大。人们把他安排在宫内的另一个房间里。这回是由德公充任神父的引路人或照料相关事宜。这位王爷似乎毫不怀疑皇上不会大驾光临此地,因此他在进入房间时不怀好意地对神父说道:“今天您还是无法见到皇上,这儿不是皇上来的地方。”神父一句话也没回答,只是着手准备处理其画作。当他刚开始动手画画时,一位在举行盛典时也在场的官员代表皇帝给他拿来了两块丝绸面料。过了一会儿,皇帝本人亦走进了房间。皇帝看上去似乎非常仁慈。他问神父身体有没有康复。他还看了一会儿神父作画,并向神父提了几个客气的问题。在这之后,皇帝离开了房间,但他在离开房间时对德公说道,王致诚神父不应该在此作画,应当立即把他安排在大殿,即放有皇帝宝座的大厅内的现场当中。

皇帝的旨意必须照办。德公亲自拿着一部分画具,4并帮助神父尽快转移场地。在到达大厅时,王致诚神父看到有一位官员向他走来,后者两手高高地举着一张特殊类型的纸,这种纸是皇帝有时用来作画的画纸。官员在把画纸交给神父时说,陛下的旨意是要他画一位皇帝刚刚册封的鞑靼爵爷。画中的这位爵爷将骑着马追赶着一只老虎,并手持弯弓正准备射箭。官员补充道,皇上想亲自画这幅画。王致诚神父做着人们要求他做的一切。翌日,他接到命令,要他准备好四块用这种薄薄的、涂有树胶的丝绸做的画纸——中国人就是用此来画水彩画的,随后把它们拿到作为景点的花园中去,这一花园中的景点将在他画盛典期间举行的除了演戏和放焰火之外的所有娱乐活动时充当画面的背景。这些娱乐活动的绝大部分仅仅是变戏法、赛马与武术表演。读一下我已经对您提及的关于张诚神父的第三次鞑靼之行的记载将会有助于您了解这一切。

王致诚神父一丝不苟地做着这一切人们要他所做的事情。当于此时已经不再离开他的德公到达花园时,王致诚神父迅速地记下了他的一些想法,并用铅笔把那些他觉得可用于其画作的一切勾勒下来。皇帝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了他,于是向他走来。皇帝仔细地看了神父刚刚画的东西,并要求他去掉那些不对皇帝胃口的内容,加上那些皇帝觉得有必要补上的内容。让王致诚神父深感荣幸的是,皇帝问他是否已经不感到疲倦了,并特别关照他要缓慢地进行。在画完相关内容后,神父回到了宫中,以便在那里继续画他的画。在整整两天的时间里,他既没有见到皇帝,也没有被打断工作。他利用这两天时间使作品有了进展。

第三天早晨,王致诚神父又承蒙皇上大驾光临。皇帝想看看已经画好的一切。皇帝发现在他被画到的两处地方(其一是骑在马上,其二是坐在轿子里)当中,自己被画得过于往后仰了一点。他要求立即改正这一错误。为此,他坐上了在同一地方的宝座,摆出了一副他觉得合适的样子,要画家就按他现在的姿态来画。因为天气很热,皇帝仁慈地命令王致诚神父脱掉其便帽,并坐下来休息一下。这种独特的恩典是皇帝从不向其臣民施予的。后者在皇帝在场时不是跪着就是站着,即便是他们必须工作也得如此。

翌日,皇帝又来到了同一个地方。一位太监手中拿着陛下亲自画的那幅我刚才已经提及的表现骑马的鞑靼人的画。他把这幅画展现在神父的面前。皇帝命神父对画中正准备投掷标枪的骑士的姿势作些修改。在作了这一小小的修改之后,这幅画被重新送回陛下的书房,因为皇帝还想在书房里再给这幅画添上几笔。但是,在同一天的晚上,此画又被送至王致诚神父处,同时传来了要神父画完此画的命令。此画尚需再画的地方已只有箭袋、马尾和骑士的长统靴。我忘了说皇帝一大早就已经派人问王致诚神父是否还有已经涂过油,即可用来上颜料的高丽纸,然而并没有说皇帝将用这种纸干什么。因为王致诚神父回答说他的这种纸已经用完,德公接到了命令,要他立即派信差到海淀,向备有这种纸的郎世宁神父要一张这种纸来。

在信差赶路期间,王致诚神父并未让时间白白荒废。除了我已经说过的那些画,他还要完成那些在表现盛典的那幅画中显现的主要爵爷的肖像。他得让这些肖像均得到皇帝的首肯,而这又给他添加了不少麻烦。其中有几幅肖像因不对皇帝的口味,结果反复修改了多次。不过,另外那些肖像却颇让皇帝感到满意,并对此大加赞赏。而由此一来,所有的廷臣亦竭力加以恭维。

不过可以这样说的是,皇帝作画的尝试并未到此为止。信差带着画布,或更确切地说,带着在海淀找来的已经预备好的纸回来了。皇帝一听说信差已经回来,即前往王致诚神父作画的大厅,坐在大厅内的宝座上,并命令神父把他画得大一些。神父从未有过这样的荣幸。其他的肖像已经得到皇帝以及所有廷臣的好评,因而皇帝的肖像也应当画得更出色。有鉴于此,画家做得比以往还要好。他在绘画时出其不意地加上了想像,结果收效甚佳。在第一幅草图刚画好时,皇帝就站起来喊道:“这样极好!这样极好!我在此已有两个时辰了,今天已经足够了。”这幅肖像最让皇帝感到高兴的地方是能看到他的大脑袋和超乎常人的身材。事实上,皇帝早就不止一次地暗示他希望其肖像应当这样来画,因为在他所有的肖像中,他总是觉得人们把他的头画得过小。可人们始终未能理解他所说的含蓄之意,因此也就没有采纳他的主意。人们只是满足于在其真实的身材尺寸上添加一些线条,并以为这样就足够了。陛下觉得更清晰地来解释自己的意思在当时尚不合适,故此他一直没有这样做。在王致诚神父拿起调色板和画笔时,一位与他正面相对的太监把自己的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并相互隔得很开,好像是要告诉神父,皇帝的意思是要神父把皇帝的头部画得很大。另一位太监则用一种高得足以让皇帝能听见的声音,并用合适的词语向神父宣告,而皇帝则以赞许的姿势表示了对刚才所进行一切的认可。

当皇帝刚一离开,王致诚神父就开始重新修改肖像。他在肖像上添加一些他觉得对美化皇帝的外表颇有必要的线条,尽量使画面显得更美。几天后,陛下因为觉得这幅肖像变得比其第一次看到时更对他的口味,遂将画家夸奖了一番。随着自己的形象日益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显现出来,皇帝愈来愈希望神父能够尽快地用色彩把肖像加工完毕。他命令王致诚神父到御花园去,以便确定这幅肖像画的背景。在神父用铅笔勾勒下他认为可用作背景的素材后,负责相关事宜的官员即把这些草图呈送到皇帝那里。皇帝对此以夸奖表示了认可。德公刚刚被赋予一项新的差事,他不得不赴远方传达陛下的敕令。德公出发的日期是阴历六月十一。但在其出发前,他来到了大臣住的旅舍向大臣辞行。听说德公要走了,王致诚神父遂走到他面前祝他一路平安。对于王致诚神父的祝愿,德公只是回以祝贺时用的一连串的恭维话。王致诚神父深信,所有这一切恭维均与他在为皇帝画的肖像中取得的成功有关,因此,他只是以平常的客气话来对待这些恭维。但过了一会儿,即在一位地位较低的官员以与德公几乎相同的话对他表示祝贺,并且其说话的方式有些异样时,王致诚神父好奇地问这位官员,这些祝贺之辞究竟是针对什么而来的。非常惊讶的恭维者只是很简单地告诉神父,他为皇帝已任命王致诚神父为官员感到高兴。“我?官员?”神父重新问道。“是的,您,官员。”对方沉静地对他答复道,“什么,整个宫廷都已知道此事了,难道您还没有得到通知?”可怜的神父被这一消息弄得有点沮丧,但由于他对此早就有所准备,所以他所想的只是如何既能避免此事,同时又能不冒犯皇帝。

几年来,侍奉皇上的数位太监以及曾目睹皇帝对王致诚神父优礼有加的一些官员曾不止一次认真严肃地对王致诚神父说道,陛下有意提拔他担任官员,他们的经验使其确信,他们在这类事情上的猜测绝不会有错。王致诚神父当时回答他们说,他以及所有其他在宫中的欧洲人,绝非是为了此类世俗的奖赏而来中国的,他和他的欧洲同伴们有着更纯洁、高尚的动机。为了不失时机地对他们讲述本教神圣的教义,王致诚神父随即向他们解释了节日的重合,我们为何为了爱至高无上的主而放弃荣誉,以及我们的主如何伟大等等。

当回到教会时,王致诚神父曾向我们汇报了他已经听说的一切,以及他是如何对此作出回答的,并询问若皇帝授勋给他,或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封他做官的话,自己该如何行事。我们所有的人都劝他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不要一味地,或强行地拒绝,以免造成令人不快的后果。应当深信不疑的是,当我们处于不幸的时候,如当皇帝赋予我们此种性质的奖赏,并以为他已经为我们做了该做的一切时,如果我们想继续在情况紧急时能求助于他,并能自由地跟他去诉说的权利,那么我们就不能够过于思虑如何避免接受这种奖赏。否则,当我们为某些事关我们神圣宗教的事务求助于某些有地位的人时,他们就会冷冷地对我们说:“你们还抱怨什么呢?皇帝待你们不是很好吗?他在自己的宫廷中容忍了你们,把你们当一回事,甚至让你们做官,你们还想要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努力用自己的行动向他们证明,这些根本就不是我们所想要的东西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有理由去另外考虑,或实际上将不去另外考虑我们的事情。

王致诚神父当时就已像现在一样,是一位杰出的修会会士。他热切地希望在这一问题上把在华法国耶稣会士的思考方式与他自己的思考方式协调起来。他与我们一样并不抱有幻想。他不认为能够在也许只存在自爱的地方找到天主的荣耀,并不想为了期待一种或许将永远不存在的更大的善,而去冒抛弃一种实实在在的善的危险。但为了更好地向中国人宣传天主的学说,他觉得应当利用各种机会向中国人展现我们完美无缺的大公无私精神,因为这种大公无私的美德在中国人当中是如此缺乏,以至于他们几乎均把它看成是一种不可能有的事物。

由于脑子里充满着这些准则,并对它们的牢固性确信不疑,王致诚神父平静地等待着皇帝正式任命他为官员的敕令,以便能够采取相应的行动。他整天都像平时一样工作,好像他对涉及到自己的事情一无所知。然而,人们已经给在北京的主管官员发了一个急件,通知他将王致诚神父登录在他属下的官员名册当中。这位官员立即透露了这一消息。正是通过他的这一渠道,这里的人们首先得知了这件事情。也正是通过同一渠道,一个相反的消息,即我们亲爱的神父谢绝受命为官的消息也传遍了整个北京。

天主似乎就这样安排好了一切,以便让已了解皇帝对欧洲人的善意的这座城市以及皇宫中的人在评价这件事时,不会对欧洲人产生嫉妒以及其他不好的想法。我还要说的是,王致诚神父的行为不仅有助于去感化那些异教徒,而且也同样有助于我们去教诲基督徒。有不少异教徒对王致诚神父大加赞颂,这些赞颂者大多是有地位的人,以及皇宫内外的官员。而基督徒们也着迷于王致诚神父这种慷慨大度的行为,并认为能这样做的人具有极高的美德。他们几乎认为王致诚神父具有创造奇迹的能力。在王致诚神父回京后,在他们当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这位可爱的神父曾在天空中见过好几个闪闪发光的十字架,当神父以为这些十字架不是仅仅为他一个人而闪现,并叫其他人也来观看这一景象时,这些十字架突然消失了。人们把王致诚神父得到的非同寻常的厚待归因于天主对其仆人非常满意,并愿意以这种幻象来作为对王致诚神父功德的先期奖赏。

这一虔诚的传说只能对普通民众产生影响。我们信奉基督教的文人几乎都觉得这一传说未免轻率,并会使许多原本可信的事情也变得疑窦丛生。一位葡萄牙东方教会神父手下的教理讲授者就曾来到我们教会,并严肃地请我们教长神父向他证明此事的真实性。

我尊敬的神父,您可能不会感到惊讶,中国人竟然把一些在欧洲被视为极其平常的事情很当一回事。如我在上面提及的大公无私,在此竟然被人视为完德(la perfection)的极点。

传信部一位值得尊敬的传教士曾公开告诉我们某件发生在同一时期的更为严肃可信的事情。有一位姓寇的教士,他是一位在意大利培养的中国司铎,多年来始终在此担任司铎工作,其表现亦让所有认识他的人深感满意。这位严肃的人在我们庆贺国王生日时光临我们法国传教会。在说完例行的客套话之后,他就王致诚神父通过谢绝在中国做官而从天主和基督教那里得到的荣耀衷心地对我们表示祝贺。他补充道,你们可能不知道此事产生的好处有多大。我了解我的同胞的内心想法。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能比你们同事的行为给他们留下更深的印象。我打算以后每次宣讲时均以此作为例子等等。但是,还是让我们回到热河以便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大约在晚上9时,那位担任大臣的爵爷离开了宫殿。他在回到其旅舍时派人叫来了王致诚神父。当他一看到王致诚神父,就迎上前去,以鞑靼人的方式向神父伸出双手,并用最客气的方式向神父表示祝贺。大臣随后代表皇帝对神父说,陛下对神父的服务颇为满意,尤其是很喜欢那幅放大的肖像,想表示一下他对神父的仁慈与爱意,因此封神父为四品文官,并赋予神父一切该级别的官员所享有的特权。这样,王致诚神父今后就可以具有该级别官员的标志,享有该级别官员的俸禄了。在大臣说完这些话后,王致诚神父跪在了他的面前,并流着眼泪恳求大臣在皇上那里给自己说些好话。神父对大臣说:“我是个修会会士。作为修会会士,我已经放弃了一切尘世的荣誉。因此,我不能够接受皇上的这一恩典。我请您劝劝陛下。我恳求您动用您的一切影响力使陛下不用迫使我接受一项将会使我在痛苦中度过余生的职务。”大臣责备他道:“可是,郎世宁神父以及在钦天监供职的欧洲人不也和您一样是修会会士吗?”神父回答道:“是的,他们是修会会士。如果他们是官员,这仅仅是因为这是强迫他们当的。”大臣说道:“那好,您将也是被迫当官的。”王致诚神父重新恳求大臣为他向皇上去求求情。大臣打断他道:“够了,我们明天再说此事吧。如果您执意完全不想要官员的荣誉标志,我们免您佩戴它们。但这不影响您享受俸禄。这样的话,无论是皇帝还是您都将会感到满意。我负责在皇上面前办妥此事。”王致诚神父听毕马上说道:“不,老爷,与不能接受荣誉一样,我也绝不能够接受俸禄。我恳求您尽您所能阻止此事。我既不想受到荣誉的限制,同样也不想受到俸禄的限制。”“明天见,明天见!”大臣一边走一边说道。王致诚神父回到了他的房间。他也很需要在房间里好好休息。但他把晚上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祷告,以便通过圣母玛利亚和圣伊纳爵的说情,从主那里得到保护。天亮前不久,他听到大臣将动身进宫。他在大臣的门口等着大臣,跪在他面前用同样的迫切请求反复求他帮忙。大臣明白了要想真正给神父帮忙的话,就得帮神父去除这种他虽觉得好但却非常不情愿接受的职务。大臣向神父许诺说,他会去说服皇帝,甚至利用所有能对这位君主产生影响力的皇帝的直系尊亲属,使神父得到其非常想要的结果。

在与平时一样的时间里,王致诚神父进入了宫中,以便在宫中画他的那些肖像画或其他的画。当他刚一到达宫内,就接到了命令,要其速去御花园,皇帝将在那里练习射箭。陛下在御花园见到神父时,以一种坦率的、非常仁慈的口气对他说道:“过来,过来,到朕身边来看朕射箭。待在这里什么都可看到。”皇帝的儿子们、所有的廷臣以及显贵均出席了这一射箭仪式。在射出了几支箭之后,皇帝偶然地把目光投向了王致诚神父,因为见神父的帽子上没有佩戴表明其官衔的标志,遂问那位当大臣的爵爷有没有执行他的旨意。大臣跪在皇帝面前回答道,已经在执行了,但王致诚神父对被授予任何荣誉称号觉得非常不安。随即大臣向皇上说明了王致诚神父为何拒绝受命为官的原因。皇帝一句话也没回答。射箭仪式结束后,王致诚神父准备重新开工画画。皇帝不久又亲自过来看这些他似乎非常上心的画。他极为专心地审视了所有的画,并就他觉得画得极像的一小幅的肖像称赞了画家。皇帝仍然想修改某处地方,并问道是否现在就可修改。王致诚神父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当皇帝坐上其宝座时,他要王致诚神父不必过于拘谨,请神父也坐下来,并把帽子脱掉,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皇帝在向神父提了好几个与绘画有关的问题后,随即进入了一种很亲切的谈话。他对神父说道:“朕听说你一点都不想当官。这是为什么?朕想知道你的理由。”王致诚神父答道:“我是个修会会士,作为修会会士,我不能够享有这种荣誉。它与我的身份是不相配的。”“但是,郎世宁神父就是官员,然而他也和你一样是修会会士。”皇帝说。王致诚神父答道:“没错,但陛下知道他曾多次谢绝这一荣誉。他最后是因为陛下您下了绝对的命令才接受这一官衔的。”(事实上,皇帝曾在不同场合表示要让这位可爱的神父当官,但只是在皇太后的指使下,皇帝才用充分的权威使郎世宁神父接受了官职)皇帝又问道:“刘松龄神父不也是修会会士吗?”王致诚神父答道:“是的,他是修会会士。这是因为虽然他戴有陛下赐予他的官职的标志,但他负责着钦天监,他应当履行他的职责……”皇帝打断他道:“那好,你也将安排在一个要你履行其职责的衙门里。”王致诚神父答道:“我不会说中文,而且也不怎么听得懂中文。”皇帝显得对这一回答感到满意,并把话题转到了其他事情上。

当天晚上,当担任大臣的爵爷刚一回到旅舍,王致诚神父就前去对他在皇上那里所帮的忙表示感谢。大臣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并一再客气地责备他不愿接受皇上的恩典。在进行了短暂的谈话之后,王致诚神父就告辞了。当他刚一步入自己的房间,大臣本人却又亲自来登门拜访了。他们非常投机地谈了大约有四十五分钟,涉及的话题有宗教、宗教身份以及所有在宫中供职的欧洲人。神父对大臣讲了法兰西王国,使他知道了人们对法国是如何评价的。神父尤其使得大臣对迄今在宫中服务的所有欧洲人夸不绝口,后者多次强调所有这些欧洲人均是百里挑一、有身份和德行的人,能有机会与他们一起共事始终让他感到愉悦。大臣还说了许多其他的恭维话。神父也尽其所能对此予以作答。通过对其乐于助人的行为表示感谢,王致诚神父提醒这位大臣,在其显赫的家族里,人们始终对法国人予以格外的爱意和保护,并请这位大臣本人继续对我们予以保护。大臣以最仁慈的话语对神父作了这样的许诺。他还与神父谈到了法国,问神父法国国王是否知道皇帝想让其臣民之一担任中国官员?我们有时是否能够收到国王的消息?国王有没有给我们礼物?王致诚神父对这些问题逐一作了答复,并没有忘记告诉大臣,我们之所以能在北京建立宗教机构,应当归功于国王的慷慨。为了使这位老爷进一步重视我们,神父本来还打算向他夸奖我们英明的君主以及整个王室对我们耶稣会的厚爱,但因大臣突然有客人来访中断了这次谈话,神父没能这样做。此外,我至为尊敬的神父,这位老爷并非是这一遥远的国度中惟一重视法国并将法国远远置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的人,大多数熟悉皇宫内情的人在这方面的想法均与他相像。似乎在所有事情上都很挑剔的中国文人们,当他们有机会说到法国时亦对法国予以赞赏。他们有时对我们说道,你们可贵的王国是欧洲的中国。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认为有必要,而且乐于效仿你们的习惯、准则和礼仪。我不知道他们的上述说法,尤其是他们在一部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年间的历史、地理辞典中有关法国的说法来源于何处。这部辞典是根据在位君主的谕令公诸于世的,因此,在帝国中它是一部靠得住的著作。以下是我在该辞典中“法国”词条处所逐字逐句读到的内容。我至为尊敬的神父,您不会觉得我向您汇报的这些有关法国特点的概述有何不妥。这是来自一个几乎难以把其他民族列入开化者之列的骄傲民族对法国的无尽赞颂。

在我引述的这本著作中写道:“法国,位于西班牙的东北面。其方圆有11200里(即大约1120法里,因为中国的10里约相当于我们的1法里)。它分成16个省。其王国的首都叫巴黎。这座城市非常引人瞩目。它尤其以拥有一所通常有4万多(即超过40个一千,因为1万相当于10个一千)大学生的学院著称。它还有其他7所学院,这还不算那些人们用来负责培养贫穷学生的学校。所有这些学校皆从属于国王……法国国王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即只要用手触摸,就能治愈瘰疬病患者。在禁食3天之后,他能每年产生这种奇迹一次。法国拥有50个依附于它的王国。”我不知道在此是否该用“王国”一词,也许人们实际上想讲的是公国、侯爵领地、公爵领地、伯爵领地以及其他的领地,因为它们在过去是被当做小的君主国看待的。尽管如此,我觉得这有利于他们把我们王国看得很大。大部分堆放在皇帝库房里或用来装饰皇帝房间的机器、工具、珠宝或其他珍贵的东西要么是法国的军械,要么是出自某些法国工匠之手。“这又是我们王国的东西。”王致诚神父的一位弟子在看到王致诚神父受命作的画中皇帝阅兵时用的佩刀时曾天真地这样说道。王致诚神父的这位中国弟子认出,这把刀的刀身是法国制造的,因为上面有好几个百合花的印记。百合花在此(指中国——译者)已被大家所知晓,没有它不出风头的地方。人们在我们的教堂的围墙上、我们的圣体杯上、我们的十字架上以及我们所有祭坛的装饰物上皆可看到百合花。在我们的修会内,它出现于我们大部分的书籍、仪器、时钟和风信旗上以及我们屋内的各个角落。在我们的修会之外,它们则可在显贵们家中所拥有的大部分珍品之中看到。在这位君主这里有着如此之多的法国物品,以至于我觉得自己能够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皇帝的宫殿里能够找到的法国兵器,绝不会少于在卢浮宫或凡尔赛宫中所能找到的。我至为尊敬的神父,请您原谅我有点离题了,我将重新回到我的主题上来。

在解决了辞官事件之后,王致诚神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他继续根据所接到的皇帝的谕令来作画,后者几乎每天都来看他作画。大臣在德公走了之后成了王致诚神父的“益友”。他觉得王致诚神父当时的穿着在陛下面前有失体面,遂给了王致诚神父两套他自己穿过的干净衣服,并对这些衣服的新旧程度作了一些解释。他对王致诚神父说道:“我知道您出发时很仓促,根本没有充裕的时间为自己打点行装。然而,您还是应当穿得更干净一些才显得体面。您现在穿的衣服显得太旧了一些。此外,请您不要不乐意穿我送给您的衣服。这些衣服我只穿了没几天,而且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人穿过它们。”这位老爷对王致诚神父的关照部分地归因于他受过的良好教育,同时也得归因于我前面已经指出的他们家族所有的人自我们在北京建立宗教机构以来一直对法国人抱有的情感。

尽管王致诚神父当时身体欠佳,但他还是不得不从早画到晚,一天里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几乎没有任何休息。他还经常被迫放弃睡眠,以便独自把他的不同的画组合起来。他在鞑靼只待了五十来天,其中只有四十来天的时间可用于画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画了二十二幅油画肖像和四幅描绘盛典的巨幅绘画,后者需要画的内容很多,故每一幅均需要画一天或者好几天。由于劳累过度,以至于他在回京时已难以让人认出他来。我们看到他已变瘦了,脸色苍白,驼着背,行走艰难。他已经因在热河期间以及旅途上的劳累得了坐骨神经痛,这种病痛迫使他在到达此地后在五天多的时间里足不出户。然而,在主的庇护下,他在经过短暂休息后恢复了体力,现在已经精力充沛。他在不久后将做同样的旅行,因为如同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皇帝将为近万名新的俯首称臣者举行同样的仪式。很可能他此行要做的事情会比头一次轻松,因为和他一样是画家的艾启蒙神父和郎世宁神父将与他同行。此外,这三位画家很可能仅仅被召去为新的俯首称臣者当中的主要人物画肖像,其他人的肖像均已经由王神父所画好。

为了最终实现一切人们在中国的计划,就必须到中国去,并为了天主的荣耀而努力工作。在我们灵巧的欧洲艺术家当中,那些有怪念头,以及只愿意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并在他们自己高兴的时间里工作的人应当来此待上一段时间。他们在经过于北京宫廷里的数月初修期之后,肯定会彻底地根治掉他们所有的任性。

自传教士在此立足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皇帝比当今在位的皇帝更多地利用传教士们的服务,没有任何一位皇帝比当今在位的皇帝更为虐待他们,也没有任何一位皇帝比当今在位的皇帝更多地压制他们所信仰的神圣的宗教。能够让皇帝高兴的是已故的沙如玉神父发明的著名的报更自鸣钟,此钟即便在欧洲也被人视为是一个奇迹,或至少是一件艺术杰作。能够使皇帝感到高兴的还有能提供更为变化多端、赏心悦目的喷射水柱的来自圣彼埃尔山谷的著名的机械装置,这些喷射的水柱为由郎世宁神父设计并监工建造的欧洲风格的建筑群起了装饰作用。纪文神父制作的玻璃器皿也能够讨皇帝的欢心,这些玻璃器皿具有最佳的情趣和难做的制作工艺,它们至今仍在放置着皇帝宝座的大殿里与来自法国和英国的最精美的工艺品一起大出风头。能使他感到高兴的还有杨自新神父根据皇帝的旨意刚刚幸运地制作完成的一只有自动装置的狮子,这种狮子能像普通的走兽那样行走百步,而所有能使狮子运动的发条皆藏在狮子的内部。令人惊讶的是,仅仅凭借最普通的钟表原理,这位可爱的神父就能够亲手发明和组装出各种令人叫绝的机械装置。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在其最后完成之前,亲眼见过这种狮子,而且还见过他让这种狮子在宫内行走。同样能够获得皇上恩典的还有至为尊敬的西吉斯蒙神父西吉斯蒙神父,汉名作石澄元神父,见耿昇译:《清宫洋画家》,山东画报出版社,第89页。——中译注,这位传信部的传教士制作了另一个自动装置,这一装置原打算采用人的形状,并将以人的平常方式来行走。如果这位神父能够取得成功的话(因为存在着期待他在这类东西上的天才与才能的余地),很有可能皇帝将会命令他赋予其自动装置以其他动物的特性,皇帝将会对他说道:“你已经让它行走了,那你肯定也能够让它说话。”只要皇帝下了命令,就必须照办不误,不应该有任何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由于被人夸张地称之为“天子”,皇帝就以为自己非等闲之辈,并赋予“天子”这一美妙的称呼一种比人们通常赋予的含义要广的含义,即几乎以为自己应当参与天国的统治。人们得时时等待皇帝下达旨意。任何有才华的人均不会被那些侍奉皇帝的人所忽略,因为皇帝经常要人去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这位君主的爱好就像季节一样多变。他原先喜欢音乐和喷射的水柱,现在则喜欢机械装置和建筑物。惟有对绘画的偏爱几乎没有变化。皇帝也可能会重新喜欢他曾经喜欢过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得不随时待命,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

在宫中的欧洲人不应当忽视任何事物,因为人们往往根据其行为来评价他们。如果人们在皇帝的库房中发现既不知其用法,又不知其名称的某种机械装置、乐器、矿物或药物,人们一定会叫我们去告诉他们。如果人们从世界上的某个国家带回某种尚不知名的珍稀之物,那也还是要我们去搞清楚它们,似乎“为陛下服务的法国人或欧洲人”这一称号标志着其对来自外国的一切无所不知。

即便不算传教士通过繁荣天文学(天文学是中国人政治中的首要目标,是他们政府的基本点,因为在他们看来,若没有历法,没有对日、月食的准确计算,其帝国的辉煌将立即消失)对这个国家所提供的真正服务,即便不算我们已经做出,而且现在亦每天做出的服务,我觉得我们依靠浅薄的才能所做的一切似乎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如果我们没有各种超自然动机的激励,没有天主仁慈地施予的特殊救助,我们肯定无法做到这些。然而,这位我们以超越自己所具有的人力为之服务的君主,就是那位在各省屠杀我们的神父、以最严厉的态度禁止我们神圣的宗教,并以最新的预防措施限制我们行使圣职的君主。尽管我们有着这些痛苦、不安和困惑,天主却没有抛下我们不管,而是给了我们某些让我们感到安慰的理由。我们有幸在北京城或由我们自己,或由我们的讲授教理者为3000多名患病或濒临死亡的儿童、30名基督教徒的孩子以及35名成人行了洗礼。在北京城外,在属于我们法国传教会的教区中,这方面的收获还要大。仅高神父即高类思,中国神父,与杨德望同受业于蒋友仁,同被派往法国求学,1766年同时返国。——中译注这名中国的耶稣会士一个人,就为133名成人和197名儿童行了洗礼。我还丝毫未提及我们在这一年期间所进行的听人忏悔或举办圣体。它们的数目每年大致相同。我们在这里的教堂每逢节日或星期日均像在法国那样充满教徒。在法国,经常光顾教堂的主要是女性虔诚者,而在这里,则主要是男性虔诚者,所有的区别就在于此。此外,我至为尊敬的神父,我们在此拥有的大部分教徒来自社会的下层,显贵们因过于依恋尘世的荣华富贵,以至于不敢冒因为信仰一种要人由衷地与荣华富贵分开的宗教而完全失去它们的危险。通过克服一切我们所遇到的、而且似乎在我们传播福音过程中始终在增加的困难,可以这样说,我们一直在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仍然期望各个时代会变得更好,期望不顺从和傲慢的性情有朝一日会屈服于信仰的约束,并以怀有这种期望而感到光荣。但是,为了加速这种令人高兴的变化,我至为尊敬的神父,我觉得我们需要像我们在此所做的那样,将控制思想与赢得人心的艺术提高到您本身已拥有它的程度。

虽然您无法向我们传授您的才学,但我希望您既不要拒绝向我们提供您的智慧,也不要拒绝向我们提供您能够为我们带来的任何救助。您已经乐于承担的重任,即担任我们传教会财务方面的总负责人,令人信服地向我们证明了您对我们的利益,以及对那些可怜的有待于我们将其领往通向天堂之路的偶像崇拜者的热忱。由此,您无须漂洋过海就能分享所有我们使徒的使命中的功绩。希望能有幸得到您的关照。谨致崇高的敬意。

 

 

104 骆尼阁神父致布拉索神父的信件摘要
 
 

 

(1754年岁末)

以下是我所得知的有关马松神父的死讯。现在澳门曾与马松神父乘坐同一艘船前往莫桑比克的葡萄牙耶稣会士穆玛诺神父告诉我以下情况:在其离开里斯本之前,马松神父是作为穆玛诺神父的守护神来到里斯本的。除了能满足其虔信的东西,马松神父对任何事物均不感兴趣。他在圣事面前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他是与十六名葡萄牙耶稣会士一起离开里斯本的,这些葡萄牙耶稣会士有的前往莫桑比克,有的前往果阿。在整个旅途当中,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使我们所有的神父对他有了了解:每次当他无法做弥撒时,他就领圣体。他几乎始终在祈祷。船上所有的人均把他视为一个圣徒。因为他不懂葡萄牙语,所以他无法从事任何别的宗教活动。在最后一个月里,他被迫宣布此前一直在隐瞒的病情:他的肛肠部位出了毛病,其肛门已经严重溃烂。当宣布病情时,他的病已经来不及医治了。在患病的最后那些日子里,他失去了知觉,处于谵妄状态中的他在说胡话时就只提到了天主和圣母。当人们在莫桑比克抛锚时,他他已经奄奄一息了。由于害怕会加速他的死亡,神父们不敢为了搬送他而去碰他的身体。当外科医生准备给他动手术时,他已经在医生的怀抱里断了气。我们在他的床边看到了他死时的惨状。我们立即把他抬到了墓地,并在那里掩埋了他,因为在他临终前的几个月,他的躯体已经完全腐烂了。以上就是我所知的有关您的朋友的情况。

①  骆尼阁神父逝于1769年1月8日。一一原注    骆尼阁,法国耶稣会士.1754年8月15日抵达澳门,1756年赴湖广传教。一一中译注

②  图森.马松神父,画家,曾来过中国,1749年7月5日去世。一一原注

 

105 耶稣会传教士骆尼阁神父致河弥德神父的信件摘要
 
 

 

(河弥德,法国神父,1755年抵达澳门,1758年起到湖北各城山中传教。——中译注 )

(1754年11月18日)

您将通过B神父得知我的处境……这种处境不大适合一位狂热的虔诚者的活动。但是,在这种处境当中,我们能够通过执行天主神圣的意志来为天主争光。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彼此感到满足。如果您成为祈祷者,您将非常需要这种处境。根据我的预计,您在这些地区会有感到痛苦的地方。我知道这一点,这不会让我感到厌恶。我也相信,您同样会按照天主的意志来行事。但愿神圣的天主不时地向我们展示优美的事物或受难与殉难之类的机会。如果我们成了我们所应当成为的那一种人,那对我们来说,所有的一切注定是相等的。

为了使您的旅途从一开始就不过于令人难受,那您就不能过于严厉。在排除卑鄙、可耻地讨好的情况下,应当懂得采用某种宽容来搞好与海军军官与水兵的关系。人们可能会在餐桌上(尤其是在人们尚未把这些官兵争取过来的初期)听到许多让您讨厌的东西。对此,我相信,在以严肃的态度表示不赞同和以过于开放的态度表示赞同人们所说的话之间,存在着某种可以折中的做法。对脏话、诅咒和谗言等进行规劝在赢得他们的信任之后进行才较合时宜。当人们听到一些献身于天主的人认为是不好的,然而在接受过那种几乎口无遮拦的军舰上的教育的人看来并非罪恶的事物时,若过于严厉的话,只会导致自己与这些官兵更加疏远。人们只能够通过赢得其人心去纠正他们。如何才能提供这种双方均不会讨厌的合适的折中方法呢?我觉得除了祈祷的精神以及习惯性的祈祷,这种折中的方法几乎不存在。亲爱的朋友,为了成为圣徒,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事情。

 

106 耶稣会传教士骆尼阁神父致布拉索神父的信件摘要
 
 

 

(1757年10月23日)

我不是皇帝陛下的钟表匠。根据我所做的关于自己对科学知之不多的陈述,人们已判定我配不上这一荣誉骆尼阁神父原拟赴京协助蒋友仁制造时钟、机械,但后来嘉类思转遣他赴湖广传教。——中译注。我也还不配做一名传教士,然而我却已经担任了传教士。请您为我能够变得配得上传教士这一称号而祈祷吧。如果您注定有一天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那您在来此之前就得忍受一切极大的痛苦。各种各样的烦恼完全会使一个人的灵魂处于半死的状态。这种神圣的死亡必须承受各种打击。如果天主想针对不幸与死亡做某件事的话,就让他仅仅在我身上做吧,因为我完全是他的人。永别了,我最亲爱的,让我们在天主与圣母玛利亚那里相会,并开始我们的来生骆尼阁此时在湖北。1769年1月8日患热疾,死于巡历时的一只小舟中。——中译注。请代我向N问好……如果他还在拉佛莱什的话。虽然我知道这一叮嘱并不会有什么用,但我还是要对您叮嘱道:既然最大的背信行为没有使我们亲爱的主气馁,难道它们能使主的使者气馁吗?

 

107 耶稣会传教士河弥徳神父致布拉索神父的信
 
 

 

(1756年1月6日)

我至为尊敬的神父和亲爱的同事:

我相信您几乎了解所有与我的旅程有关的事情。在经过您所见过的漫长的海上航行之后,我于8月23日非常平安地到达这里。我们在海上的航程也同样非常轻松愉快,这是因为天主认为不值得让我们为了他而去遭受那些所有的海上航行皆会遇到的苦难。我发现这里所有的人均处于相当好的健康状态。我们的会长神父甚至在当时身体还很好。但自那以后,他几乎没有不生病的时候。大约三个星期的间日疟,几乎持续不断,并且迫使他晚上大部分时间得在椅子上度过的哮喘发作让他吃足了苦头。然而,我希望我们将更长久地继续拥有这位神父。我们这里需要他,因为总会长神父不可能在其担任修道院院长期间前来此地,后者在那里很忙,无法脱身。

他在从事这一迫害时期中必不可少的工作时得到的救助非常有限。我们已经在4月份失去了尚若翰神父,由此一来江西省已没有传教士。傅安德神父身体虚弱,而石若翰神父则在山上被软禁。确实,我们的中国耶稣会士从今年年初起就出发了,但您知道他们现在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因此,所有的工作重担都落在了嘉类思神父的身上。沉重的工作让嘉类思神父筋疲力尽,加上连续四到五天的肠绞痛,使我们今年两次以为将失去这位神父。我和骆尼阁神父很希望能分担他的工作,而且人们也对我们作出了这样的要求与期待。人们希望我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尽快出发。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事情使得我无法成行。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五位神父在南京被关入了监狱。人们担心如果我本人遇有不测的话,这些神父会受到虐待。但我仍以为此事不会影响我前去分担嘉类思神父的工作。因为从来自北京的消息得知,这些神父已经或者马上将被释放。在四五个月之前,中国省会的副省会长傅作霖神父曾前去拜访人们曾多次恳求其为被关押者说情的首辅大臣,后者亲自对傅作霖神父说,他目前正在审理我们神父的案子,这一案子肯定会在年内了结。届时人们将把这些神父遣送回家,即遣送回澳门。接着这位首辅大臣对在场的其他大臣补充道,应当给他们,即在北京的耶稣会士这样一种安慰。这些在京的耶稣会士见到这些神父被关押在监狱里很伤心,因为这些神父和他们一样是欧洲人。此外,因为皇帝从他的军队那里得到了捷报,这一捷报使他得知其为驱逐篡位者而与之交战的准噶尔王国已经被制伏,篡位者本人也已被俘获,遂颁布减轻刑罚的大赦令。根据这一大赦令,所有原先要被斩首者改判为绞死,原先要被绞死的人改判为终生流放,原先被判处终身流放者则改判为流放三年。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希望。人们对这些神父被释放之事的估计是如此的乐观,以至于省会会长神父已经就这些神父的住处与工作作了安排。不过这一切尚未付诸实施,而且我也不知道何时能付诸实施。来自军队的最新消息较为不利,故此不便重新在皇帝那里采取行动。在鞑靼的局势已发生了变化。一些原来已经表示效忠皇帝并加入其军队的准噶尔王公重新发起叛乱。经过在山口与沙漠地带的交战后,他们夺取了运送给养的通道。皇帝的军队已处于被围困以及有可能饿死的状况。您可以判断这一消息会在宫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皇帝是否还会打算让其赦免令付诸实施。皇帝让人当着他的面痛打了其女婿,因为后者消除了人们对鞑靼王公忠诚的怀疑.在这之后,他又命人将其女婿押往刑部受审.难道您对有人试图剥夺那些坐牢神父宝贵的殉难者的荣誉不感到震惊吗?如果神父们被处以死刑的话,我们几乎毫无希望找到任何愿意把我们藏在其家里的基督徒.因为在这里,只要传教士被判刑,人们会罚处所有与传教士有牵连的人.

刚刚碰到一件麻烦事的石若翰神父因无法找到任何可以照顾他的人而四处流浪。以下是他在这些山区遭受迫害时的情景:某些基督徒购买了一块地,在这块地上有一座被树木所环绕的宝塔。这些基督徒曾前去砍伐这些树木。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事先所计划好的,这些树木倒在了宝塔上,并砸坏了宝塔中石制或木制的神像。对此,偶像崇拜者们吵嚷着要求讨个说法。在同一地区的另一个地方,一位基督徒在三次请未婚妻过门未果的情况下,绑架了其未婚妻。这位被人用武力带到夫家的妇人高声向欧洲人哭诉,并说窝藏其丈夫者是她的公公。村里的头面人物因害怕此事会引起不好的后果,遂告到官员处。官员闻讯后首先派人逮捕了上百名基督徒,继而用打耳光、打板子等方法折磨他们。这些基督徒开始时还慷慨激昂地公开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在最后却听任自己被人摆布。官员又派人逮捕了另外五十名勇敢地忍受了普通肉刑的人。为了使这些人屈服,衙门里的人想到采用一种曾在日本被人用过的酷刑。在把这些人的手绑到背后之后,衙门里的人用一根绳子逐个系住每个人的拇指,然后把他们悬在房梁上置之不理,直至这些人改变其信仰。官员们还把这些基督徒带到了他们出生的地方,好让他们明白究竟是谁在管着他们。这些基督徒回来时带着他们光荣的橄榄枝,现在他们均更加平静地在山上生活。然而,由于所有欧洲人都被当做三四年前在湖广一带造反的著名的马朝柱的同谋,人们在追捕马朝柱的同时也在追捕欧洲人,而这就是石若翰神父逃跑的原因。不过,有人在这里作出判断说,这些追捕活动即将结束。

在其他省份,情况要稍微缓和一些。然而人们始终在进行搜捕活动,以便抓住从未被抓到过的马朝柱,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可能还会抓捕许多的传教士。但愿主宰着一切的天主会去除这种迫害我们的理由。

对于基督教来说,有一个新的事件可能会对它产生危害。事情经过如下:马尼拉总督已经驱逐了所有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因被流放而绝望的这些中国人刚一到达厦门这一大船通常进行贸易的地方,就向中国官员报告说,这些西班牙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让传教士进入中国,此乃西班牙人今年的计划,还说西班牙人所带的银子超过其购买货物所需的数额,这些多余的银子将用于在中国人当中分发,并收买中国人。中国官员们已对西班牙的船只进行了检查,发现了对当地商人来讲属于超额的银子。他们强迫西班牙人把所有东西都卸下船。船上的银子被保存在一幢房子里。西班牙人只有在这些中国官员在场,并且是为了支付商品的情况下才能够从中取出部分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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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一位授任为南京主教不久的德国耶稣会士坐上一条小船,争取能到达他的教区。如果他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取得成功的话,我们将立即去追随他。不管是葡萄牙人还是法国人,不管是俗间神父还是入修会的教士,都在期待着他能够进入中国的时刻。同一天,五年来与其他传教士一起受到追捕的来自外方传教会的诺莱纳主教兼科钦支那宗座代牧主教勒费佛尔大人登上一艘法国船只以便前往马六甲。如果顺利的话,他将经由柬埔寨回到其教区。在科钦支那,人们始终继续同样强烈地对传教士进行迫害。在那里的葡萄牙耶稣会的神父只剩下了两个人,其一是在宫中充当医生与数学家的卢雷罗神父,另一位是中国人,后者因为不容易被人认出,故还能自由自在地在地上干活。当以其凶暴和放荡让人感到害怕的国王活着的时候,人们已不再指望具有自由。

在东京有大量的基督徒和传教士。然而,因为基督教在那里并没有得到允许,所以欧洲人被迫躲藏起来。谨致以崇高的敬意。

 

108 传教士河弥德神父致布拉索神父的信
 
 

 

(1759年8月20日)

我至为尊敬的神父与亲爱的同事:

主内平安。

要表达我收到您在1757年岁末的来函时的喜悦之情并非易事。如果这封信来得更早一些或者此信写得更长一些的话,我在接到它时还将会更加高兴。去年,我接替了石若翰神父在一个山区的教职,关于这一山区,我们在法国时曾数次于谈话中有所提及。在此与我一起共事的是莫尔神父。我们彼此之间相处得很好。我相信,您不会把我们的心满意足归因于我们的职位所处的处境不错。尽管一直到山顶山上几乎到处都种植着各种植物,但陡峭的高山与深邃的山谷几乎没有值得愉悦的地方。然而,基督教的虔诚与数量减轻了我们在山上四处奔波时难以避免的疲惫的程度。我的同事比我早来两年。他已经几乎完全被工作搞得筋疲力尽,在今年还曾咯了两天血。目前他正在一点一点地康复,并自以为已经恢复到了能够继续工作的状态。他负责的是更为严重困难的工作,换言之,是距我们平时的住处有好几天路程的边远地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途中能够毫无危险地寄宿在不信仰基督教的人家里。直至现在,我还没有走遍我们附近地方基督教徒的住处,因为基督教徒数量众多。如果这些基督教徒都要忏悔的话,我们得在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每天不停地工作。我们在那里细心地教育着孩子。这些孩子每隔几个月定期前来参加考试。大考在每年的年底。去年大约有三百五十名男女儿童参加。我们只让那些其住的地方与我们的距离约为1法里的儿童一起参加考试,其余儿童的考试则另行组织。几乎连续不断的迫害,以及某些基督教徒的胆怯,使得这种考试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有点被人忽视。我的同事力图使人们重新重视这种考试,并且终于达到了目的。自到达此地以来,我所做的事情只是让人们按照基督教的礼仪行事。看到人们成群结队地前来探望病人、连续几个通宵守在行将去世的人身边,以及为过于贫穷的死者捐献丧葬费用,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啊!他们在这些事情上的善举同样给偶像崇拜者留下了印象,后者中的一些人就是因此而被基督教吸引的。尽管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始终在继续,并且在这里的迫害程度要比其他教区严重,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我们在这几年里为许多成人和儿童施了洗礼。自我抵达中国以来,我对中国的情感已大有改变。在出发之前,我以为在中国的使命将是收效最小的使命,而现在我已觉得这项使命是人们有望取得最大成功的使命之一。尤其是在农村,传教活动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还要大。在此,尽管恐惧往往会阻止人们归信基督教,但我们与之打交道者大多愿意倾听我们讲授教理,或者能够直率地承认我们向他们展示的真理。然而在加拿大和印度则不然。如果我听说的情况属实的话,在那里,我们遇到的大多是些在成为基督教徒之前首先应当学会做人的人。尤其是在我们所在的山区,传教事业已有了许多进展。如果我们拥有足够多的教理讲授者,我们本来还可以取得更大的进展。但是,由于很难找到具有胜任这种重要工作所必备的各种素质的人,我们很缺乏教理讲授者。然而,正是通过教理讲授者,天主之国才得以扩展。我们几乎没有其他扩展天主之国的手段,因为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长期以来,局势已不允许传教士亲自向异教徒布道。我们在这里通常所见到的基督教徒,大多是在受到很好的开导之后才同意让我们给他们施洗礼的。在法国,很多人存有这样一种偏见,以为我们为了凑数非常轻易地就接纳人们入教,因此我们所拥有的几乎都是些名义上的基督教徒。事实并非如此。人们通常要在参加二到三年的宗教活动之后才能被我们接纳入教,即便在教理讲授者中那些看上去最虔诚的人也是如此。当我们对某人归信基督教的诚意和坚定性有所怀疑时,我们对这个人的考验甚至会超过四到五年。这种偏见产生的根源是这些在法国的人对我们很嫉妒。我亲爱的同事,让我们感谢天主,让我们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因素把事情办得更好。至于中国人的反复无常,尽管这确实是他们的弱点,然而让我们这些听忏悔的神父感到宽慰的是,这些年来,山上没有一位基督教徒在被传讯到官府或受到虐待时放弃信仰。一些在四到五年前迫于压力放弃信仰的人也要求通过苦修(不管这种苦修有多么艰苦)重新被基督教所接纳。我至为尊敬的神父和亲爱的同事,我之所以告诉您上述情况,是为了让您对我们神圣的使命产生兴趣,同时也是为了免得您在我说到个别中国基督教徒的堕落时过于伤心。谨致崇高的敬意。

 

 

109 耶稣会传教士嘉类思神父致布拉索神父的信件摘要
 
 

 

 (1757年12月13日于澳门)

北京主教大人于今年5月去世。同年6月,我们又痛失了汤执中神父,后者享年51岁。把汤执中神父从我们手中夺走的是一种危险的热病。皇帝为汤执中神父出了丧葬费。这位神父是在三年前借助其花草、蔬菜的种子进入宫中的。当时,皇帝让人扩建了御花园。汤执中神父还用一些喷泉与瀑布把御花园装点得更加好看。这一工程尚未竣工,蒋友仁神父现在那里负责此事。这位君主还让人建了一座欧洲式的宫殿,其规模比他在七年前所建的那座欧洲式宫殿还要大。皇帝似乎对欧洲人在机械方面提供的服务感到满意,并以显赫的职位去奖赏他们。但皇帝的奖赏也就仅限于此,我们神圣的宗教几乎没有借此得到传播。在北京,人们尚未对基督教怎么样,但在各省,却始终同样不允许基督教存在,并对传教士进行追捕。五位本会的葡萄牙神父就这样在被关押了两年之后被遣送回国。传信部的一位圣方济各会的主教亦同样如此。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有三位传教士(两名西班牙人,一名法国人)刚刚进入了中国,还有两位传教士也将在不久之后动身前往。在东京,宗教事务看上去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那里有许多虽然得隐藏起来,但工作得很成功的传教士。东京人具有一种比中国人更坚定和忠贞的特点。在科钦支那,传教士们继续被人驱逐。某些传教士已经秘密地返回那里。我们在国王身边有一位葡萄牙耶稣会士,后者利用其医术做了许多好事。谨致崇高的敬意。

 

110 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神父致科学院德里斯勒神父的信
 
 

 

(1759年9月4日于北京)

先生:

为了有幸给您写信,我等待着自己能够把某种与您非常成功地从事的科学研究有关的事物和我的信结合起来。我不得不向您宣布的一个令人痛苦的消息促使我在今天提起笔来。这个消息就是您的老朋友宋君荣神父去世了。先生,你们失去了一位多年来使你们的知识能够为科学的业余爱好者提供服务的忠实的通讯院士。由于共同的职业和共同的生活方式把他与我们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也沉痛地怀念这位第一流的学者和优秀的传教士,怀念这位具有这些能给社会带来快乐的品质宝贵的人。

事实上,凡是认识宋君荣神父的人都会觉得他非常可爱。安详的脸神,非常温和的习性,令人愉快的谈话以及自然的举止,凡此种种皆会使人对他产生好感。只要与他建立友谊,对他的敬意就会油然而生。人们只要与他谈上几次话,且不管谈的是什么话题都会对他佩服不已,因为他不管碰到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这是一个通晓一切,无所不能的人。他读过的书很多,且所有读过的东西都能够加以阐述。神奇的记忆力使他在谈论任何问题时皆能脱口而出。神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不管是宗教的历史还是世俗的历史,古代的历史还是现代的历史)、自然科学、文学,凡此种种,皆在交替地吸引着他的注意力。当无须祈祷或履行其教职时,他的脑子里时时刻刻都充斥着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他就像是一个人们可以放心地查阅,并且从不会毫无收获的活书库。

中国的博学之士也从他身上发现了值得学习的地方。他们不止一次地对一个外国人竟然能够如此专心致力于他们的科学,并且还能向他们解释相关内容表示钦佩。尤其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位来自世界的另一端的人能向他们详述中国帝王复杂的世系,能为他们就中国古代的学说与后来的学说进行对比,能向他们叙说中国的历史,并给他们一一指出各个朝代中所有值得关注的地方、每个朝代产生的重要人物等等。他在讲述曾让这些严肃、自负的中国文人觉得难以理解的内容时讲得清晰、自如和流畅,这使得这些原先存有偏见的中国文人不得不承认,这位来自欧洲的博学之士在国学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了他们。先生,我所说的均是我亲眼所见的事情。如果您愿意关注宋君荣神父的才能,尤其是他的博闻强记的话,您就不会觉得我有失夸张。

宋君荣神父从其幼年起几乎就已专心致志地投入连续不断和系统的学习。他在十五岁时被吸收到本会在图卢兹的分会。在成功地完成人们在他处于青少年时交给他的不同工作,以及在从古希腊、罗马的作家那里吸取了优秀文学的真正情趣之后,他开始专心学习高深的学科,并全身心地投入其间。正是在这一时期,为了能够从源头开始直接阅读圣人的著述,他学习了希伯来语。人们对他寄予了最美好的期望。但是,宋君荣神父丝毫没有想过在自然科学或文学方面去博取声名。

另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成功激起了他的欲望。他的耶稣会会友在新大陆所从事的传播基督教的工作点燃了他的热忱,并激励他把自己的一切才能奉献给传教事业。由于精通数学,特别是天文学,他遂把自己的视线转向了这些自然科学倍受尊重的中国这一边,因为他希望这些科学知识能有助于他使中国人归信基督教。他在1721年从法国出发,并于1723年抵达北京。

在这个首都当中,如同在整个帝国里面一样,事情已经大大地变样。曾充当传教士以及他们所宣扬的基督教保护者的康熙皇帝,即伟大的康熙已不在人世。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雍正对基督教根本没有好感。相反,他对基督教在其父皇统治时期取得的种种进展深感不安。如果能够无损于其父皇的威名的话,他真想把基督教连根铲除。

正是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宋君荣神父首次进入了这片有待他去耕作的天主的葡萄园。他丝毫没有丧失勇气,只是在耐心地等待着天主赋予他显示其热忱的手段。学习汉语和鞑靼语首先占去了他的空闲时间。他刚一克服了学习这些语言的主要困难,就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热情致力于深化、发挥他能够从可靠的书中找到的人们可用以完善其科学知识的内容。《中国天文学史》是他最初的工作成果。随后他又致力于完整地翻译《易经》。除了我们的宗教书籍之外,该书也许是世界上最可靠与最宝贵的古代史方面的著作。因为,先生,正如您知道的那样,《易经》在中国人那里是一部简要地记载其民族自尧至周的古代历史的经典著作,这段历史的起讫若按我们的算法来说的话,大约是从诺亚时代的洪水灭世开始直至公元前937年左右。

我丝毫无意跟您谈他那部根据中国人的书籍编写的《成吉思汗》。这部著作已经付印,您本人亦有此书,而且您比我更能够就该书作出评判。但请您允许我提醒您注意元朝的历史。我要说的是这些在公元1280年左右征服中国的鞑靼—蒙古人,他们令人生畏的统治扩展到了欧洲的北部以及整个亚洲。宋君荣神父关于元朝以及唐朝等其他特殊朝代的历史著作已经被寄回欧洲,但我直到现在仍没有看到有人在利用这些著作。

此外,无论这些翻译或编撰是多么的值得重视,但它们既不是宋君荣神父主要的研究对象,也不是他主要的兴趣爱好。他的学识非常渊博,阅读面甚广,而且所读的书中既有欧洲文字的书籍,又有中文书籍。他尤其对书中那些能有助于他了解这块土地上的古代居民的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的内容颇感兴趣,而且似乎独自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宝贵著作。听他讲从洪水灭世开始一直到当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几乎会以为他曾经在各个时代都生活过,以为他是历史上各个时期人物的同代人。

当弗雷埃先生这位著名的科学院院士致力于确认中国纪年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时,宋君荣神父曾给他寄过大量内容与之相关的信件和学术论文。除此之外,宋君荣神父还就此写过一部完整的著作——《中国纪年表》,书中提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证据。无论弗雷埃先生的论文多么清晰透彻,但宋君荣神父在同一领域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却更具有决定意义。人们在其著作中可看到许多在这位博学的科学院院士那里被疏忽的事物、原因和证据,却由这位传教士用一种人们在这种典型的著作中所能希望的方法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先生,我不准备对您讲述宋君荣神父在天文观察方面的所作所为。作为每个年度的天文观测资料的保管者,您比任何人都更能知道这类观测的功劳,比任何人都更能领会它的价值所在。我也不准备对您赘述宋君荣神父在完善与这些东方国家有关的地理学研究方面所作的努力,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都寄给您了。甚至在最后一次得病前几天,他还完成了一部有关科钦支那和东京的著作,并在书中附有这些王国的地图。帕图耶神父可能很快会把这部著作公诸于世,届时您可以请帕图耶神父把它寄到您那里。

宋君荣神父始终把从事宗教活动与著书立说结合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未忘记自己离开其祖国的主要目的是献身于拯救人们的灵魂,甚至当局势需要的时候,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去宣扬基督教信仰中的各种真理。为了履行这一始终被他视为是责无旁贷的义务,他作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虽然基督教在整个中华帝国一般受到禁止,但人们还让我们在首都,即在皇帝本人的眼皮底下自由地行使我们的宗教职责。我们的教堂向所有愿意光顾的人开放。我们在那里祈祷,听人忏悔,主持圣事。更有甚者,当我们在不必冒失去所有一切的风险时,我们还走出教堂给信仰基督教的妇女、病人提供他们可能需要的精神救助。

宋君荣神父在上述传教方面的工作做得并不比别的传教士少,而若没有从事这些传教活动的话,这个传教士将只是名义上的传教士。他的抽象研究、频繁的熬夜苦读、各种各样的内外事物从未妨碍他做善事。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在为观测天象彻夜不眠之后,先从观象台来到神工架,又从神工架来到讲道台,再从讲道台来到祭台,在没有任何休息时间的情况下从事着不同的宗教活动。确实,强壮的体质以及似乎经受得住一切考验的健康状态才使他得以如此行事,否则他的身体早就吃不消了。

虽然他兢兢业业地忙于与我们的教职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日常职责,但宋君荣神父亦以同样的热忱投身于那些只有他才能胜任的其他事务。他曾根据皇帝的命令为那些刚刚入宫,但对中文以及相关事宜一无所知的传教士充当翻译,有时是当着陛下的官员的面翻译,有时则当着皇帝本人的面翻译。这是一项困难的差事,但宋君荣神父每次从事这项工作时均做得不错,并由此获得好评。

此外,他还为那些涉及到中俄两国交往的所有事务充当拉丁文与鞑靼—满族语的翻译。也就是说,他得负责把所有来自大俄罗斯官方的拉丁文信件译成鞑靼—满族语,并把最初是满文写的中国官方就两国双边事务寄往俄国的信译成拉丁文。

在所有欧洲的宫廷里面,只要懂得两种语言就足以胜任这种性质的工作,但在这里则不然。在北京的宫殿里,人们还应该有充分的机智、无限的耐心,并且熟知地名、蒙古游牧部落以及在中俄边境之间居住的各个小的鞑靼王公的特殊名称,否则的话,人们就可能经常会把某一整个地区的名字与一座山的山名、一条河流的名字搞混,或者把一座山的山名或一条河流的名字与某个人或某个蒙古游牧部落的名字搞混,等等。此外,他在翻译时既缺少充裕的时间,也无法独自待在书房里或置身于书籍和地图当中,而是往往得在皇宫里面或在办理公务的衙门里迅速地进行。他得当着一大批中国官员的面进行翻译,而这些中国官员在等候宋君荣神父翻译时要么高声谈论着他们所特别关注的事情,要么用一连串五花八门但又毫无意义的问题去打断宋君荣神父的翻译。甚至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即宋君荣神父在头一天夜里接到任务,第二天早上就得把它翻译完毕,以便呈给皇帝过目。但这一切均未使宋君荣神父张皇失措和感到为难。他始终做到既能不耽误其工作,又能让自己轻松愉快。他在同一时间里一边翻译,一边与前来打断他工作的人讨论,并使后者向他提出的问题皆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更有甚者,在中国礼仪允许的情况下,他本人也会向他们提问。

这一人们被迫去承担的极端繁重的工作只是在几乎只有欧洲人才能胜任的必要情况下才交付给欧洲人去做的。由在位君主的先皇为向某些有才能的满族子弟教授拉丁语而设立的皇家学堂只存在了十五年左右,该校没有开设过任何把满文译成拉丁文的课程。继巴多明神父之后,宋君荣神父有幸担任了这所学校的负责人以及首席教师。

始终对其服务感到满意的朝廷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了对宋君荣神父的满意之情,有时是以赞颂之辞来表示,有时则通过赏赐小礼物来表示。朝廷还很想用外在的荣誉标志来对他进行奖赏,但由于人们知道他并不看重它们,所以一直没有这样做。

先生,如果我在向您叙述有关您故友的事情时扯得过远的话,还得请您多多包涵。由于您只了解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情况,所以我很想让您通过他所做的所有值得敬佩的事情,尤其是其在宗教方面的所作所为使您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他在其所处的极为不利的时期中,为传播基督教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曾有幸在两次不同的场合中在尘世的审判者面前捍卫基督教,并拯救了数以千计的儿童的灵魂,因为若不是宋君荣神父用他每年收到的来自欧洲的那一点善款去供养教理讲授者的话,后者或许将被剥夺受洗的恩典。虽然宋君荣神父在传教中不会忽视任何儿童,但他尤其对被遗弃或濒临死亡儿童的受洗事宜格外关注。

对宋君荣神父的才能充分赏识的彼德堡皇家科学院在1747年使他有幸成为其杰出团体中的一员。先生,请您允许我提醒您注意记住此事,即正是您使他以通讯院士的身份入选皇家科学院的。此后不久,时任伦敦皇家协会秘书的著名的德·莫尔蒂美尔先生建议他申请加入这一学术团体,并向他保证,只要他本人对提出申请不觉得有何不方便之处,该学术团体很乐意赋予他这一荣誉。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皇家铭文与美文研究院请他在论文完成时提交他的论文。他的信件、论文以及其他著作经常被作为该院院士的弗雷埃先生等第一流的学者引用,并始终受到好评,而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在这一杰出的学术机构里受到重视的程度。

作为一名勤劳的在其工作时始终不知疲倦的人,宋君荣神父在中国首都的三十六年时间里从未有过身体虚弱的时候。这次把他引向坟墓的严重的痢疾也是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得病。他在7月7日首次感觉到自己患了痢疾,并且愈来愈严重。尽管我们百般照料,他仍在半个多月后离开了我们,享年七十一岁。

宋君荣神父于1689年7月4日出生于阿尔比热瓦省上朗格多克市的加亚克,1759年7月24日逝世于北京。他接受了临终圣事。他在其最后的时刻迎来了这种精神上的顺从与安宁,而这种精神上的顺从与安宁正是始终遵循最纯粹的基督教准则的基督徒的真实特征。谨致崇高的敬意。

 

110 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神父致科学院德里斯勒神父的信
 
 

 

(1759年9月4日于北京)

先生:

为了有幸给您写信,我等待着自己能够把某种与您非常成功地从事的科学研究有关的事物和我的信结合起来。我不得不向您宣布的一个令人痛苦的消息促使我在今天提起笔来。这个消息就是您的老朋友宋君荣神父去世了。先生,你们失去了一位多年来使你们的知识能够为科学的业余爱好者提供服务的忠实的通讯院士。由于共同的职业和共同的生活方式把他与我们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也沉痛地怀念这位第一流的学者和优秀的传教士,怀念这位具有这些能给社会带来快乐的品质宝贵的人。

事实上,凡是认识宋君荣神父的人都会觉得他非常可爱。安详的脸神,非常温和的习性,令人愉快的谈话以及自然的举止,凡此种种皆会使人对他产生好感。只要与他建立友谊,对他的敬意就会油然而生。人们只要与他谈上几次话,且不管谈的是什么话题都会对他佩服不已,因为他不管碰到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这是一个通晓一切,无所不能的人。他读过的书很多,且所有读过的东西都能够加以阐述。神奇的记忆力使他在谈论任何问题时皆能脱口而出。神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不管是宗教的历史还是世俗的历史,古代的历史还是现代的历史)、自然科学、文学,凡此种种,皆在交替地吸引着他的注意力。当无须祈祷或履行其教职时,他的脑子里时时刻刻都充斥着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他就像是一个人们可以放心地查阅,并且从不会毫无收获的活书库。

中国的博学之士也从他身上发现了值得学习的地方。他们不止一次地对一个外国人竟然能够如此专心致力于他们的科学,并且还能向他们解释相关内容表示钦佩。尤其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位来自世界的另一端的人能向他们详述中国帝王复杂的世系,能为他们就中国古代的学说与后来的学说进行对比,能向他们叙说中国的历史,并给他们一一指出各个朝代中所有值得关注的地方、每个朝代产生的重要人物等等。他在讲述曾让这些严肃、自负的中国文人觉得难以理解的内容时讲得清晰、自如和流畅,这使得这些原先存有偏见的中国文人不得不承认,这位来自欧洲的博学之士在国学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了他们。先生,我所说的均是我亲眼所见的事情。如果您愿意关注宋君荣神父的才能,尤其是他的博闻强记的话,您就不会觉得我有失夸张。

宋君荣神父从其幼年起几乎就已专心致志地投入连续不断和系统的学习。他在十五岁时被吸收到本会在图卢兹的分会。在成功地完成人们在他处于青少年时交给他的不同工作,以及在从古希腊、罗马的作家那里吸取了优秀文学的真正情趣之后,他开始专心学习高深的学科,并全身心地投入其间。正是在这一时期,为了能够从源头开始直接阅读圣人的著述,他学习了希伯来语。人们对他寄予了最美好的期望。但是,宋君荣神父丝毫没有想过在自然科学或文学方面去博取声名。

另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成功激起了他的欲望。他的耶稣会会友在新大陆所从事的传播基督教的工作点燃了他的热忱,并激励他把自己的一切才能奉献给传教事业。由于精通数学,特别是天文学,他遂把自己的视线转向了这些自然科学倍受尊重的中国这一边,因为他希望这些科学知识能有助于他使中国人归信基督教。他在1721年从法国出发,并于1723年抵达北京。

在这个首都当中,如同在整个帝国里面一样,事情已经大大地变样。曾充当传教士以及他们所宣扬的基督教保护者的康熙皇帝,即伟大的康熙已不在人世。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雍正对基督教根本没有好感。相反,他对基督教在其父皇统治时期取得的种种进展深感不安。如果能够无损于其父皇的威名的话,他真想把基督教连根铲除。

正是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宋君荣神父首次进入了这片有待他去耕作的天主的葡萄园。他丝毫没有丧失勇气,只是在耐心地等待着天主赋予他显示其热忱的手段。学习汉语和鞑靼语首先占去了他的空闲时间。他刚一克服了学习这些语言的主要困难,就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热情致力于深化、发挥他能够从可靠的书中找到的人们可用以完善其科学知识的内容。《中国天文学史》是他最初的工作成果。随后他又致力于完整地翻译《易经》。除了我们的宗教书籍之外,该书也许是世界上最可靠与最宝贵的古代史方面的著作。因为,先生,正如您知道的那样,《易经》在中国人那里是一部简要地记载其民族自尧至周的古代历史的经典著作,这段历史的起讫若按我们的算法来说的话,大约是从诺亚时代的洪水灭世开始直至公元前937年左右。

我丝毫无意跟您谈他那部根据中国人的书籍编写的《成吉思汗》。这部著作已经付印,您本人亦有此书,而且您比我更能够就该书作出评判。但请您允许我提醒您注意元朝的历史。我要说的是这些在公元1280年左右征服中国的鞑靼—蒙古人,他们令人生畏的统治扩展到了欧洲的北部以及整个亚洲。宋君荣神父关于元朝以及唐朝等其他特殊朝代的历史著作已经被寄回欧洲,但我直到现在仍没有看到有人在利用这些著作。

此外,无论这些翻译或编撰是多么的值得重视,但它们既不是宋君荣神父主要的研究对象,也不是他主要的兴趣爱好。他的学识非常渊博,阅读面甚广,而且所读的书中既有欧洲文字的书籍,又有中文书籍。他尤其对书中那些能有助于他了解这块土地上的古代居民的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的内容颇感兴趣,而且似乎独自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宝贵著作。听他讲从洪水灭世开始一直到当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几乎会以为他曾经在各个时代都生活过,以为他是历史上各个时期人物的同代人。

当弗雷埃先生这位著名的科学院院士致力于确认中国纪年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时,宋君荣神父曾给他寄过大量内容与之相关的信件和学术论文。除此之外,宋君荣神父还就此写过一部完整的著作——《中国纪年表》,书中提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证据。无论弗雷埃先生的论文多么清晰透彻,但宋君荣神父在同一领域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却更具有决定意义。人们在其著作中可看到许多在这位博学的科学院院士那里被疏忽的事物、原因和证据,却由这位传教士用一种人们在这种典型的著作中所能希望的方法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先生,我不准备对您讲述宋君荣神父在天文观察方面的所作所为。作为每个年度的天文观测资料的保管者,您比任何人都更能知道这类观测的功劳,比任何人都更能领会它的价值所在。我也不准备对您赘述宋君荣神父在完善与这些东方国家有关的地理学研究方面所作的努力,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都寄给您了。甚至在最后一次得病前几天,他还完成了一部有关科钦支那和东京的著作,并在书中附有这些王国的地图。帕图耶神父可能很快会把这部著作公诸于世,届时您可以请帕图耶神父把它寄到您那里。

宋君荣神父始终把从事宗教活动与著书立说结合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未忘记自己离开其祖国的主要目的是献身于拯救人们的灵魂,甚至当局势需要的时候,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去宣扬基督教信仰中的各种真理。为了履行这一始终被他视为是责无旁贷的义务,他作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虽然基督教在整个中华帝国一般受到禁止,但人们还让我们在首都,即在皇帝本人的眼皮底下自由地行使我们的宗教职责。我们的教堂向所有愿意光顾的人开放。我们在那里祈祷,听人忏悔,主持圣事。更有甚者,当我们在不必冒失去所有一切的风险时,我们还走出教堂给信仰基督教的妇女、病人提供他们可能需要的精神救助。

宋君荣神父在上述传教方面的工作做得并不比别的传教士少,而若没有从事这些传教活动的话,这个传教士将只是名义上的传教士。他的抽象研究、频繁的熬夜苦读、各种各样的内外事物从未妨碍他做善事。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在为观测天象彻夜不眠之后,先从观象台来到神工架,又从神工架来到讲道台,再从讲道台来到祭台,在没有任何休息时间的情况下从事着不同的宗教活动。确实,强壮的体质以及似乎经受得住一切考验的健康状态才使他得以如此行事,否则他的身体早就吃不消了。

虽然他兢兢业业地忙于与我们的教职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日常职责,但宋君荣神父亦以同样的热忱投身于那些只有他才能胜任的其他事务。他曾根据皇帝的命令为那些刚刚入宫,但对中文以及相关事宜一无所知的传教士充当翻译,有时是当着陛下的官员的面翻译,有时则当着皇帝本人的面翻译。这是一项困难的差事,但宋君荣神父每次从事这项工作时均做得不错,并由此获得好评。

此外,他还为那些涉及到中俄两国交往的所有事务充当拉丁文与鞑靼—满族语的翻译。也就是说,他得负责把所有来自大俄罗斯官方的拉丁文信件译成鞑靼—满族语,并把最初是满文写的中国官方就两国双边事务寄往俄国的信译成拉丁文。

在所有欧洲的宫廷里面,只要懂得两种语言就足以胜任这种性质的工作,但在这里则不然。在北京的宫殿里,人们还应该有充分的机智、无限的耐心,并且熟知地名、蒙古游牧部落以及在中俄边境之间居住的各个小的鞑靼王公的特殊名称,否则的话,人们就可能经常会把某一整个地区的名字与一座山的山名、一条河流的名字搞混,或者把一座山的山名或一条河流的名字与某个人或某个蒙古游牧部落的名字搞混,等等。此外,他在翻译时既缺少充裕的时间,也无法独自待在书房里或置身于书籍和地图当中,而是往往得在皇宫里面或在办理公务的衙门里迅速地进行。他得当着一大批中国官员的面进行翻译,而这些中国官员在等候宋君荣神父翻译时要么高声谈论着他们所特别关注的事情,要么用一连串五花八门但又毫无意义的问题去打断宋君荣神父的翻译。甚至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即宋君荣神父在头一天夜里接到任务,第二天早上就得把它翻译完毕,以便呈给皇帝过目。但这一切均未使宋君荣神父张皇失措和感到为难。他始终做到既能不耽误其工作,又能让自己轻松愉快。他在同一时间里一边翻译,一边与前来打断他工作的人讨论,并使后者向他提出的问题皆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更有甚者,在中国礼仪允许的情况下,他本人也会向他们提问。

这一人们被迫去承担的极端繁重的工作只是在几乎只有欧洲人才能胜任的必要情况下才交付给欧洲人去做的。由在位君主的先皇为向某些有才能的满族子弟教授拉丁语而设立的皇家学堂只存在了十五年左右,该校没有开设过任何把满文译成拉丁文的课程。继巴多明神父之后,宋君荣神父有幸担任了这所学校的负责人以及首席教师。

始终对其服务感到满意的朝廷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了对宋君荣神父的满意之情,有时是以赞颂之辞来表示,有时则通过赏赐小礼物来表示。朝廷还很想用外在的荣誉标志来对他进行奖赏,但由于人们知道他并不看重它们,所以一直没有这样做。

先生,如果我在向您叙述有关您故友的事情时扯得过远的话,还得请您多多包涵。由于您只了解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情况,所以我很想让您通过他所做的所有值得敬佩的事情,尤其是其在宗教方面的所作所为使您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他在其所处的极为不利的时期中,为传播基督教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曾有幸在两次不同的场合中在尘世的审判者面前捍卫基督教,并拯救了数以千计的儿童的灵魂,因为若不是宋君荣神父用他每年收到的来自欧洲的那一点善款去供养教理讲授者的话,后者或许将被剥夺受洗的恩典。虽然宋君荣神父在传教中不会忽视任何儿童,但他尤其对被遗弃或濒临死亡儿童的受洗事宜格外关注。

对宋君荣神父的才能充分赏识的彼德堡皇家科学院在1747年使他有幸成为其杰出团体中的一员。先生,请您允许我提醒您注意记住此事,即正是您使他以通讯院士的身份入选皇家科学院的。此后不久,时任伦敦皇家协会秘书的著名的德·莫尔蒂美尔先生建议他申请加入这一学术团体,并向他保证,只要他本人对提出申请不觉得有何不方便之处,该学术团体很乐意赋予他这一荣誉。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皇家铭文与美文研究院请他在论文完成时提交他的论文。他的信件、论文以及其他著作经常被作为该院院士的弗雷埃先生等第一流的学者引用,并始终受到好评,而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在这一杰出的学术机构里受到重视的程度。

作为一名勤劳的在其工作时始终不知疲倦的人,宋君荣神父在中国首都的三十六年时间里从未有过身体虚弱的时候。这次把他引向坟墓的严重的痢疾也是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得病。他在7月7日首次感觉到自己患了痢疾,并且愈来愈严重。尽管我们百般照料,他仍在半个多月后离开了我们,享年七十一岁。

宋君荣神父于1689年7月4日出生于阿尔比热瓦省上朗格多克市的加亚克,1759年7月24日逝世于北京。他接受了临终圣事。他在其最后的时刻迎来了这种精神上的顺从与安宁,而这种精神上的顺从与安宁正是始终遵循最纯粹的基督教准则的基督徒的真实特征。谨致崇高的敬意。

 

111 耶稣会传教士嘉类思神父致法兰西世卿诺瓦荣伯爵兼主教的信
 
 

 

 (1759年9月12日于中国)

大人:

我只是在今年才收到承蒙您于1755年赐予我的大函。

您希望得到稍微详细一些的消息。尽管我通常几乎没有足够平安的处境来写这样的信件,但我将尽我所能来服从您的旨意,我将只在信中告诉您我脑子里记得最清楚的相关事情。

我进入湖广省大约已有三年时间了。在这期间,我几乎走遍了当地所有有基督徒居住的地方。我看到,在天主的保佑下,基督教在许多人的心灵当中得到了传播,而神圣的主还在以仁慈的眼光注视着他的这一部分遗产。在法国的某些人以为,自从康熙皇帝统治时期流行的基督教的公开传播遭到禁止,并且所有在各省的传教士被遣送到澳门之后,除了首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已完全被消灭,或者说已迅速地走向全面的衰落。而在首都的传教事业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则是因为受惠于在京传教士所拥有的技艺以及皇帝对他们的保护。当我还在法国之际听到人们这样说之后,我几乎信以为真,并以为这是天主的安排,以为天主已不需要我们再在那里为他服务。尽管如此,我依然没有放弃前往中国的念头,因为我相信天主还需要我根据他的意愿,去注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的一切进展,并且在需要的情况下,去充当这一传教活动受到完全摧毁的见证人。

好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神圣的信仰在欧洲得到了维持,并且在没有得到任何人世间显贵的保护,甚至还受到种种阻挠的情况下神奇地传播开来。因此,这一神圣的信仰也同样应当在中国的这些地区得到维持与传播。我们希望,这将是天主对这一繁荣的帝国所持的仁慈看法。

在康熙皇帝的继任者雍正皇帝公开向我们神圣的宗教宣战,并且驱逐所有在各省传教的传教士之后,逃往澳门避难的传教士们很快就摆脱了这一打击所引起的沮丧。我们当中的一位神父希望率先尝试一下,我们是否能够在基督教明确被禁的情况下悄悄地返回中国,小心地、秘密地维持我们以前曾公开进行的传教活动。

在天主的保佑下,这位神父在取得了成功之后,又返回澳门寻求帮助。许多属于其他基督教团体的神父也循着他的路线前往中国。渐渐地我们重新回到了曾被驱赶的所有有基督徒居住的地区。只是我们曾拥有的,并且可以用来体面地举行表示奥义的仪式的教堂丝毫没有归还给我们,这些教堂在我们被迫流亡期间或被没收,或被用于非宗教用途。首位邀请我们的基督教徒的家就成了我们的教堂。毋庸置疑,我们完全希望皇帝以及帝国中的所有显贵能够大彻大悟,并最终归信基督教,因为许多臣民,也许是所有的臣民都会效仿他们的君主。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除非天主惠予我们一个巨大的奇迹。我不甚清楚目前的处境是否有过去的处境那样的价值,但我知道,对我们而言,目前的处境可能比后者更具有价值。通过目前的这种处境,我们的教会神职以及我们的作用将变得更加符合使徒的教义;通过目前的处境,我们将能够得到天主更多的奖赏。作为不敢在任何地方停留,而且也没有人敢收留他们的被驱逐者,我们这些传教士一时无家可归,四处流浪。几年来,我们还目睹了在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时间里,各种各样的打击是如何落到了我们的同道身上。一些圣多明各教会以及本会的教士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被处死,而另一些教士则被投入了监狱或遭受严刑拷打。这些受到迫害的人是率先进入这种美好历程的人。如果我们永远不配享有同样的命运的话,那么我们可从他们身上得悉我们应当担心,或更确切地说,应当期望的事物。当我们有时从知县或巡抚的衙门前经过之际,不可能在看到所有这些布满在大门前的打手和士兵时坦然自若,因为我们几乎每一天都有可能落入这些人的魔掌。当基督教可以公开传播时,我们可以毫不畏惧地进入这些衙门。在衙门内掌管事务的中国官员会请我们和他一起用膳,并要人们尊敬我们。而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敢出现在他们面前,因为后者将会把我们当做犯人。大人,如果要我在目前的处境与先前的处境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前者。

那么,我们力图在这一帝国传播的基督教失去了它真正的财富了吗?在那些带着某种过于合乎人情的目的加入基督教以及基督教并未在其心中扎根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在遭受迫害时会放弃信仰。在不同地方展开的各种各样的迫害(这些迫害有的发生于雍正皇帝统治时期,有的发生于当朝皇帝统治时期)也许能够把滥竽充数者分辨出来。地位显赫、家境富裕的基督教徒因为过于眷恋其每时每刻都害怕失去的财产与地位,往往在基督教受到迫害时表现得最为软弱。尽管在不同省份当中还有个别这类的基督教徒存在,但人们可以断言,此类基督教徒的数目屈指可数。那么,依然还留在本教的基督教徒们表现又如何呢?大部分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教徒通过为捍卫基督教而受苦受难来表明其信仰。在天主的保佑下,这类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教徒在中国并非凤毛麟角,很少有教区不存在若干名这样的基督教徒。那些还没有公开表明信仰的人则完全知道他们若留在基督教内或要求受洗(如果他们还没有接受洗礼的话)会面临何种危险。

我不是很了解这些被托付给我们四位法国耶稣会士以及作为其助手的三位中国耶稣会士的省份。我没有其他神父的人名录,但通过我们每年让人印制的用来庆贺新年的日历的数目来判断,我们拥有的基督教徒家庭(不论是生活在船上还是在陆地上)的数目在2000~3000之间。我这里只包括了我们在湖广,也就是说大致是在湖南与江西省内的基督教徒。

本会的葡萄牙神父以及其他修会的传教士在南京省和浙江省内拥有同样多的基督教徒。注意到这一点的是我们在北京的法国神父。尤其是在北京,由于那里有传教的自由,其基督教徒的数目应当颇为可观。除北京之外,在这一帝国所有其他的省份都有一些来自不同宗教团体的传教士。根据他们的神召的精神,热忱地为天主的葡萄园而工作,他们不可能缺乏众多的被征服者。在被托付给我的那个小小的地区里,从去年9月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我而言,我已经听了一千三四百人的忏悔,举行了一百五十次洗礼,其中有八十七名受洗礼者为成人。为了收获这小小的丰收成果,我曾经四处奔波,并因此相当疲惫。在这样一个通常每年才举行一次忏悔,有时甚至要两年或者好几年才举行一次忏悔,而且忏悔者说的是我们难以听懂的外语的地区里,要听十至二十个人的忏悔就得花上一整夜的时间。在听完这么多人的忏悔之后,通常就到了举行圣祭的时间。也许,传教会中其他比我早来的传教士们,以其比我多的经验、才能和热忱,能够获得更大的丰收。而另一些传教士则因为其负责照料的基督教徒住得更加紧凑一些,所以能够用较少的精力使更多的人得到更为经常的救助。

我所处的位置是在湖广的中部。三四个月之前,我曾经偶然地来到被托付给河弥德神父以及作为其助手的中国耶稣会士曹神父(名貌禄,广东人,曾赴法国学习神学,后与骆尼阁神父返华,先后协助石若翰及河弥德神父在湖广管理教务。——中译注)照料的湖广的上游。很多年以来,置身于山区之中的这些基督教徒们体现了早期基督教的虔诚。令我甚为宽慰的是,我在许多地方没有碰到一个偶像崇拜者。这个地方的基督教徒没有与异教徒混居在一起,他们只知道向天主祈祷与耕种田地。四年前发生于这些山区的宗教迫害是如此的猛烈,以至于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很好地经受了各种虐待的考验之后,却在这种迫害达到登峰造极之时最终不得不屈服。这些可怜的人仅仅是暂时的背教者,因为他们在其内心深处从未背叛过基督教。我曾经目睹他们为了能够重新入教,公开地以类似于早期基督教时期的苦行来赎罪,他们的这种虔诚之情令我钦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更大的热忱希望尽快获得这种恩典,这些人就像圣西普利安指示他那个时代的背教者去做的那样以大胆的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重新来到审判官的面前,对审判官们的宗教信仰表示厌恶,并在忍受酷刑时只回答他们是基督教徒,而且至死也只做基督教徒。

让我们感到钦佩的事情之一是许多信奉基督教的年轻妇女的坚定态度。这些妇女在其异教徒的丈夫以及公公、婆婆那里终日遭到虐待,同时又无法从其往往住得很远的娘家得到任何救助。但她们没有中断自己的虔诚之情,并把自己的信仰作为其最宝贵的财产加以保留。在中国,存在着当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许婚的习俗。许多后来变为基督教徒的人在其还是异教徒时曾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偶像崇拜者,而这种非常正式的约定一旦形成,就不再有办法摆脱它们。在此,有大量这样的女英雄,她们虽没有殉道者外在的光荣,但却具有殉道者的一切优点。她们中的某些人最终得到了其终日在天主面前哭求的事物,即宽慰地看到其家人均从偶像崇拜者变为基督教徒。另一些较为顺从的妇女则最终使其丈夫在不再过问她们的宗教信仰的问题上变得相当好商量。去年有一位这样的妇女在经过七八年这种类型的婚姻,并为教会生下了好几个孩子之后去世。说实话,对这位妇女而言,其受到的迫害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在她刚进入夫家时,她在惊恐地拒绝了人们要她跪拜供在家里的偶像的建议之后,跑到了自己的房间举起了圣像。人们很快从她手中夺走了圣像,于是她态度坚决地说道,没有这些圣像,她就不再在这个家里待了。她还连续三天既不吃也不喝。人们见她态度坚决,并显示出在宗教问题上绝不屈服的性格,就把圣像归还给她,而且从此以后任由她保持其宗教信仰。

在三四个月之前,我听了一位妇女的忏悔。这位妇女在忏悔完毕之后极为平静地对我说道,如果其丈夫知道她待在娘家是为了看望传教士,将会痛打她一顿。但是,进行忏悔以及领圣体时的那种幸福就非常值得付出这种代价。事实上,我在两天后得知,她的丈夫打得她的手脚至少将在两个多月内无法听自己使唤。但我确信,在新的一年里,她将是首批要求参加神圣的表示奥义的仪式者中的一员。

在我自去年9月以来给成年人施行的洗礼当中,有几次洗礼尤其让我感到宽慰。大约在两年前,一位从事大宗买卖的商人来到了我们的一位基督教徒家中,后者名叫保罗·黄,是一位出色的教理讲授者,而且非常虔诚。这位从事大宗买卖的商人住在七八法里之外的地方,此次来到黄家纯属偶然。保罗·黄与商人进行了交谈。由于见后者有意接受耶稣的教义,就给他讲了一些相关的基本内容,并给了他一本有祈祷文的小册子和一小本教理书。由于教理讲授者能够留住商人的时间只有几天,所以他没有能够让商人了解足够多的相关内容,他既没有向后者讲到传教士,也没有向后者讲到洗礼。四五个月之前,这位商人又重新出现了,并重返保罗·黄的遗孀家中——保罗·黄已在几个月之前去世。我那天正好离开保罗·黄遗孀的家,以便前往8法里之外的下一个有基督教徒居住的地方。保罗·黄的遗孀认出了这位商人,并问他是否已经忘记她的丈夫以前向他讲授的教义。商人答道,不仅是他本人,而且连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均已成为基督教徒。因为在他回到家中之后,在天主的保佑下,他已让家中所有的人都归信了基督教。这位以其朴实和信仰让人着迷的妇女对商人讲到了传教士、洗礼和人们对初学教理者秘而不宣的奥义。商人急急忙忙地追上了我。由于我绝对不可能往回走,所以我在给他施了洗礼之后,派了一位教理讲授者去他家,以便给他的孩子简礼付洗,并安排大人的受洗事宜,也就是说等我第一次去他家时接受洗礼。通过这位善良的商人表现出来的虔诚以及他告诉我的相关事情,我觉得他们一家人均非常虔诚。

在我现在所待的地方不远之处,不久前有一位孤儿被迫在一个从未有过基督教徒的地方的异教徒家中度过了几天时间。有一天,天主把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引导到了这个异教徒的家中。她看到这个男孩缩在一个角落里背诵着祈祷文,并听到了其中的一些句子。在这位男孩背诵完祈祷文之后,她告诉男孩,她知道与他所背诵的祈祷文一样的祈祷文,而且她也是基督教徒。男孩非常惊讶地问她,她的教名是什么?给她施洗的是哪位传教士?由于无法听懂男孩说的语言,该妇女不知道这位男孩想要说些什么。异教徒突然走了上来,不准他们两人继续交谈下去。就在这时候,我来到了这个男孩所待的那户人家,人们立刻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了这位男孩。这位男孩在忏悔完毕之后跟我讲起了这位妇女,并告诉了我她的中文名字。我在我的教徒名册中仔细查看后没有发现她的名字。我叫这位男孩把那个妇女带到我这里来。男孩向我陈述了此事的困难之处,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只有在很远的地方才有基督教徒,并且我仅靠一个孩子去为此事跑腿。由于他缠着我要某种小礼物,我对他说道,只要他把这位妇女带来,他可以得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过了两天,这位妇女果然在男孩的引导下来到了一个她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认识她的地方。女基督教徒们汇集在我的房间里,以便知道她是何许人也,并听她叙说自己的身世。她告诉我说,当她十四岁时,曾在其娘家遇到了一位基督教徒,后者在她家里待了几天,并教她认识天主和敬仰天主。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她学会了祈祷文以及人们给初学教理者传授的基本教理。在这之后不久,她嫁到了其夫家。自从进入夫家以来,她从未忘记在早晨和晚上背诵祈祷文,还不断地思念造物主,并在内心里对造物主表示崇拜。那位基督教徒还跟她讲到了星期五与星期六的小斋。自以为已经是基督教徒的她就把小斋视为自己的义务,并从未忘记过这样去做。在那位基督教徒离开之后,她在计算每个星期的天数时出了差错。但是,她仍在每七天的时间里保持两天的小斋。由于担心遗忘自己所学的那一小点教理,她在四十年来每天都背诵它们,从未间断过。在这期间,她亦始终遵守她所知道的那一小点基督教的戒律。由于被她的叙述所吸引,我让人做好了给她施洗的准备,并将以巨大的宽慰之情向她授予圣事。

在最近几年期间,没有发生什么能引起轰动的迫害事件。虽然一些低级的官员在不同的地方做了一些欺压基督教徒的事情,但在天主的保佑下,这些事情并未产生什么后果。我们所处的环境相对平安,以至于我们能够不声不响地履行我们的宗教职责。但是,天主多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关键的机会,这些机会能激励我们的信仰,并使我们完全信赖天主这一我们惟一的保护者的关照。这类机会不少,任何传教士都会经常碰到。天主在需要的时候不会忘记我们,但他有时想迫使我们必须把能使我们摆脱危险的无论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的救助仅仅归功于他。

在去年的11月份,为了安慰一位基督教徒,我同意前往他家去望弥撒,并听少数无法前往指定的地方的人忏悔。由于这位基督教徒曾为许多欧洲人服务过,并且认识许多欧洲人,所以他想让我吃上略带欧洲风味的晚餐。我在吃饭时使用了餐刀与叉子,这种吃法与中国人的习惯大相径庭。当我独自在我的房间里用餐时,来了一位属于最为敌视基督教的宗教派别的偶像崇拜者。此人以一种相当随便的态度进入了我的房间。我起初还以为他是某个初学教理者,所以对他颇为礼貌与友善。但是我没有为迎接他而站起身来,因为在这里的基督教徒在相处时没有这样的习惯。他看到了我吃饭的方式,还看到了放在桌角的我身边必备的书籍、文具盒和其他来自欧洲的物品。由于他存心想闹事,他一边大喊着我侮辱了他,一边跑了出去。因为我手里拿着吃肉时要用的餐刀,他就说我是一个犯人。他所属的宗教派别在这里人多势众,他几乎把其教派在这里的所有的人都纠集了起来。在听到吵闹声之后,我很快就把所有欧洲带来的物品收了起来。我拿出了纸和笔,开始用中文写东西。此人过了一会儿就与另外两个人一起返回我所在的那幢房子,而被他带来的其他人则站在屋外。他像发狂者一样走上前来,并说道,如果人们不把我交出来去剥皮,他们将在此大肆烧杀。见状大为吃惊的基督教徒们冲到了我的房间门口。在大肆辱骂并亵渎神明之后,这些偶像崇拜者开始撞门。在这幢屋子里的基督教徒非常顽强,但挑衅者知道他们有大量的人就停在门口。这场斗争持续了大约有半个小时,房门亦曾被撞开了二到三次。那个家伙还不时地出来动员在屋外的那一群人。因为不甚清楚这一切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一边仔细地收拾着自己不多的行李,一边祈求着来自上苍的救助。当偶像崇拜者们为去敲响警钟而暂时走开时,我派人去看看是否已经无路可逃。人们回答我说,已经完全被人包围,无路可逃了。但我还是一边让自己委身于天主的安排,一边乔装打扮,准备出逃。因为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不能够仅仅坐以待毙。此外,我也不能够让人在击溃了所有基督教徒之后再把我抓走。如果要被抓的话,我宁愿单独地被人所抓,而不愿由此导致一次如此之大的不幸。天主救助了我。我幸运地在没有被任何站岗放哨的人认出的情况下逃了出来。摆脱了部分恐惧心理的基督教徒为藏好或拿走了所有属于我的东西而甚感高兴。在天主的安排下,直到此时,上百名他们的人才冲进了屋子。他们到处搜索,并为让自己的猎物逃走而感到恼怒。他们抢走了在那位基督教徒家中发现的物品,并把无法拿走的

物品砸得粉碎。天主没有允许他们产生烧毁房屋的念头,因为如果他们要这样做的话,将不会遭到来自基督教徒方面的抵抗,后者由于已不再有值得捍卫的事物,已经逃之大吉了。人们在第二天前来我藏身的地方找我。但躲在藏身之地的我,当时几乎没有因自己已获得人身安全而减少那些对我以为被人抢走的装做弥撒用的全套器具的箱子以及来自欧洲的书籍的担心。

三个月前,天主正好在我处于危险的时刻使我发现了一道可用来藏匿我的装做弥撒用的全套器具的箱子和我的书籍的壕沟护墙。这个箱子是个谨慎的基督教徒在有人设立关卡严格搜查前带给我的。

人们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大肆搜查的是一名著名的反叛分子。这名几年前出现,也许现在已不在人世的反叛分子曾经并且现在每天还在引起许多骚动。许多无辜的人因为有一点点可疑的迹象,就被逮捕、囚禁和审讯。只要有人在当地显得让人感到陌生,或者其举止、方式、语言等有点与众不同,就会遭到怀疑。只要有人以某种方式提起马朝柱(此为这次叛乱的首领的名字),就会使所有的人出现骚动,并把这种恐慌传播到周围的地区。看见马朝柱后未向官府告发,把马朝柱或者他的同伙留宿在自己家里,甚至连没有认出马朝柱,都将成为一项能使全家遭殃的罪名。由于我外表奇特,我曾经被作为马朝柱的同伙之一让人抓了二到三次。那些陪伴我的人都吓坏了,但幸运的是,这一切均未产生什么后果尽管这些搜捕上百次地使我们感到恐慌。

大人,以上就是我脑子里记得最清楚的事情的大体情况。虽然我们取得成功的速度并不神奇,在传教过程中也没有出现什么光彩夺目的奇迹,但我仍然要感谢天主,感谢他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成果,并使我们在工作中经受了一些在取得成果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小小的磨难。愿我们在天主的保佑下,日复一日地取得更大的收获!

与我在同一个天主的葡萄园工作的同事可能具有许多能够感化和宽慰其写信对象的特点,尤其是河弥德神父更是如此。该神父在以其热忱而值得合作的曹神父的帮助下,照料着除北京之外中国最美好、人数最多的基督教徒聚集区。我通过所做的旅行而知道的一切是,这些神父宽慰地看到以前所建立的,并相继由胥孟德、纽若翰和石若翰等神父所维持的虔诚和神圣的习俗还在延续。被他们的榜样所吸引的大量的偶像崇拜者每天都有人加入基督教。

大人,通过您主持的按手礼接受圣灵的蓝(即蓝方济,中国神父。直隶人,幼赴法国学习,后被授司铎,与骆尼阁一起返华,1754年派赴湖广传教。——中译注)神父最近发生了一件其结局令人高兴的事情。他所在的那个地区的基督教徒们因为对大搞迷信活动的偶像崇拜者感到恼火,遂被后者指控说他们信奉的基督教是一种邪教。蓝神父本人被人指名道姓地告发。此事还被送到湖广主要城市之一的官员那里审理。在审理此案时,因为蓝神父能够说出他的父母以及籍贯(我们欧洲人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人们只把他当成了一名基督教徒,而没有把他作为传教士看待。判决结果对基督教徒颇为有利。中国官员禁止不信仰基督教的人再去骚扰基督教徒。这位官员还补充道,如果基督教是一种邪教的话,皇上就不会允许四座教堂在北京,即在皇上的眼皮底下存在了,也不会把这么多的荣誉赏赐给钦天监监正了,那几位钦天监监正就是基督教徒。蓝神父惟一害怕的就是看到人们摊开各种各样的刑具,因为通常在各种审判之前均先要给人上刑。我们非常感谢天主使事情的结局变得如此有利。因为判决取决于某个人的公正或偏见,所以人们无论在看到输掉最好的诉讼还是赢得最坏的诉讼时均不会大惊小怪。如果这位神父知道我有幸给您写信的话,他一定会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大人,我请求您在您珍贵的记忆中,尤其是在祭坛上,为那些有幸向您致以无上尊敬的人保留一席之地。

 

 

112 耶稣会传教士河弥德神父致布拉索神父的信件摘要
 
 

 

(1764年7月)

因此您不再需要为了前来寻求种种考验而漂洋过海。我所能做的就是进入您的情感之中,并祝贺您分享了天主的十字架。

基督教在此始终保持着同样的步调,因此,如果我没有不时地受到种种迫害的话,我将没有任何新的内容可写给您。在1762年,有一位士兵对他身为基督教徒的嫂子提出了诉讼,指控其嫂子夺走了他的财产,有五六名基督教徒亦卷入了此案当中。这位士兵在起诉时涉及到了宗教问题,并在其间散布了许多诽谤基督教的言辞,想借此既能使自己的理由更有说服力,同时又能削弱其对手理由的说服力。审理此案的官员没有上当,并判决基督教徒胜诉。但是在判决之后,这位官员下令,要人们在一份信徒的名单上签名。有二到三名基督教徒没有签名就溜走了。这份名单是当着那些未对此表示反对的其他基督教徒的面写的,正是这些人要求我按照这一教区的惯例对不敢签名者进行公开惩罚。两位未签名者因为得知人们已经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了罪人的名单上,立即恳求道,他们已经下决心去官员那儿改正错误。第一个出现的未签名者是一位年近七旬,名叫皮埃尔·李(Pierre Li)的老人。他前去求见了官员。由于起初没能见到官员,他宣称,如果官员不肯见他的话就绝不回去。衙门里的人因吃不消他的纠缠不休,遂放他进了衙门。老人立即就跪在官员面前,并对官员宣称,他原来没有上过任何基督教徒的名单,但他是基督教徒。不管人们把他的名字列在基督教徒的名单上,还是把它从中划掉,他都将永远做一名基督教徒。官员对他的勇敢颇感惊讶,就对他发出了最可怕的威胁,想以此来吓唬他,但没有得逞。在被人拷打后,他仍然坚强不屈。由于官员无法摆脱这位老人,衙役就把后者拖到了大门口,并以愤怒的语气对老人说道,他尽可以去敬拜他的天主,但休想从档案里面拿出那份名单。第二个未签名者也进行了同样的抗议,但付出的代价要小一些。因为那位官员是一位有节制的人,他没有让那个人吃官司,仅仅是对其不予理睬。

我在1763年中便没有过去平静。两位假基督教徒甚至从新年伊始起就把我告到了负责行政区事宜的异教徒官员那里,想以此来妨碍我传教。此事没有引起什么后果,但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又发生了一件最初看上去将毁灭我负责的山区的传教事业的事情。当地的常任官员和负责军事的官员已经决定,某日他们将亲自率领大批人马最后消灭我那些可怜的基督教徒。您可以判断得出我的惊恐程度。我从各处寻找有勇气为阻止这次行动而前往衙门活动的基督教徒,但没有任何基督教徒敢承担这一任务。但是,在缺乏能胜任此事的人的时候,天主没有抛弃我们。他首先让那位负责军事的官员生了一场病。虽然那位官员的病提前治愈了,但其医生对他宣称道,如果他在寒冷的季节率兵进山,他的病恐怕还会复发。此外,他的一位同样也不信仰基督教的士兵冒昧地劝他,说他犯不着投身于白费辛苦的事情,因为基督教徒并不是会进行抵抗的人,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地去对付他们。如果人们想彻底消灭基督教徒的话,只要派自己(此指那位士兵——译者)和另一个人去就足够了,自己保证在不会遇到抵抗的情况下砍掉他们的脑袋。如果人们想要把他们押到城里,则既不需要锁链也用不着绳索,只要派一名差役带着人们想抓的人的名单去就行了。也有一些人对基督教徒的温顺、听话表示怀疑——这类人在中国的人数比我们所能想像的要多,觉得按兵不动不妥。但由于觉得基督教徒温顺、听话的意见占了上风,人们就派了一些普通的衙役前去捉拿。这些人很快就上路了。从他们到达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起,官员们让人把基督教徒带到衙门,劝他们要么背叛基督教,要么至少暂时隐瞒一下自己的宗教信仰。有一些基督教徒落入了这一圈套,但他们中的某些人从第二天起又来到官员那里要求收回以前所说的话。他们由于要收回前言遭受了一顿痛打,并在这之后被人给打发了。

在这次迫害中表现最突出的是位名叫奥古斯丁·万的基督教徒。他准备通过斋戒、祈祷,尤其是通过忍受侮辱来与之斗争。当衙门里的人到来时,奥古斯丁·万正与其父亲就该谁前往官府展开争论。他的父亲担心儿子过于年轻,没有经验,而其子则说父亲因过于年老体弱,其身体已无法承受拷打。结果,奥古斯丁·万说服了他的父亲,并跟着其他人走了。一到衙门,他就以祈祷度过审判前的那几个晚上,并且几乎什么东西也不吃。在被带到审判官的面前时,他显示出了一种中国人所不具有的勇气。许愿、威胁、诡计、惩罚,凡此种种用在他身上均毫无效果。人们始终没能使他说出背叛基督教的话。尽管他在抵抗,官员身边的人写了一张上面有他名字的纸条,并要他在纸条上写出“基督教是伪教”。他一听到后面这句话就害怕得站了起来,并从那些人手里夺过纸条,当着审判官们的面将其撕碎。人们又写了第二张这样的纸条,他一见到纸条就又立即站起来再次将其撕掉。于是,已经勃然大怒的官员下令给他戴上手铐和脚镣,并判处他戴三个月重约一百斤的枷锁。身上戴着这种其体力难以承受的枷锁的奥古斯丁·万被人带到了一座庙里,即放有偶像的寺院内,以便让贱民们对他进行侮辱。他在那里受尽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凌辱。不过,他的这种痛苦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从第二天或第三天起,他的心脏病发作得极为厉害,以至于人们以为他将不治身亡。消息传到了官员那里,后者对此显得甚为惊慌,因为他们担心再让一个连最胆小怕事的人都不会感到害怕的基督教徒死亡;况且他们还清楚地知道,侍奉天主绝不是一种罪过。于是,官员立即派其部下去守护奥古斯丁·万,并减轻他的痛苦。负责军事的官员还亲自看望了他。为了打动奥古斯丁·万和使他开口说话,负责军事的官员还向他表示,这没什么大关系,他回家后照样可以敬奉天主,做祷告以及庆祝宗教节日。但这一切均未奏效。当人们跟他说要除掉他戴的枷锁时,奥古斯丁·万表示反对,因为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殉道者。他还抱怨人们只给他戴三天的枷锁,而没有像他们自己所威胁的那样,让他戴三个月的枷锁。官员知道后说,既然他这么喜欢戴枷锁就让他去戴吧,并要人们给他换上另一副稍轻一些、尺寸亦较小的枷锁。可是,奥古斯丁·万却回答道,他对原来那副枷锁感到满意,并喜欢那副枷锁,所以并不想换枷锁。但尽管他这样说了,人们还是强行给他换了枷锁。而且,人们如此强烈地害怕再出什么意外,以至于他们急急忙忙地把他送回家中。然而,衙门里的人因见自己制伏?

他在那里过了夜。次日,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使他决定走另一条好走一些的路回家。这一天主为了拯救我们而给异教徒们出的主意,使我们免除了一次可能会导致使人烦恼的后果的巡视。这位军官回到自己的家中之后,派人找来了几位基督教徒。幸亏有天主保佑这些基督教徒既没有在他的劝导下,也没有在他的威胁下屈服。他本来肯定还将派人去搜寻别的基督教徒,但由于新年突然到来(在中国,人们在新年到来之际将举行庆贺活动,并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休息娱乐),这一行动便停了下来,而且以后也不会再进行了。承蒙天主给我们带来了长期的太平。

 

 

113 韩国英神父致德尔维耶神父的信件摘要
 
 

 

(1764年11月7日)

您是一位想到过我们的正直之士。请您将来也不要忘记我们。既然天主要我们受苦,那么我们想知道如何受苦以及受苦到何时也在情理之中。天主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崇拜他,并亲吻他落在我们身上的圣手,这只圣手纯粹是为了使我们痊愈才落在我们身上的。人们在外省所抱怨的狂风暴雨尚未在北京出现,但它可能于一夜之间在北京发作,并以一种极为凄惨的方式把一切统统打乱。我只为我的种种罪孽担心。从好的一面来想,我好像觉得传教会的失利,乃是天主操纵的结果。我今年为一位年轻的亲王施了洗礼,此人来自那个以殉难者著称的家族中的另一支系。这位亲王是该支系第一个受洗的人。他已经把他的两个兄弟也争取了过来,后者正准备领受获得新生的圣事。这位亲王在受洗之后变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他的父亲什么都不敢说他。天主收留了他,而他也做了许多保证。我还为宫中一位年轻的太监也施了洗礼,这次施洗非常成功。在我手中受洗的还有一位颇有身份的寡妇,这位寡妇是在天主的指引下由哈密王国过来的。她的女儿已经许配给了皇帝手下的大将军,我们正在为争取其女儿入教而努力。每一次洗礼所伴随的机遇都是天主创造的奇迹。在10月份时,我们提前给一位新入教者施了洗礼,因为他当时病得很重。几天之后,他身体健康地重返教堂。他的朋友对此印象极为深刻,以至于他本人也准备接受洗礼。我们的新教徒并非个个都是圣徒,但一般而言,他们的表现让我们甚为宽慰。我有时觉得自己好像被送回了基督教的早期阶段。有许多地方,我可以从圣保罗的使徒书信中找到答案。在欧洲的人无法设想如何在一个偶像崇拜者的国度里做一名基督教徒。您将会为年轻的新入教者帮助我们做弥撒以及举行祭礼时采取的方式感到高兴。他们是多么的谦逊,多么地尊重礼规啊!经历过苦修的人司空见惯。很少有家庭不在礼拜三为纪念圣母而举行小斋。没有一位新入教者不对圣母致以最温柔的爱戴之情。我不相信他们没有接受过洗礼上的圣宠。如果您在欧洲目睹的对基督教的漠不关心刺痛了您的心,那么,请您想像一下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世界上最大的和偶像崇拜者最多的城市,有多少灵魂就在我们的身边灭亡啊!我们在城里以及在宫中看到的一切均让我们痛心。天主的仁慈何时才能降临到这个不幸的国家中来啊?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我们只拥有少量的传教士。

我在皇宫里工作了四年之久。在皇宫里做了一座配有喷射的水柱、鸟的鸣叫声和变幻不停的动物形象的大水钟。我经常见到皇帝。请您相信我,他只让那些违抗其旨意的人成为殉难者。如果没有他公开地保护我们,我们很快就会不在人世。请您为很喜欢我们的皇帝本人及其全家的归信祈祷吧。关于圣像,您只要以天主的名义给我们寄送一些天主、圣母以及约瑟夫、伊纳爵、沙勿略等圣徒和护守天使的画像即可,不过这些画像中的身体部位除了脸部和手部之外,不能没有遮盖,否则这些画像在我们这里将派不上用场。关于画像的大小,完全由您定夺。您可以减少寄送的次数,但寄的东西要好一点。要考虑到这些东西将受到偶像崇拜者的检查。它们不能够过于美观和过于体面。请具体地告诉我们一些有关本会神父的消息,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事情。不管我们是还活着,抑或已经死亡,我们都属于天主,并永远与天主在一起。谨致崇高的敬意。

 

114 耶稣会传教士B神父致福尔邦伯爵夫人的信
 
 

 

(1765年9月9日于北京)

夫人:

您在两年前要求我把对某些习俗的具体观察结果寄送给您,关于这些习俗,您过去只看到过简单的叙述。我还不知道您对我撰写有幸给您寄上的文章时采用的方式是否已经满意,但至少让我感到宽慰的是,我已经履行了一项就我而言极为宝贵的义务,并以此证明了我对您的最完全的忠诚。正是本着这种情感,夫人,我将在这封信中就您提的最后一个问题进行答复。

您问我在中国人当中的结婚仪式是怎么样的。但在进入这方面的问题之前,我应当首先提请您注意,结婚者的父母亲,或者在其父母亲均不在的情况下,他们的祖父母,乃至血缘关系最近的亲属,在他们的子女的婚姻问题上具有一种完全为所欲为的权力。我是从男方血缘最近的亲属那里听说这一点的,因为女方的亲属只有在男方的亲属不在的情况下才有这方面的权力。他们的儿子只有在下面这两种情况下才可能摆脱男方长辈在这方面权力的影响:其一是如果他们与一位外国女子,例如与一位穆斯林女子或一位犹太女子结婚,因为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外国的法律规定,缔结这种婚姻关系的人享有完全的自由;其二是如果一个出门在外的年轻男子在一个边远的省份里,并于不知道其父母可能在他不在时已经给他定婚的情况下与他人结婚,那么,他的婚姻是有效的,他没有必要与其父亲最初的打算相一致。但是,假如他与女方还只是处于订婚的阶段,那么,他得在接受打八十大板的惩罚的情况下,解除原有婚约,并接受其父母给他定下的妻子。

其次应当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婚姻与我们大相径庭,即女方不仅不用携陪嫁财产,而且男方还必须得花钱购买女方,并给女方的父母一笔双方彼此觉得合适的钱款。后者是人们在签订婚约后支付的一部分定金,而另一部分定金将在举行婚礼前几天支付。除了这些定金,男方还得向女方的父母送去丝绸、稻米、水果等礼物。如果女方的父母收下了定金和礼物,这一婚约就会被看做已经完备,双方均不得毁约。

虽然女方不用有陪嫁财产,但按照惯例,没有男孩的女方父母会大方地给其女儿准备一些嫁妆。没有男孩的岳父有时甚至会让其女婿住到自己家中,并让女婿继承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但是,他不得不把另一部分家产遗赠给自己家中以及同姓的某个人,以免断了祭拜其祖宗的香火。如果该岳父在去世前尚未选定另一部分家产的继承人,法律会要求他血缘关系最近的亲戚们共同商量并选定能够充任延续香火职责的人选。这里的人们把祭祖视为必不可少的事情,以至于如果某人是独子的话,他在结婚时不得前往其岳父家居住。而即便他去其岳父家居住的话,那么,也只能住到其父亲去世时为止。

中国人对其祖宗的灵魂抱有的这种具有迷信色彩的虔诚,使收养之事应运而生。那些没有男性子嗣的人往往收养别人的男孩。这种收养由两类方式组成:第一种是指定一个外人的男孩做自己的继承人;第二种是选定其亲戚中的某个人来做自己的继承人。在第一种情况当中,中国人会向他们收养的男孩的父亲支付一笔钱,而这个男孩今后只承认其养父是自己的父亲。该男孩还要姓其养父的姓,并在其养父去世时为其戴孝。如果被收养的男孩入门后其养父又结了婚,并有了自己的男孩,收养关系会始终继续存在,因为这种收养关系在其养父的婚姻之前,故该养子有权得到和其他孩子同等的财产。在第二种情况中,一位没有男性继承者的中国人可以收养其弟弟的长子。与之相反,其弟弟若没有儿子,而且其兄长有两个儿子的话,则可以收养其兄长的次子。总而言之,如果在一个有三兄弟的家庭里,若某人有三个儿子,那么,他只能给自己留下其中的一位,余下的两个儿子则由其两位兄弟分别收养。这种被收养的男孩叫做“过继的继承人”。

中国人认为婚姻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可以有人在祖宗的牌位前接续香火;第二个目的是繁衍后代。曾把其学说汇集于一本讲礼仪的书籍之中的哲学家们谈到过适合于结婚的年龄,并大体上对人们在处于什么年龄时该做些什么事情均作了规定。

根据他们的说法,男人在十岁时其头脑和他们的身体一样脆弱,所以最多只能用于学习一些最基础的知识。二十岁的男人并未具备其所有的能力,他们才刚刚觉察到第一道理智之光;然而,由于他们开始成为成年人,人们应当给他们戴上成年男子戴的帽子。男人在其三十岁时成了名副其实的男人,既强壮又精力充沛,这一年龄是适合于结婚的年龄。人们可以赋予四十岁的男人普通行政官员的职位,可以赋予五十岁的男人难度最大、涉及面最广的职位。男人在六十岁时就变老了,往往谨慎有余,活力不足,以至于这种年纪的人不该亲自去做任何事情,而只要指派人们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即可。对于其体力和智力已经减弱、无能为力的七旬老人来说,他应当任由其子女来照管家里的事务。八九十岁则是老朽不堪的年龄。处于这种年龄的人有点像儿童一样,他们不受法律的约束。如果他们活到一百岁,其应当做的就只是设法使其生命得以打发时光。人们从这些关于年龄的划分中可以看到,中国人以前认为三十岁是结婚的最佳年龄。但在今天,人的本性使他们觉得不应这么晚才结婚。相关的法则会顺从于各个时代的习俗和状况。

在中国人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早在结婚的男女双方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前很久,甚至经常是在这对未来的夫妻尚未出生时,人们就商定了相关的婚姻事宜。两位朋友以一种郑重的方式,非常庄重地互相约定,若他们将要分别出生的孩子性别不同,就让他们的孩子通过婚姻结合在一起。这种约定的庄重还表现在其撕碎自己的上装,并互相赠送其中的碎片为证。

然而,那些公开主张要保持中国人道德纯洁性的人们不断地告诫民众避开这种类型的鲁莽约定。关于礼仪的书中说道,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那些子女要么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缺点,要么受到各种使其不适合于结婚的疾病的束缚。厄运可能会置两家中的一家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事先无法预料的为他们死去的父亲或母亲服丧,可能会使其婚礼被推迟很长时间,甚至会妨碍他们的婚姻。最后,此书指出了这种习俗所导致的众多弊端。这种习俗在我看来实际上极为奇怪,但人们从未最终摧毁它,因为那些以其出身或财产而最为显赫的人每天都在将它付诸实施。这本讲礼仪的书所宣扬的主张明智至极。它劝告父亲与母亲们不要过于看重对方的钱财,而应更加关注结婚双方彼此之间是否有好感,因为后者才是所有结合的关键。此书提出,有理智的人能够积聚财富,而失去理智者只会糟蹋财富。如果他们为儿子寻找的配偶出身的家庭比他们家更富裕或地位更高,这个配偶也会愈加傲慢、不听话和狂妄自大。该书还补充道,这些为了利益而牺牲其儿子的不公道的父母们,是些把自己的儿子当做出价最高的奴隶卖掉的野蛮人。

所有的婚姻都得通过不论是来自男方还是女方的媒人或媒婆来形成。也许没有职业比媒人更为严重、棘手和危险了,因为如果媒人在撮合过程中不幸犯有某些不合规定的行为,她会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除了媒人之外,通常还有一位代表双方主持婚事的人,此人一般由未来丈夫的父亲或最亲的亲属担任。如果主持者有某些欺骗行为或明显的欺诈,人们同样也会对他进行惩罚。人们对其惩罚的程度在关于礼仪的书中有明文规定,但我在此省略了这些惩罚的种类和细节。夫人,只要您知道以下两点就够了:其一是在婚姻方面若有欺诈之事必受惩罚;其二是法律在婚姻这一会导致最大后果的事情上要求坦诚和正直。

在所有家族中均有一位家长,人们得向他通报所有事务,尤其是人们计划缔结的婚姻和同盟。丈夫的父亲要守斋,并在家中给其祖宗们的牌位献上供品,以便将自己在人世间商谈的事情告诉列祖列宗。他们还要大规模地宴请其亲朋好友,并让亲朋好友们知道,他们的儿子将与某某人的女儿结亲。任何中国人只允许有一位法定的妻子,这条法律几乎与其帝国一样古老。在法定的妻子和小妾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区别,即前者是丈夫的伴侣,并且能支配其他的女眷;而后者则要完全服从于前者。中国人在寻求婚姻时讲究年龄相当、门当户对,但在纳妾时则比较随意,并根据自己的能力去买她们。小妾生的所有孩子均把其父亲的法定妻子认作他们的母亲。他们在其生母去世时不用戴孝。他们还要向父亲的法定妻子充分显示其温情、服从和敬意。

皇帝也只有一位法定的妻子,人们将后者称为“皇后”,这一称呼意味着她与其丈夫分享着皇位的君权。除了皇后之外,这位君主还有不少嫔妃。连被单独列为一等的皇后在内,皇帝的这些女眷共划分为六个等级。其中列为二等的有三人,三等的有九人,四等的有二十七人,五等的有十八人,至于六等,其人数没有限制。虽然大多数小妾是因某种罪过而被玷污的女人,例如她们是任人购买的。但是,尽管有这样的印记,她们在中国的名声却并不怎么令人厌恶,这无疑是偶像崇拜的愚昧所持久造成的一种不幸。这些妇女是奴婢,并且要服从其主人的所有意愿。正派的人,也就是说那些在这一国家被视为正派的人,只有在得到其法定妻子的允许下,并以为其法定妻子服务为借口,才会购买与他们姘居的女人,尽管这些所谓的侍女往往比其女主人更讨男主人的欢心。

在某种意义上,多配偶制在这里与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不再受到允许。那些在其法定妻子尚在世时敢迎娶别人的人会受到至少九十棍的惩罚,其第二次婚姻亦会被宣布无效。人们还会让那些把小妾提升为法定妻子,或把法定妻子贬为小妾者遭受同样的惩罚,并强迫后者重新恢复原有状态。

以前,只有膝下无子的官员和四十来岁的男人才被允许纳妾。关于礼仪的书籍甚至规定了人们对违反这一法律者应当给予哪些惩罚。该书写道,姘夫并非一定要打发掉其姘妇,但他将因其淫乱受到在背上鞭打一百下的惩罚。这些法律仅仅继续存在于这本书之中,目前,每个人只要自己觉得合适,无论拥有多少小妾都行,而这也是使异教徒归信的一个巨大障碍。小妾是如此地依附于法定的妻子,以至于她得对法定妻子言听计从。此外,人们也不会给小妾举行某些排场的典礼。人们只是交给她的父母一份字据,给他们一笔钱,向她父母保证会善待他们的女儿,并以某种郑重的态度接受她。

夫人,您不会相信,当中国人结婚时,他们所确信的只是其已经被一种不可分离的关系连接在了一起。人们通过这一帝国的成文法就可看到这一点,这些法律规定了对公开不履行婚姻义务的已婚者的严厉惩罚。然而,同样是这些法律也允许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离婚,以下是主要的可准予离婚的情况。首先,如果夫妻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相互反感,并到了互不相容的地步,只要双方均同意离婚,那么就可允许他们离婚;其次,如果一位妇女被证实犯有通奸罪——此罪在中国人当中甚为少见,若她在事情尚较不严重的情况下不能够利用可能对她有利的法律,她将被立即休掉。

法律还规定了另外七种可以离婚的理由,若没有这些理由,做丈夫的就不能休妻,如果他休掉了妻子,他将遭受被打八十棍的惩罚,并且不管他是否愿意,他还得与其妻子一起生活。准予离婚的几种情况分别是:1.妻子不能生育;2.妻子品行不够端庄;3.妻子养成了顶撞公公与公婆的习惯;4.妻子守不住秘密,说话大大咧咧;5.妻子为了她自己或别人的利益转移家中的财产;6.妻子表现出了不利于家中的秩序与家人休息的恶习;7.妻子患上了令人厌恶的疾病,例如患了麻风病这种在中国很常见的毛病。然而,具有我上面所说的过失之一的妻子只有在其过失显得极为严重时才可被休。在这方面还有其他的相关法律。如果一位妻子违抗丈夫的意志出逃,她将被人鞭打一百下,她的丈夫可以以拍卖的方式将其卖掉。如果她在出逃后结婚,人们将把她勒死。如果丈夫把她留在家中,并且在三年当中未给她任何音讯,她在通知官员之前不得作出任何决定。若她因为冒失或通过欺骗违反了这一规定,那么,如果她抛弃了其丈夫的家庭,将被鞭打八十下;如果她重新结婚,则将被鞭打一百下。与之相反,如果她向官员提出了请求,向官员们叙述了她的处境,她可能会获得再婚的自由,或可以与男人同居。

在我刚才所说的情况当中,小妾受到的惩罚将会比法定的妻子轻两个等级。但是,奴婢将受到同样的惩罚。还应当注意的是相关的同谋犯,例如,那些与丈夫外出的妻子结婚的男人,撮合这类婚姻的媒人,向出逃的妇女提供避难所的人等等。他们将受到同样严厉的惩罚。

虽然不允许小妾抛弃其丈夫,但也没有任何法律禁止男人休掉他们的小妾或强迫他们在把小妾赶走后将其接回家来。法律规定,如果某人毫无道理地赶走了其法定妻子,人们会强迫他把其法定妻子再接回来,他还得被人打八十棍。法律对小妾却只字未提。法律在此问题上的沉默使中国人在想摆脱小妾时理直气壮地无视任何我所提到过的合法的离婚理由。

中国人可以第二次结婚,即便是妇女也享有同样的特权。当死亡突然中断了把夫妻连接在一起的关系时,不管是活着的丈夫还是妻子,仍然可以在不会受到严厉惩罚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作主。此外,在中国人中,逃避第二次婚姻者是光荣的,人们盛赞那些在其丈夫死后为守节而自杀的年轻女子,这些年轻女子的自杀方式要么是上吊,要么是服毒。但这样的例子在当今已远远不像过去那样常见了。

我现在要谈的是能废除婚姻或阻止缔结婚约的特殊情况。人们阻止缔结婚约的理由有:不能生育,以前有过婚约,冒名顶替,有血缘关系,条件相差悬殊等等,最后还有使用暴力或诱拐。不能生育被当做一种罪行,因为没有生育能力的妇女无法给祖宗提供新的祭拜者,而且她还剥夺了他们在这个国家中的神圣义务。以前的婚约是两家父母之间所做的承诺,它还包括赠送礼物。已被这样许配给别人的女儿与其他人既不能定婚,也不能结婚,否则,其婚姻将被宣布无效,结婚双方与媒人会受到严厉惩罚。冒名顶替是指用某个人来顶替另一个人。至于血缘关系,法律禁止在同姓的人之间通婚,同姓的人只有在其亲等处于二十等时才能结亲。这条法律极为古老,伏羲(Fohi)皇帝是其首创者。因此,为了使婚姻能够有效,结婚者之间不能有任何较近的亲缘关系。

确切地说,在中国人当中,除了那些通过职业或财富取得贵族身份者外,并没有其他的贵族。这也是有些家庭比别的家庭显赫的原因。官员不会与平民百姓结亲,除非是再婚。由于不用考虑等级方面的问题,所以在同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在郑重地娶一位小妾时不会有任何困难。但能使婚姻被废除的原因并非这种家庭条件上的不平等,而是自由人和受奴役者之间身份上的差别。以下是我在关于礼仪的书中找到的与此有关的中国法律。

让某个自由人的女儿给自己的奴仆做老婆者,将会受到被打八十棍的惩罚,该婚姻将被取消。相关的媒人和主持婚礼者将受到比前者少挨十棍的惩罚。如果一个奴仆娶了一个自由人的女儿,他将被人打八十棍。如果这个奴仆的主人把这个自由人的女儿当做奴仆对待,其主人将被打一百棍。一个使其奴仆与一个自由人的女儿结婚的主人,若为说服女方的父母而谎称新郎是自己的儿子或亲戚,那么,他将受到打八十棍的惩罚。如果该奴仆在其主人欺诈时充当了同谋,则也要受到同样的惩罚。在我刚才提到的所有情况当中,婚姻取消,女方恢复其所有的权利,她已经收下的定金和礼物仍归其所有。同样,当女性奴仆以欺诈手段与具有自由身份的男子结婚时,法律亦将对男女双方予以同样的惩罚和处置。最后,法律规定,无论是谁,只要他被证实诱拐和强暴了一位女子,就将被处死。但是,如果这位女子同意被人诱拐,那么,诱拐妇女者与那位女子将分别被人打一百棍。

以下是另一条关于中国官员的条款。在这个帝国里,有两条让人不能不感到相当佩服的法律。其第一条法律禁止任何官员在其出生的城市和省份里担任官职。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这一法律。也许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比这一条法律更被人所坚持不断地遵守了。其第二条法律禁止官员在其任职的省份里有各种类型的同盟。

如果一位审理案子的文官(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武将不受这两条法律的约束)在其任职的区域里结婚或纳妾,铁面无私的法律会判他被人打八十棍,他的婚姻亦会被宣布无效。如果这位官员娶的是他应当审理的案子的诉讼人的女儿,人们会对他加重处罚。在这两种情况下,媒人会受到同样的惩罚。女子则被送回其父母家中。如同我已经汇报过的所有其他情况一样,婚礼上收的礼物将由朝廷充公。

中国人在他们为其父亲或母亲戴孝时不得结婚。由于人们认为孝敬父母是最值得称道的事情,他们根据其与逝者亲缘关系的程度来安排服丧的时间,并一丝不苟地遵守相关规定。若有丧事不期而至,他会摆脱所有的定婚或诺言的束缚。如果其父亲、母亲或某位近亲的逝世发生在准备举行婚礼的时候,那么,未婚夫只有在其亲属郑重地表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娶妻。这就是为什么当死者的遗体下葬时,死者的亲属会用文书的形式通知对方,告诉对方其女儿完全拥有与别人结婚的自由。这种文书是这样写的:

“李氏(此为举例)正在为其父亲的逝世戴孝,无法再履行向贾氏所作的结婚的承诺,因此特向贾氏通报这一消息,以便她不受其义务的约束。”女方的亲属接到了这一文书,但他们并不想为此就完全摆脱婚约的束缚。女方的亲属在对方服丧期满之前不会签订其他的婚约。当对方服丧期满时,轮到他们写信给青年男子,邀请他重新建立密切的关系。如果青年男子不想接受这一建议,女方仍旧是自由的,其父母会给她另找婆家。这条法律对男女双方具有同样的约束力。

禁止结婚并非仅仅发生在服丧期间,法律还禁止在当事的某一方的父亲或母亲,以及某位近亲入狱时操办喜事。那些胆敢在这种悲痛的时刻结婚的人将受到惩罚,其受到的惩罚的方式与人们惩罚不近人情的孩子或违抗父命者时采用的方式一样。如果他仅仅是讨了一个小妾,人们对他的惩罚会减轻两个等级。然而,由于这条法律显得有点严酷,人们对此已作了某种修改,即只要入狱的亲属用文字表示同意就可举行婚礼。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大摆喜酒。相反,人们应当做的是普遍地取消所有在这种场合中常用的表示喜庆的标志。

当男女双方通过媒人觉得这桩婚事合适并签字画押时,人们就开始进行在这个国家尚在时行的各种仪式,这些仪式可归结为六个要点:1.定下婚事;2.要女方的生辰八字;3.就未来的婚姻请教占卜者,并把好的占卜结果带给女方;4.赠送绸缎和其他礼品,以此作为人们想实现这桩婚事的证据;5.提出举行婚礼的日子;6.前往女方家中把新娘娶进夫家。应当始终注意的是,这些仪式仅仅在非同寻常的家庭之间采用,平民百姓并不遵守这些礼节。此外,由于这些仪式耗时过长,老百姓通常把前五项合在了一起。人们一开始就请家长参与计划中的婚事,并准备了应当送给女方父母的礼物。过去,人们送给女方家长的就是一只鸭子,但现在,人们送的是绸缎、布匹、一头猪、一只羊、老酒和水果等等。在这些场合,人们尤其推崇平常一些的东西。

男方的父亲随即会写信给女方的父亲,信中的言辞大致是这样的:“承蒙厚爱,不胜荣幸。您没有不屑于一位无论是在功绩方面还是在财富方面均不如您的人。我非常感激地得知,您已经同意了我通过我的媒人向您提出的建议,答应把您的女儿许配给我的儿子。为了遵守我们的祖先所制定的习俗,我派人给您送上了一些普通的礼品,以便与您商定结婚的条件,并知道您女儿的名字。我请求您将您女儿的芳名与生辰八字告诉我派来的人,以便我能就此桩婚事的运道占卜问卦。我无限重视您的友情,并请求您继续惠予本人这种友情。”他会把其姓名和日期署在帖子的下方,因为中国人并不在活页纸上写东西。由于男人有好几个名字,女人除了其姓名之外也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其父亲在她小时候叫的小名,另一个是人们在她长大时强加给她的名字。从她长大到出嫁,人们一直以后一个名字来称呼她。她的后一个名字和其母亲的名字是对方想要知道的名字,因为其父亲的名字对方已经知道。此外,作为一条礼规,女儿应当绝对显得不认识人们许配给她的那位男子。在所有这些程序完成之后,人们随即会就其计划签订的婚约征求已去世的祖宗的意见。人们会尽可能地把家中的灵堂布置得富丽堂皇。男人和女人们均汇集在灵堂内,其中女人们站在右边,男人们站在左边,而左边是更让人显得有面子的地方。在净手之后,他们揭开了牌位上的覆盖物,在这些牌位上写着往上数四代以内的祖宗的名字。随后,他们请求祖宗保佑。一家之主点起了插在供桌上的香火,并跪了下来。然后把香火放入盛满香灰的瓮里。这时候所有的人均匍匐着向人们以为围着这些牌位飞来飞去的祖宗的灵魂致敬。在这之后,一家之主读了用烫金的字写成的演说稿,通过这一演说将已经被商议过的婚事告诉给祖宗的在天之灵。演说稿一般这样写道:“某年(此处的年份只是皇帝的年号),某月,某日,愿意向你们表示其虔诚和敬意的你们的孙子某某想让你们知道,他那已到结婚年龄,但尚未娶妻的儿子正在与其家人慎重考虑与某某某女儿的婚事。我们无限悼念你们。我们献上了香火和酒,以便让你们知道家中发生的事情。”当家长读完此稿即把它烧掉。大家一边把罩布重新覆盖在牌位上,一边向祖宗告辞。

同一天,人们会派一名家庭的代表前往女方的父亲那里,以便给后者带去我提到过的礼物。这位在媒人与多位仆人陪同下前往的代表,会在对方的家门口受到最隆重的迎接。女方的父亲在从代表手里接过礼物和信札之后,请等候答复的代表稍等片刻。他立即拿着这封信进入家中供奉祖宗的灵堂,而其家人则已经汇集在那里。在灵堂里,这一家人会重复另一家人曾有过的相关仪式。当这一切耗时过长时,女方的父亲会向男方的代表道歉,而后者则会以常用的方式应答。因为在这种场合中,说话和屈膝礼即中国的作揖。——中译注的次数都是固定的。女方的父亲随即交给男方代表几篮送给男方的肉和水果。双方以常见的客套话互相道别。女方的父亲一般以这样的话答复男方:“我恭恭敬敬地接受了你们惠予本人的善意的表示。承蒙你们让我的女儿高攀你们的儿子,遂使寒舍蓬荜生辉。我的女儿是个粗人,没有头脑,而且我教女无方。然而,能够在这种场合顺从你们让我甚感荣耀。你们将在分开的帖子里看到上面写有我的女儿和她母亲的名字,以及我的女儿的生辰八字。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友情,并请求你们记住我的友情。”

男方的父亲会以同样隆重的方式迎接归来的代表和女方的答复,因为该代表在此时已被视为是女方的父亲派来的。这种相互约定是第一个典礼。从那以后,人们会把女方的头发盘起来,并给她戴上一个表明其已名花有主的项链。接下来让我们转入其他的典礼。

在商定的日子到来时,男方会向女方的父母送去绸缎以及其他的礼物,以便促使女方尽快完婚。绸缎的匹数是有限制的。不得多于十匹,少于二匹。它们的颜色要各不相同,但人们会注意里面不能有白色,因为白色是办丧事时用的颜色。人们还会加上这样一些礼物:缝衣针、手镯、金的或银的锥子。同一天,男方的父母以书面形式宣布,他们已算过命,并得到了吉利的结果。与此同时,他们还确定了举行婚礼的日子。他们在一本年历中寻找这个日子。如同我们的年历标明了雨天和晴天一样,他们的年历会标明吉日和凶日。随后,他们给女方的父亲送去了一份新的帖子或信,这些帖子或信这样写道:“亲家,我怀着深深的敬意获悉您已经决定让您的女儿和我的儿子成亲。我已经就这桩婚事去算过命,算出来的结果很吉利。现在,根据我们祖先的惯例,我委派了一位值得信赖的人给您带上一些普通的礼物,这些礼物将作为我方想尽快完婚的证明。我也择定了举办婚礼的吉日。我将恭候您的嘱咐。敬礼。”

我忘了说在送出这封信之前,人们要把此信带至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的灵堂,在那里,家长将向祖宗的在天之灵说道:“您的孙子,我的儿子(原文如此,但它与前面演说稿中提到的相关辈份未能统一——译者)某某,因为已经商定要与某某某的女儿某某某结婚,特向你们禀告他已算过命了。他向你们呈上供品,是为了让你们知道已定好的举办婚礼的日期。”代表在媒人和拿着第二批礼品的仆人陪同下,再次前往女方的家中。在女方家中,他又受到了客气的接待。代表的第二次访问与第一次访问绝对很相似。女方家长同样拿着刚收下的信与礼物进入自家的灵堂,告诉祖宗们婚事已经确定。代表返回时带有女方父亲的回信,该回信中写道:“亲家,我接到了你们的最后决定。你们希望举行婚礼。惟一让我伤心的是我的女儿没什么优点。她没有受到其可能接受的一切教育。我担心她可能一无是处。然而,既然算命的结果是吉利的,那我就不敢不按照你们说的去办。我收下了礼物,并向你们致敬。我同意已标出的结婚日期。我将留神准备好所有应当准备的东西。”代表把女方的回信带给了男方的父母,男方在接到回信后亦将重复女方家中在接信后的所作所为。

虽然我刚才汇报的典礼显得有点冗长,但它却无法与随后举行的典礼相提并论。不过,我将缩短对后者的叙述。在预定举行婚礼那天的前三天里,人们把整个女方家中都照得通亮,此举与其说是显示欢庆,毋宁说是显示悲伤。它好像是让人们知道,在即将失去女儿之际,其父母是不允许睡觉的。人们在男方家中也戒除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在那里,悲伤取代了欢乐,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认为,儿子结婚就好像是父亲去世的一种写照,因为儿子似乎以某种方式接替了其父亲。新郎的朋友们并不向新郎道喜。如果某人在这种场合给新郎送礼,那是因为新郎邀请他到家中喝喜酒。人们既不提新娘,也不提婚礼。

在定好举行婚礼的那一天,新郎会尽可能地穿得华丽一些。当他的家人汇集在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的灵堂里向祖宗禀告他们将要做什么时,新郎跪在灵堂外的台阶上,并匍匐着以脸碰地。他只有在祭典结束时才能起来。随后,人们准备了两张桌子,一张是为新郎的父亲准备的朝东摆放的桌子,另一张是为新郎本人准备的朝西摆放的桌子。我不知道这种安排的奥秘所在。司仪——其通常由一位亲属担任,请新郎的父亲入座,父亲立即坐在了桌前。新郎则走近了为他准备的座位。司仪给新郎满满的一杯酒,后者则跪着接酒。新郎以浇祭的形式在地面上洒了一些酒,并在喝酒之前跪在其父亲面前拜了四拜,随后又靠近父亲坐的桌子,跪着接受父亲的指示。父亲对他说道:“去吧,我的儿子,去寻找你的妻子吧。去把一位能帮你操持家务的忠实伴侣引进家门吧。你必须要小心、谨慎地考虑所有问题。”儿子在其父亲面前又拜了四拜,并答道他会照父亲说的去做。在这之后不久他就动身去迎亲了。他坐上了人们已在大门口备好的一顶轿子,几个仆人手持灯笼(这是人们保留下来的习俗,因为在以前,所有的婚礼都是在夜间进行的)走在他的前面。当他到达女方家时,在第二个院子的门口停了下来,等待其岳父前来引他入内。

在女方家中,人们也举行了几乎和男方家中一样的仪式。父亲和母亲是坐着的,一个坐在内院柱廊的东面,另一个坐在内院柱廊的西面,其亲属在他们周围围成一圈。已被母亲用最绚丽的衣服打扮好了的新娘站在柱廊的台阶上,陪在她身边的是她的丫环(此人在这一场合相当于她的“傧相”)和另一位在典礼中担任司仪的女子。她随即靠近她的父亲和母亲,分别向他们行了四次礼。她同样也向所有亲属行礼,向他们做最后的告别。当女司仪递给她一杯得跪着去接的酒时,她也做了普通的浇祭,并喝完了剩下的酒。在这之后,她跪在其父亲的桌前,后者劝她要谨慎行事,一丝不苟地照着公公、婆婆的话去做。在父亲劝完之后,她的傧相把她引到了内院的门外,她的母亲给她套上了一个花环,并用一块大的头巾盖住了她的整张脸。她的母亲对她说道:“我的女儿,你要勤快一些,要始终听丈夫的话,要在家中恪守妇道”等等。她父亲的小妾、她的嫂子以及叔叔、姐妹们陪她走到了第一个院子的门口,并要她记住自己已经接受的好主意。在这种典礼中,始终由其父亲的法定妻子充当母亲的角色。对其生母而言,她只能充当司仪,或至多充当傧相。

在这期间,女方的父亲将依照一般的习俗去迎接新郎,但与一般的习俗略有差别的是,女婿要把手伸给岳父。当他们到达第二个院子的中间时,新郎要跪下向其岳父呈上由新郎的仆人带给新娘的一只野鸭,以此作为新郎向新娘表白其爱慕之情的新证据。最后,新郎新娘第一次碰面。两人互相致意,并一起拜天地和主宰天与地的神灵。傧相随即把新娘引到为她备好的花轿里,花轿上覆盖着玫瑰色的织品。新郎与新娘牵了牵手,然后自己上了另一乘轿子,或者是跃上马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行进时周围有仆人相随。这些仆人除了手持我已经说到过的灯笼之外,还带着所有居家过日子要用的物品,如床、桌子、椅子等等。

当新郎到达自家的大门时,他下了马或出了轿子,并邀请其新娘进入他家。新郎走在新娘的前面带路,双双进入已摆好喜酒的内院。于是,新娘被掀开了盖头,并向新郎行礼,而新郎也向新娘回礼。两人都洗了手。新郎立在了柱廊的北面,而新娘则立在柱廊的南面。在他们入席之前,新娘向新郎拜了四拜,而新郎也向新娘拜了四拜。随后,两人面对面入座。但在开始吃喝之前,他们要以浇祭的方式洒掉一些酒,并把祭献给神灵的肉放在一旁。这是一种在所有典礼性的酒席上都不能省略的习俗。

在吃了一些东西并保持一种深深的沉默之后,新郎立起身来给新娘敬酒,并很快重新坐下。而新娘也立即向其新郎敬酒。在这同时,人们递来满满的两杯酒,新郎新娘各自喝了其中的一部分,在先把剩下的酒都混合在同一个杯子当中后又分到两个杯子里,随后他们喝光了杯子里的酒。在这期间,新郎的父亲在隔壁的套房里请其男性的亲朋好友大吃大喝,而新郎的母亲则在同一时间里请他们的女性亲戚和其丈夫的朋友的妻子们吃喝。整个一天在盛宴中度过。翌日,新娘身穿婚礼上穿的服装,在其丈夫和拿着两匹绸缎的傧相的陪同下来到家中的第二个院子。在这里,新娘的公公、婆婆分坐在两张特别的桌子前,等待着新娘的拜见。小两口在行礼时在新郎的父母面前拜了四拜。在这之后,新郎退入隔壁的一个房间。新娘把绸缎面料放在两张桌子上,并深深地鞠躬。她请公公、婆婆收下她的礼品,随后她在婆婆旁边坐了下来。婆媳两人通常都会显得很客气。但是,人们不会在桌子上放任何菜肴,因为此时同坐一桌纯粹是一种仪式,通过这一仪式,表明了婆婆接受其儿媳作为其经常的共餐者。

在这次拜见之后,新娘将向其丈夫的所有亲属致意,并在他们面前拜四拜。但是,她只有在以下列方式被带入该家祖宗的灵堂后才能去拜访他们。人们首先在祖宗面前供上祭品,以便告诉祖宗新娘子将要来拜见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新娘和新郎要跪在灵堂外的台阶上,他们只有在人们掀去盖在写有其祖宗名字的牌位上的覆盖物时才能起身。随后,新人们被引入灵堂之中。在那里,在拜了几拜之后,他们低声地祈求神灵保佑自己。这一仪式是对所有其他仪式的补充与完善。

以上就是中国人婚礼的情况。普通人家并不完全严格地按这些程序来进行,但他们会采取其中的一部分程序,尤其是那些最基本的程序。

 

115 一位在华耶稣会士致朋友的信
 
 

       (1766年8月28日)

虽然我未能和您一样身临那些巨大的变故和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还是遇到了一大堆且不间断的小烦恼。这些一个接一个的小麻烦差不多使我处在一种比你还要麻烦的外部环境中。不过我们的内心却都如系在铁锚上一般,是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撼动的!

您想要一些传教的详细情况,要一些有益于教化的故事。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我未能提供比我提供给传教士团更多的东西,您可不要感到惊讶。传教士团也时不时要我们写一些有益于教化的信件。我的一位同仁,他负责在山区布道,在整个中国作出了最辉煌的成绩,可能会向您提供比我更好的服务。天主确实对这位神父有他的打算,几年来使原来聚集在他周围的信众逐渐散去,迫使他远途跋涉,东奔西走。一些信徒甚至由于在贫瘠的山区难以维持生计,被迫背井离乡去了别的省份,这使我们的那位同仁内心滴血。而内心滴血也许会促使死亡的早日来临。至于我本人,在方圆50至60法里(1法里约合4公里——译注),只有两千来名基督教信徒去寻找那些分散的羊群(信徒),接受每年一千四五百次的告解,走的都是平坦的道路,您能期望我告诉您什么东西呢?并没有太多值得浓墨重彩地描写,但与情投意合的朋友却有许多足以倾心交谈。在大致类似的几次交谈中,一边在天主面前发一点轻微的牢骚,诸如天主为何不多创造几个圣方济各,为何不多让一些死者死而复生,以使我们的工作进行得更为顺利等等,一边仍不停地感谢天主数不胜数的善行。这些善行虽然并不光彩夺目,但总量相加,再加上它们的反差,由此产生了一种高山仰止的复合体。多少次,天主向传教团显示他的圣迹:白天隐去道路,夜晚又照亮它。这一切都是为了预防千万次的危险,或把人从危险中解救出来,甚至有时为了考验人们的信仰而将之置于危险的境地!多少次啊,他从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这个民族的特性中取走了那些法兰西的、使人窒息的因素!多少次,他为一些前定入教的人提供保护,使他们接受洗礼!多少次,在各种场合显示种种奇迹!他给了那些懦弱的亚洲人多大的勇气啊,使他们面临不断的折磨而坚定不移!这些折磨并不来自,或很少来自强力:周围没有亲属、没有朋友,却充斥着敌人,在自己的国家中被视如外人,由于害怕冒犯天主或处在冒犯天主的环境中,害怕冲撞了罗马或甚至有时身不由己,因此不得不放弃所有的风俗和习惯,而这些风俗和习惯却是当地的不信教者当做天经地义的。这就是那些亚洲信徒所处的地位。还有许多基督女英雄,她们不幸落到不信教的丈夫手里,但为了保持她们的信仰,她们实践着我们教会烈士们所做过的一切!多么纯洁的信仰!绝大多数信教者的信仰又是多么单纯!(因为我们每个传教团都有这样的名门望族,尽管他们不参加宗教活动,但他们不叛教,而且还将他们的孩子送来接受洗礼)一旦我们见面,我会向你说这些我们理应归功于天主的事情,但为了决定写一封人们称之为“有教益意义”的信,为了确定某部分读者,却有相当难度

 

116 一位耶稣会传教士给母亲的信
 
 

 

(1768年9月8日)

我在这里多年,已差不多不再想您了,吾主基督为了荣耀使我们天各一方。这种想法已经成了我们的格言,它吞噬也必然吞噬其他的所有欲望。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会面的日子,到了那一天,天主慈恩浩荡,我们将在祖国团聚。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感化您的虔诚,让您感谢天主为教会所做的一切。在这片陌生的国土上,在这片和从前我们富饶的祖国相比是那样贫瘠的国土上,在这片敌人播下了大量杂草的国土上,天主让我们有所收获。而这一切通常又以表面上看来极为简单和极为自然的方式而得到的,使那些期待奇迹发生的人们常常惊诧不已。接连不断的小奇迹和天主的显灵使我对天主无比崇敬,内心充满着感激之情:一次新的显灵和新的圣迹都会给我内心带来新的震撼。然而,天主还没有创造辉煌的奇迹,因为天主认为时机还未到。如果要让天主的慈悲光临这个国家需要这些奇迹发生的话,让我们乞求天主让这些奇迹发生,让天主派遣一些无能为力的使者,把魔杖放在他们手中: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旧约·出埃及记》第14章第13句)

譬如,我常常惊讶不已的是,我们为什么能够一直坚持在此不动摇?为什么能够维持住我们的前辈发展的基督教徒,而且面对种种阻碍发展新的教徒,使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我们在此命定是要受到排斥的,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脸面,不能改变我们的口音,我们在此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周围危险丛生,就如圣保罗所说的那样(《新约·哥林多后书》第11章)。我偶尔也幸遇到天主的圣迹。

一次,我被一群愤怒的不信教者包围在一间小屋里,这群人只想把我生吞活剥了。我手持十字架,走了出来,在明亮的月光下,穿过这群人,却未被他们发现。瞬间主管礼拜堂大门之天主使者也在这群疯子的眼皮底下走过而未被察觉。随后,这群人冲破大门,打碎拦在路上的一切东西,最终进入了我的房间,结果气急败坏地看到他们的猎物已经逃走了,屋里只空吊着一只装日课经的口袋和其他一些我在慌乱中出逃而无法带走的日用家具。这些不幸者的领头人在这一年里活生生地看着他的三个儿子相继去世(在中国这是可怕的惩罚),他不得不承认这是天主由于他得罪了天主的使者而对他的惩罚。又有一次,我住的地方遭遇到饥饿的威胁,成千上百个盗匪和游民聚集起来,肆虐乡里。为了不受洗劫,我只有答应他们的代表提出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里给他们一定量的钱和谷物。这一天,我正离开我做弥撒的房间时,他们的八位代表来到我居住的那位基督教徒家。在较早的时候,他们曾经在祭坛上把我抓住了,他们几次拿到了教堂的保险箱,试图将它打开,但天主未让他们得逞。他们索要三十斗大米,说好明日同一时刻来拿,说完就走了。我的房东吓坏了,他马上跑来告知。我给他打气,要随机应变,随后对他说,我相信先把一部分交给天主,其余的也许会得到天主的庇护。我向他建议,当场将几斗米赈济给那些附近贫穷的基督教徒。他照此办理了。吾主基督马上取消了我以他的名义许下的诺言。翌日一早,到了我们等他们到来的时候,来了一大批兵士,这些兵士是管辖这里的地方长官从周边各地召集来的。若干匪首被抓了起来,其余的强盗迅速作鸟兽散,肆虐十几天的匪帮一旦将矛头对准基督教徒就迅即倾覆。

另有一次,有人四处寻我要加害我,但他们找不到,只好作罢。一位非信教的妇女因为被拒绝进入我接受忏悔的屋子而恼羞成怒。她走到大街上扯开嗓门高喊:“打欧洲佬去啊!”但无人动弹。她又去了二里开外的大集市,煽动那里的人。但欧洲人并非在违禁之列,所以无人出来响应,甚至包括当地的衙役。不久前,一些坏基督教徒,即一些背教者想要效法犹大,我一看到他们就气得浑身发抖。最终他们几乎都没有好下场,那个挑动他们反抗和背叛我们的人最后中止了他们的邪恶念头,未酿成恶果。一次,一位多次遭到天主严厉惩罚的倒霉蛋想要背叛我。他召集了一批非信教者来绑架我。他们其中有一位是我寄宿的那家基督教房东的朋友,他正好在那里,阻止了这件事的发生。又一次,另一位我曾经因他违反教规而拒绝为他做圣事的叛教者带了一批非信教者来抓我。他在这批人的簇拥下进入房间,一片喧哗吵闹之声,基督教徒们抓住这个叛徒,以便我能脱身。我穿过非信教者人群,他们只是向我致意而无意对我动手。那个叛教者由此变得臭名昭著,不得不背井离乡,隐瞒他的耻辱和罪行。

诸如此类的事,我只要愿意可以一直写下去。也许不知不觉,还会把已经讲过的事再向您讲一遍,但我愿意以此使您不再有怨言。有一次,我坐在一条小船上,随身带着布道用的行李和广东两位同僚的补给。正当我准备做弥撒的时候,我看到有艘船停下来。一位官员要去首府,他需要一些船为他所用,并随他而去。“去哪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在那边没有基督徒的地方我的东西将落脚何处?”恰好这时来了艘基督徒的船,该船的构造使得它不太容易被抓住,真是天主保佑。我赶紧拿起我最紧要和最必需的日常用品逃到那条船上,远离一段时间。那位官员的秘书来察看那些停泊的船,他几次三番上了我先前的那艘船,并觉得正合他意。但我也不知道在何种神秘力量作用下,他最终经过考虑后确定了其他三四条船,而这些船远不如我的船合适。我的船在摆脱了厄运后,全速驶往我的藏身之地。

赵圣修神父(法国耶稣会士,1737年来华,在湖广传教,后于1748年赴北京任法国驻所道长。——中译注)曾经几次甜蜜地回忆道,他的首席教理宣讲师简直就是幽灵,他也曾给我以同样的帮助。一些非信教者在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受到各种鬼怪灾害的骚扰,有时出现可怕的鬼魂,有时受到各种病痛的折磨,有时发生莫名其妙的连续火灾,使得左邻右舍惶惶不安。这时他们请一些魔鬼的使者,请一些偶像教的僧侣来,但当这些人使完了他们所有的法术后,也不见效。因此非信教者们,或者恶魔本身就建议他们向基督徒求救。我们拿着圣水,举着基督教的圣像,这些骚扰随即停止了,或至少减轻了。这些非信教者自觉来接受教诲,接受洗礼,那些怪事也就销声匿迹了。如果说引诱者是不知不觉地将他们引进宗教的大门的,因而有时他也会试图使他们走回头路,甚至在某些人身上取得了成功。当然这只是在充分显现出天主的万能和人的软弱之后。有一人遭恶魔缠身,结果身患多种怪病。在尝试了所有的治疗和各种迷信方法后,也不见好转,于是他求助于天主。他接受了教诲,我为他及其全家行了洗礼。他非常热忱地坚持了一段时间,但由于天主认为显现治愈他肉体疾病的奇迹还不到时候,他就大发雷霆,直到亵渎神明,将圣像除去并撕碎,成为叛教者。就在这一天,他死了。他自觉受到了惩罚,就勉励他的孩子要坚持信仰,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根据所有的表现来看,他已近乎塞琉西王国诸王的样子。天主最后审判了他。这样的叛教者受惩罚的事例我还见过很多。

有位基督徒开了家商店,出售一些诸如在死人坟前焚烧的纸钱和在偶像前面点燃的香烛之类的迷信商品(基督徒是不能卖此类物品的)。我造访那里,经过长时间的劝说,他只答应再也不进此类货物了,但他拒绝完全销毁店里剩下的同类商品,并说等我明年来访时再作忏悔。我向他说明,对他来说可能再也没有第二次访问了。但无济于事,于是我走了。刚到达下一个基督徒聚集地,我收到了死亡基督徒的名单,打开一看,我吃惊地看到了那位不幸者的名字。另一个制作香烛之类物品的人听从了我的劝告。但魔鬼却经常现身,威胁他如果他不再做这种生意就杀了他。他屈服了。我再去劝告他,他又听从我。如此反复多次。最后恶魔不再愿意看到我的阻拦,就促使他叛教。不久,他就死了,临死前还想努力争取得到精神帮助,但已没有用了。他不想受耶稣基督的约束而愿意接受魔鬼的枷锁,结果后患无穷。作为他同谋的妻子也在同一年死去,生了一个有罪的孩子。他的女儿同时被她的丈夫所杀。一家三口悲惨的结局使基督徒们十分震惊。然而,我却不感到震惊,因为我深知这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

至于天主救了某某人和某某家庭之类的圣迹,它们数不胜数,下面的一些只能算是挂一漏万。

有一位十六岁的少女在她懂得要洗礼之前,在她懂得要一位传教士为她行洗礼之前就学会了做祷告和遵守一些戒律。她与童年时就许婚的非信教者结婚。嫁到这个远离家乡的家庭以后,她并未放弃天主最初的恩惠,对所有的迷信活动,她不闻不问,早晚祈祷,七天中有二天只用素斋(其他的她不知)。她这样过了三十岁而未得救助。天主为这样神圣的准备而降福。一位基督徒的孩子由于天色已晚不能回到自己的村庄而投宿她家。临睡前,这孩子躲到一个角落里做祈祷。那女子正好窥见,听到一些词句。她对孩子说,她也是基督徒。于是,那孩子就向她提了一些问题,根据回答,他发现该女子还未受洗,因此就教导她受洗的必要性。当时我正住在附近,有人把我叫了来。我对那女子进行了教诲,并为她施行了洗礼。想到她为这一圣礼已作了如此好的准备,心情释然。在她接受洗礼后的这七至八年里,她获得了巨大的感化。

另一名男子也像这女子为洗礼准备了很长的时间,但在接受洗礼后却没有活太多时候。在学会尊崇天主后,他认为自己已经知道得足够多了。在二十年里,他以巨大的热情每天祈祷。二十年后,吾主基督让他去了最初给他教诲的寡妇家。看到他已经作了很好的准备,这位寡妇就对他说有人会教他更多的东西,教他的人这天离开她家,去了6里以外的地方。于是他兴高采烈步行了6华里,来要求我为他行洗礼,不久他就去世了。在此人们不谈洗礼本身,而谈行洗礼者,他行洗礼时已大体知道这位初学教理者不会再走回头路了。

一次,我到了一些基督徒船只聚集的地方。我与一名在我船上的男子说话。这人完全出于天意来到这里,他只是想看一下他妹妹的船来了没有。然后他离开准备去找他妹妹的船。刚走出两步,我将他叫住了,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对他这样说,如果找到你妹妹,就让她当天过来。我补充道,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当天那男子找到了他妹妹,我听了她的忏悔,做完弥撒后不久她就回去了,她感到身体不适。中午前,人们来告诉我她去世了。

一次,由于找不到更安静的地方,我只好在船上退省。当经过一处有基督徒聚集的地方时,因为回程不容耽搁,我准备推迟对该地的访问。我命令船夫悄悄地过去,不要惊动任何人。但当船驶过这大集市一半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如果下次再来,可能就来不及分发明年的日历了。因此,我叫岸上一人将日历拿到最靠岸边的基督徒家里去。那人一路跑着回来对我说,这里的布道师快要不行了。我原路返回,给他行了最后的圣礼,一天后他就过世了。

如果我要把全部的事都写下来,无论如何也写不完,但是到该搁笔的时候了。我想,这封信,至少由于它的长度可以使您不再抱怨我写信简短。但请不要要求我每年都写这样长的信,否则我只能不断地重复,或者讲一些大致类似的事。除非您和您的朋友催促天主赐予我们更快的成功,给予我们在传教上更特别的恩惠,使那些期待奇迹发生的远方来信者能够感到惊奇。您知道我对天主方面是如何听从您的……

 

117 晁俊秀神父给昂塞莫神父的信
 
 

 

(1767年9月1日于广州)

我至为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始终对我的精神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非常必要的。我已给您写过一封长信,这是我情不自禁而为之的。有点感到害怕?不!我离你们6000多法里之遥,此外在这块土地上我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也没有什么值得期望的。这完全出于对您的热爱,对您的尊敬,出于想使您感到愉悦的渴望。

我亲爱的朋友,我在中国,我终于到了中国,为此我千万次地感谢天主。天主只要看上我这位可怜的雇工一眼,将我在第十一个时辰派往他的葡萄园(典故出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0章。——中译注)我就不存有其他奢望了。天主慈悲为怀,为我做了这一切。只要我向他祈求感恩,他就使我心满意足。

我们于1767年8月13日到达距离广州3法里远的黄埔,如此我们在路上度过五个月零两天。这是一次非常幸运的远航。我们出发的时候并不好,但天主似乎有意要补偿我们。在众多的病号中,我身体一直很健康。这可能并非由于我时时遭遇到一些小的苦难,因为这些小苦难随处可见,而是由于这些苦难是天主降临的,在这种场合它们就显得特别温柔。没有熟人,没有朋友,没有职务,没有任何必要的消遣,一眼望去,只有天和水,在船上如此的孤寂中,多少次让我想起了您!我非常愉快地回忆起我们每次相见,您的虔诚、您的热忱、您的善良和其他的好品质让我感到非常称心如意,使我对您着迷。每想到这一切都会给我一种从未有过的宽慰。

我们3月15日从洛利昂港(法国布列塔尼半岛南边的港口城市。——中译注)出发。出发的时候,我几乎确信,我们还会被迫返回港口。最初的风将我们送得太慢,但突然发起威来。风刮得非常猛,好在时间并不长。两三天后,风向变了,我们终于绕过了著名的海角:大家通常称为“菲尼斯特雷角”,因为以前人们认为它是世界的尽头(菲尼斯特雷角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北角,现属西班牙,法语Finis terre,意为“陆地尽头”。——中译注)。在离港几天后,我们才航行至葡萄牙的纬度,我让您自己判断一下,我们内心有多么悲伤。4月1日至2日的晚间,我们接近马代拉岛,这是隶属于葡萄牙的一座小岛。我们在那边有一幢漂亮的房子。岛民喜欢我们,但在1760年,他们差一点犯了个大错误,抑或应该称之为大罪。事关他们起来反抗,将我们扣留。耶稣会士对此十分惊慌,即按基督教原则行事。他们最终非常幸运,劝说当地人让他们离开了。

不久,我们到达萨雷(摩洛哥港口,现为摩洛哥海港城市拉巴特的近郊。——中译注)的纬度。风将我们送向那里,因为萨雷人对欧洲人全然没有好感:自从法国在那里的事业以悲惨的命运结束以后,那里的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胆。据说,英国人为了给我们的商业制造麻烦,在暗中支持他们。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利益是当今几乎所有民族最大的驱动,就和几乎所有的个人一样。荣誉和体面已不大有约束力了。据说,萨雷人有一艘装备了三十门大炮的三桅战船,另一艘战船也装备了二十四门大炮。这差不多超过了“伯蒙号”这艘船的战力,我们乘坐的这艘“伯蒙号”本可以装备六十四门大炮,却只装备了二十二门,而且保养得也不好。此外,我们总共只有一百八十多名船员,而萨雷人一条船上就有五百多人。通常,他们等待风平浪静的时候到来,然后奋力划桨,全速向敌船靠拢,此时您就可以领略到他们的情绪可以高涨到何种程度了。然而风向转了,我们远离了这片海域。我向您保证,这不免让我们非常遗憾,因为我们已经如此接近那片海区。

此后不久,我看到了一艘战船。此时我们离萨雷人并不远,他们还可以追上我们。事情是这样的:两天来,有一艘船一直和我们并排行驶,走的好像是同一条路线,它突然向我们驶来,摆出一副交战的姿态。我们刚吃完饭发现了它。我看到它时,它已经非常近了。在人们为发射炮弹做准备的时候,有人将步枪、手枪、斧子和刀拿上船楼,将所有的船员武装起来,每人都守住自己的位置。但我们认定为敌人的那艘船却又远去了,我们船上的官员认为这是一条英国船,它只是和我们逗着玩而已。

4月12日,太阳垂直地挂在我们的头顶,从那时起,我们将太阳定位在北方,直到我们再次越过赤道时,太阳第二次垂直于我们的头顶。那以后太阳又像往常一样从南方出现。有天主的神助,在我的余生,就和你一样,还会看到太阳在南边出现。5月3日下午3时,有人高喊:“陆地!”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洲的一个岛屿,名叫“特立尼达”,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出发,船行三四天就能到达那里。5月8日,我们越过南回归线。这一天我们遇到很好玩的一幕。约在晚上10时,我们的船如箭一般向前飞驶,撞上了一条巨鲸。那动物明显觉得自己遇到了必须与之一战的敌人,它围着船长时间地张牙舞爪。据估计,这条鲸有“伯蒙号”一半长,约合145法尺,从比例上看,略显得肥胖。当它从背部的两个窟窿中迎面向我们射来咸水柱时,我反复吟诵着三孩童在巴比伦火窑中所唱赞美歌的美妙诗词:“祝福”、“海上怪物”等等(《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3章第79节)。

5月24日晨9时,我往中甲板做祷告。也不知什么原因,心中忽然闪出一个想法,觉得最好还是到走廊中去做比较好。当我刚走进走廊,只听见一声巨响。原来是一根32法尺长的巨大横梁从主桅上掉下来,砸在中甲板上,打碎了甲板。当时我已知道使我不留在那个地方的念头来自何处,我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这就是天主留下的印记。这里还有更显圣迹的一例。洋流将我们带到了新荷兰(当时爪哇岛一带荷兰殖民地的总称。——中译注)。但我们的官员,至少是那些指挥者却不相信这一事实。我们的船有可能触礁,在无助的情况下沉没,但他们却相信离开陆地还有150法里远。我感到了危险,但我不怕它。我不知道天主如何帮助我们脱离危险,但我确信天主不会让我们失去机会。

人们不能容忍船上乘客对船的操纵说三道四,这样做一定要有分寸。尽管如此,我认为时不我待,必须跟船长放手让他干的舵手说说。这位舵手是一位非常正直的人,但他又是一名老水手,他在海上航行了八倍到中国的距离,即8万法里。尽管在其他场合他会尊重我的意见,这次他却只相信自己的经验。然而海上已经布满了水草,这些草只能是从岸上飘来的。6月29日,一只陆地上的鸟飞来停在我们的船上,仿佛对我们说陆地已不远,要提高警惕。尽管如此,船上的人还是不愿睁开眼睛看一下事实。最后,我在海草的草丛中钓鱼玩,看到一条红鱼,我说了此事。须臾之间,消息在船上传播开来。二副来询问此事是否属实,我向他确认了。人们一放下水砣,就探到了海底。再晚一两个小时,我们就完蛋了。于是需要马上调整航向,迅速改变航路。但有件令人担心的事,这就是在这片海域通常无风。这有两点令人忧虑的:1.如果我们不加防备,洋流会不知不觉将我们推向岸边;2.它会消磨船员的意志,使他们得病。

通往中国的航程是人们不经休息一口气能到达的最远距离。我们的船上已经出现了坏血病,五十个船员失去了战斗力,他们的牙龈一块块掉下来,两腿浮肿,失去了血色。另外五十个症状略轻一些的水手活得也不自在。到达陆地的希望支撑着他们,但一个月的阻隔已使一大半的希望丧失了,而我们大概考虑放弃今年的航行,因为没有足够的水手应付穿越海峡的任务,它需要一个强大和健全的船员组。晴天包治百病。我们在6月30日免遭灭顶之灾,7月10日,就看到了亚洲的第一片陆地。我的计划是,这一天惟有看到那片天主应许和向往多时的土地后才做弥撒。约在8时半,有人就催促我不要与往常有什么不同。然而,我还没有进入圣祭之中,就听见有人喊:“陆地!”正对的正是爪哇岛。我向天主行了感恩礼后,登上了船楼,我眺望着那些岛屿,那些覆盖着森林的大山,那些似乎还是荒芜的巨大土地。我心满意足,在众人面前跪了下来,并不在乎我周围发生的一切。我开始祈祷,但并不太清楚我在念什么。如此感人的场景只能让感情自然流露。然而,当我一想起来这片土地几个世纪一直处在偶像教的统治之下,我看到这片心仪已久的土地后的兴奋把我心中的隐痛冲淡了。

1617月12日,在与爪哇岛并排行驶了两天两夜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亚洲之门”。它约有2法里宽。一边是一块与爪哇大岛脱开的礁石,在其上人们很远就能看到一棵树,它弯曲成修士尖顶风帽的样子,这块礁石由此得名“修士岩”。亚洲之门的另一边,在苏门答腊岛(Sumatra)的边缘,我们可见“木匠礁”。这是一群礁石,当船通过时,如果不幸遇到无风,潮流就把船推向礁石,被这些礁石撞得粉碎。波涛拍打着礁石,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涌起30多法尺高的浪潮,然后碎化后掉下来化作像奶一样的白色泡沫。在经过此地时,我的祈祷词来自先知的名言:请启开你们的主要门户。晚上,我们停泊在叫做“坎塔也”的小岛附近,这一小岛处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巽他海峡的入口处。我骑在两位强壮水手的肩膀上第一个下到陆地上,我马上独自一人进到一片树林里。与小岛相隔如摩泽尔河一样宽海水的是大岛,在那里有大量的老虎、狮子、犀牛等凶猛动物,人们在那边行走须带武器。尽管我们不能进入那长枪射程以外的大岛,但我们还是时时觉得惊奇。

在爪哇和苏门答腊人中,马来人是受到圣方济各·沙勿略热情垂顾的最早和亲密的对象。此民族分布在整个东印度,就像犹太人分散在欧洲各地一样。非常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的地理学家们把他们看做单独的国家。在我们到达之时,我们鸣炮以示通报。我等待那些可怜岛民的到来,我对此已预先沾沾自喜。我为他们准备了礼物。一切都安排好了,但他们没有来。荷兰人通过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旧称。——中译注)威令全国,禁止他们向过往船只提供新鲜食品,违者处死。我们猜测,这条禁令的动机是荷兰人害怕有人卖武器给马来人。

补充了淡水和木柴之后,我们于17日起锚,19日我们投锚停泊于隶属万丹国王的塞利尼。是日晚,我们看到有艘马来船向我们驶来,这是一位荷兰士兵奉巴达维亚之命来索取我们的船名和船长的姓名。趁我们的官员与登上我船的荷兰士兵说话之际,我下到亲爱的东印度人的船里。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我慈爱怜悯地看着他们:轻轻地抚摸他们。但他们有点惧怕,我的表情逐渐使他们安下心来,最后他们其中一人向我伸出手来,我握住了,我向你保证,我充满深情握住了它。我向他们分发了小礼品,其中包括一件我不会再穿的冬季长袍,随后我用手势向他们宣示我们的圣教:我向他们指了指天,他们似乎若有所动,也像我一样指了一下。但说真的,我也不太确定我们是不是都互相了解了,接着他们也想送礼给我。我惟一能够接受的是一片散发着芳香的叶子,他们叫做“蒌叶”,他们在上面放少许石灰。当察觉船上有些人对我在船上感到忐忑不安时,我把这片叶子吃了。翌日他们可能白担心了,我下船去了塞利尼。态度坚定有时非常适时,对于一个在这片土地上不期望得到什么、也不害怕什么的人来说,态度坚定不会付出什么代价。

塞利尼是爪哇岛上一个马来人的村庄,地处山区,到处有茂密的森林。树木一直生长到海边,它们四季常绿,对欧洲人说来都像是新的一样。我们特别注意到其中一种树,葡萄牙人称之为“无花果树”,因为它的果实就像天主给我们的无花果那样,有点粉,有点甜。结着这种果子的树有点像我们的胡桃树,树叶宽宽的,翠绿翠绿的,随着季节推移,它们会变成浅红色,非常好看。果实有苹果那么大,当它们成熟时就成了金黄色。杜赫德神父在《中华帝国全志》中曾经提到过类似的树。我们还看到另一种树,至今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我只知道它结一种如椰枣那样的果子。这种果子的肉软软的,味道甜美。包住肉的壳有点像装订用的轧花革,果子呈椭圆形。人们认为,这种果子在新摘下的时候是有毒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先要将它晒干。晒干后它变成黑色,皮也皱了起来,就像我们普通的李子那样。这时候人们吃起来就没有什么危险了。

我登陆的地方就如一座大花园,布满了奇草异木,葡萄牙人充分利用这些植物来制药。当海水退去时,在原来海水浸泡的地方留下一条长长的沙滩,一眼望不到边。它的宽度大约有40法尺。我首先看到一群孩子和若干男人来到沙滩上,有些人在这边,有些人在那边。就如圣方济各所描绘的那样,他们有着像烧砖那样的肤色。盘缠的头巾紧箍头上,顶上不盖住。他们在腰到膝的部位穿短衬裤。有点身份的人在裤带上别一把煨了毒的匕首。匕首只1法尺长,他们称之为“奇里克”。妇女不能在公众场合露面。我们其中一位官员深入村庄,看到一两个去提水的女子。她们和男子有所区别的是,在她们腰带的右边别着一块围巾,她们将这块围巾搭在左肩上以遮掩胸部。再往远看,我看到一位有身份的土著坐在草编的座椅上,另一些土著围在他周围,有些人站得笔直,有些人就像猴子那样,或者如欧洲的裁缝那样盘腿席地而坐。他们的肤色、他们的姿态可使人比之青铜雕像。

我继续前行。万丹国王一位年长的大臣握着我的手,我以世界上最友好的态度也握住了他的手。但他丝毫也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对荷兰人的惧怕使他不能为我们可怜的船员提供食品,他们已经快要饿死了。结果我们决定南下去克里达,这是荷兰人的一个商站。我们在那里发现有三个荷兰兵。我们必须吓唬他们,于是就提高嗓门说话,那下士害怕了,满足了我们官员的部分要求。在人们做买卖的时候,我将一些玻璃小念珠分发给孩子们,因为我看到他们十分好奇,但我知道他们都是伊斯兰教徒后,我把念珠上的十字架取下来,以免亵渎神圣。然后,我退到一个荷兰人的内园中,忙做圣事。

然而我们在塞利尼和克里达都未能达到目的,只取得人们允诺的极少部分食品。惟一可做和能够做的决定是尽早到达澳门,我们离那里只有七八百法里路程了。然而天主对我们大发慈悲,突然刮起一场在该海峡不常见的风,阻挡着我们的船继续前行。

当我们刚抛锚停船的时候,一艘装满乌龟的船从一个叫做阿尼埃尔的地方向我们驶来,为我们补足了食品,此时风也顺了。这一圣迹使我们那些自认为铁石心肠的船员大为感动,其中的一位船员昨晚还与人为是否有奇迹而争论,现在高声说到,凭今天的经历,他信服了。眼泪从一名外科医生的眼里流了出来。从那以后,每当我鼓励病人,以增强信心和感恩之情时,我就对他们说:“回想一下阿尼埃尔吧!”乌龟治愈了所有人的病。我从来也没见过治疗坏血病有这么迅速有效的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欧洲的乌龟也有同样的疗效,我们的医生是不是对此已做过试验。

我对上川岛非常迷恋,距该岛越近,我想见它的欲望就越强烈。根据我们所处的纬度,我想这一天应该看到这个我向往已久的岛屿了。二三点钟,天还未亮,我就起床了。面朝应该看到上川岛的方向,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祈祷着,但一点都看不到。最后到了6时半,有人在桅杆上叫起来:“上川岛!”闻此,我赶紧从船后楼跳到船前楼,我看到了上川岛。它的身影把我震住了,一度使我一动也不动。但人们来通知我做弥撒的时候到了,我在做完弥撒后,又迅速登上船楼,愉快地端详上川岛去了。

我们离澳门只剩20法里,我们已考虑在澳门停泊,这一天是1767年8月11日,这是我永远难于忘怀的日子。为此,我们加快了船速,穿行在无穷无尽的小岛和礁石之间,那些礁石光秃秃的,上面覆盖着干枯泛黄的青苔。由于月光有利于航行,我们在晚上10时左右到达距澳门1法里半的地方,抛锚停船。抛锚后,有人将一条小船放到海里,准备送外方传教会的祭司塞拉尔先生和多明我会的尼埃姆神父上岸。

六个月来,我扮演了很好的角色。一路上,没有人怀疑到我是耶稣会士,船长也不例外。他们都把我当做是塞拉尔先生的同僚,我也有意完全装成这副模样。但不和他一起去澳门就会使我露出马脚,我想到广州之前不暴露自己身份,因为葡萄牙人对我们的到来有许多担心。在茫然中,我考虑了一下,有了主意。尽管塞拉尔先生十分害怕,但我还是从头到脚乔装打扮起来,以免被人认出。我首先从更换装饰开始,我脱掉教士长袍,代之以一条镶蓝边的衣服,然后我戴上发套,腰里别一把短剑,手持一手杖,我就这样出发了。我在晚上11时到达澳门,首先需要去葡萄牙总督府邸。我完全预料到这一点,但我假扮“伯蒙号”船上的官员。我对总督说,我想知道次日早晨向澳门致意时需要发多少响礼炮。我们同意互致礼炮,一炮对一炮。午夜钟声敲响之际,我来到美丽的圣保罗教堂前,接着我来到外国传教会教士们的住处。他们向我通报了一系列坏消息。我从他们嘴里得知,暹罗王国刚被缅甸人摧毁,那里只留下一大片废墟,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惨死,外国传教会的教堂和神学院都遭彻底破坏。

我还听说,中国的情势也混乱不堪,云南省和海南岛已经拿起武器反抗皇帝,周边省份也蠢蠢欲动,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向我补充道,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两位方济各会的德籍神父在广东省被捕,目前他们关在省府(与省同名法语中“广东”和“广州”都为Canton。——中译注,此信就是在该地写的)的监狱里。他们还说,在距此四五百法里之地,传教士们或被迫逃亡,或被迫躲藏,以躲避在此情况下必然出现的追捕。广东巡抚已派官员到澳门,了解是否有新的外国人进入到帝国之内,他愤怒地威胁葡人议事会,要求它此后应密切注意不让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

听了这么多令人沮丧的消息后,半夜三更我被迫返回船上。翌日,即8月13日,天色微明,我们到达大河珠江口。这是进入中国的大门。我们逆流而上的河道在此仅1/4法里宽。保卫入口的两座要塞既小又丑,它们不配要塞之名。稍后,我们看到一座著名的高塔,它的用途是让皇帝二十四小时都能知道广东的消息,尽管皇帝距此有600法里之遥。此塔高八层,外部是瓷质的,装点着各种人像,里面覆盖着非常光亮的大理石,五颜六色。在厚厚的墙壁里,建有楼梯,藉此人们可以登上所有的层楼,每层美丽的大理石回廊装饰着金色的铁栅栏,使得围绕着塔身的飞檐更为秀美。在每层回廊的角上挂着小铃,风吹铃动,其声清脆悦耳。

8月13日这日下午,我们到达了能看到船泊地的地方,威风凛凛地行驶在各国船只之间,经过时传来阵阵他们向我们致敬的礼炮声。5时,我们在黄埔下锚。说真的,船上的日子本身并不好过,但对我来说,它显得并不太长。旅途中,我有一位外国传教会的僧侣为伴,这位年轻人虔诚热情,熟谙神道,善闭门思过,严以律己,该友善时则友善,诲人不倦。他为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到达黄埔后,我所见到的第一批人是金济时(法国耶稣会士,比晁俊秀早数月抵广州,与晁俊秀同时入北京,1781年去世。——中译注)神父和毕若翰(法国耶稣会士,与金济时同时抵广州,后返法兰西岛。——中译注)神父。在第一声礼炮响起时,他们跳上一艘小船来到我面前。他们告诉我,我的神父长上已经到了广州,他知道我到达的消息后,就急忙赶来了。

虽然广州距黄埔约3法里,但翌日一早我们就到达了那里。我全身心地拥抱这座城市,就像一位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用不知疲倦的热忱转变非信教者信仰的老传教士。我从费若瑟神父处得知,拉米拉尔神父在10至11月之前潜入内地,但在距广州半法里处被捕,为了将他赎出,花费了2万锂锂,法国古代记账货币,计量各朝代、地区各有不同,一般1锂相当于1古斤银,约合490克。——中译注。他还对我谈到,他自己在等待返法的船只到来之前,今年(1767年)也曾试图深入内地传教,但被发现了,只是靠奇迹才逃脱非信教者们的狂暴。他再一次向我证实了人们所说的皇帝与云南燃起战火的事和方济各会教士被囚的事。现在这些教士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可能面临非常严厉的审判。

没有比这样的境地更悲惨的了。朋友们在黄埔告诉我们时,他们就大声抱怨,完全有可能把我们送回到来的地方。费若瑟神父不畏人言。但为了应付危急的情势,他要我们留在船上,建议我们不要被负责来送食品的中国人看到。尽管我们小心翼翼,但在8月15日上午10时左右,我还是被人撞见两次。一位中国老者深入我隐蔽的大房间,看到了我,他用葡萄牙语对我们船上的一名官员说:“这里有个神父。”一个时辰后,另一个中国人看到我就对我呵斥道“神父,神父……”我对他笑了笑,给他看我的发套。人们叫来了随船神父,但他还认定我是“神父”。费若瑟神父听说后,就托人带话过来,要我穿丝绸的衣服。我一时听从了。我原以为如此就可以抬起头在船上到处跑了,但我错了。有一个为法国船服务了二十五年的中国人看到我,非常友好地握着我的手,然后叫了我一声“神父”。当时我在船楼上,周围有许多人。大家都围住阿兰(Alam,这是那个中国人的名字),说了所有希望能使他醒悟的话,但都没用,他还是一直称呼我“神父”。

然而,费若瑟神父向天主祈祷,征求他对我们目的地的圣意。我内心已对天主说过多次,我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他可以随时支配我,但惟一使我觉得代价沉重的是把我遣送回去,但如果需要,悉由天主作主。我暗自怀有信心,一切都会好起来,吾主基督不会让我经受这样可怕的考验。

上级神父在8月23日来到船上,对我们说,绝对不能考虑深入内地,这件事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但我们可以去北京。由于这一安排使我们处在皇帝的保护之下,我们就可以大胆地上岸到广州了。我们中国商会的会长,他答应我们,巡抚一回来就处理我们的事,目前巡抚因战争之事而出巡了。他没有食言,是因为我们暗地里送了贵重的礼品。圣·弗朗索瓦日,巡抚叫人告诉我们,他已给皇帝写了信。这个厌恶欧洲人和基督徒的人为我们的节日不可能再送比这更好的礼物了。就这样我在广州已经两月有余,我听到和看到了很多事情,对此我能够向您娓娓道来。

据我所见,中国人与我们在欧洲的想像大致相近。但人们谈论他们时,讲的是他们的特征,而当我们过分贴近地观察他们时,这些特征似乎都不见了。在我们的画像中,过分地夸张了他们眼睛的细小和身材的矮小。我们发现,在一百人里,至少有二十人足以打扮成欧洲人。不过这也是必需的,否则我们传教士就不可能进入内陆,因为在通关时,要经过海关人员的检查,他们的眼力可是好得很。惟一会使欧洲人露出破绽的是他们的蓝眼珠。

杜赫德神父在他的描绘中对中国人过誉了。这些人可谓十恶俱全,而主要的是傲慢。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不太残忍。但对信仰难以在这些人心中扎根,我却一点也不奇怪。他们非常善于模仿,但缺少一点灵气。在广州,四十人中三十五人所穿的全部衣服就是他们的短衬裤。当然也必须承认这里酷热难当:我也有点不适应。但我身体非常健康:什么东西都比不上神的召唤。神召使得一切都容易对付了。

人们提到过中国人口众多,这可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在广州和它沿岸就有一百万人。在距广州五六法里的丰康村(疑为佛山(Fou—chan)之误,传教士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佛山人口达一百万。参见本书第一卷第193页。——中译注),也有同样多的人。该村庄如有一道城墙,就可成为特大城市了。

啊!亲爱的朋友,在这些千百万与我们类似的人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干柴,这是多么痛苦啊!我求您让天主给这些坐在黑暗和死亡阴影中的可怜人以关怀吧!对于一个热忱的传教士来说,这真是悲惨的想法!这里在我的眼皮底下就有成千上万个偶像教徒,我要能见到一个“圣方济各”该有多好啊!必须出一个圣方济各!

菩萨是中国人的大神。中国人崇拜他,却并不知道他为何物。他们崇拜他,只是因为他们的父辈也崇拜他。他们把他做成各种模样,但差不多都大腹便便。我在穆尼埃神父处见到过一尊,他用此来激励自己在中国传教的热情。中国还有女菩萨。我不知道在她们身上体现的是什么德行。这些偶像每天都在增加,皇帝可以封那些死后获得荣誉的男女为菩萨。

每个中国人在他家里都有二到三个供奉神像的小屋。在最为显眼的地方,供着菩萨的画像或雕像。有时我们看到对菩萨的颂词贴在标语牌上,他们称之为牌匾。日落时分,他们在假神的雕像和画像前点起一盏灯。停泊在锚地的中国船在同一时间敲打一面大锅盖(指钹、锣一类打击乐器。——中译注)发出致敬之声。同时他们为向菩萨表示敬意,焚烧一些金箔纸,洒入河中。每一港口和每一次航海都有特定菩萨(指中国民间祀奉的“天妃”女神,但晁俊秀误认她是一位男性神,故下文用“他”来称呼。——中译注)保佑,所以船只返航后,人们就要隆重造访这位跑遍大海的菩萨。这样的仪式中,看不到任何虔诚,尽管从表面看,菩萨的恶魔也受到我们真正天主那样的崇拜。

首先,菩萨出现在船上最高的地方,这是有旌旗围绕其周围的亭子。人们从城里赶来,拿着乐器和一把四边透光的轿子。当整个队列到齐后,菩萨坐在一艘装饰华丽的小艇上出发了,在他经过之处,两边停泊的船只敲锣打鼓以示致意。然后菩萨又被从船上移到轿子上。轿子前面点着两支大蜡烛。轿子里面,燃着香。非信教者的捐赠物悬挂在轿子后面,有如圣者遗物状的,也有小球状的。轿子的脚上也没完没了尽是这种东西。在音乐声中和人们超乎寻常地使劲敲打小锅盖的声音中,人们又焚烧纸箔。主持仪式的是船上食物的分配者。他穿戴得像个魔鬼,手持一黑色大棒,左右旋转。他蹲下来,然后轻声地喊叫着祈祷词。当菩萨晃动时,人们燃放了大量的爆竹。两个孩子举着牌子走在最前面,紧随的是六只灯笼,然后是所谓的乐师,再是菩萨乘坐的轿子。我看了二三次后再也不忍目睹。看魔鬼如此趾高气扬要付出太多的代价,我们在此无能为力,只能抬头望天,只有祈求天主最终能摧毁这个令人厌恶的罪恶帝国。

我想,我是不幸的预示者。去年4月,印度支那王国掀起了一股疯狂的镇压之风:一道敕令禁了我们的宗教。传教士被下令逮捕,基督徒被罚为国王的骆驼割草。考虑到耶稣会士一百多年来不停为印度支那提供服务,路鲁瓦翁神父和彼特洛尼神父被留置在朝廷里。

奥尔塔神父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他最近在东京王国被捕(指今越南河内。奥尔塔神父之死见第信。——中译注)。这位神父去年在返国途中曾到过法兰西岛法兰西岛(指西印度洋中之毛里求斯岛。——中译注),但在欧洲获取一些消息后,他又改变了决定,重新返回亚洲从事传教活动。正是在履行神圣使命中,他才被抓住的。省一级地方长官和京城的大官负责审理此案,他决无逃脱的希望。他被关在该省地方长官的监狱中,有一位信基督教的士兵曾在路上遇到过他,他由二百多名士兵押送,他们手持长棒,其中大部分为不信教者。意大利神父赤脚行走,他的教理宣讲师紧随其后,后面是两个牢笼,用于晚上关押他们。我们上级神父很久前在此见过这位神父,说这是一位神圣的教士,天主无疑会授予他烈士的桂冠。

这里的10月在我们看来就如同洛林的6月底和7月,您一定丝毫不会知道我们在这里8月和9月是如何过的。酷暑难熬,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你都找不到一块可以打个盹的地方,你不可能睡在垫子上,代替它的是一块如同包装布那样的厚席子。人们睡在地板上,我还看到有人不用席子,睡在地上,希望由此能凉快一些。变得稀薄的血液涌到体表,引起奇痒,直至暑热稍退,这些红斑才褪掉,皮肤却变成粉状而脱落。非常奇特的是,我们从过分暑热突然转到寒冷之中,寒冷并不严酷,所以让人不知不觉。这样的季节转换也许有害身体健康。

我们等待着皇帝的答复,可能在圣诞节会有回音。目前我们正在为我们的旅行作好一切准备。我们已命一位远在300法里外的中国耶稣会士赶来与我们会合,以便在途中为我们充当翻译,我们远行乘坐的是有篷的船,里面分成几个小间。巡抚派了一个中国官吏来陪我们。名义上是对我们表示敬重,实际上是来监视我们,防止我们走东串西。中国官吏有自己的船,他全家人都和他在一起,一路要走600法里。我们首先逆广州河流而上,航行150法里。冬天常常涨大水,非常可怕和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要四十个人才能将船拉动。他们将他们所有的绳拧成一股,这根绳系住船。如果此绳一断,船上所有人都会完蛋。距此150里之外,我们会找到一座山和在那里接待我们的人,这要花一天时间。然后我们沿着一条美丽的小河顺流而下,前往北京(Pekin),这条小河只有300法里,然后全要靠骡子了。尽管你说你喜欢徒步走路,都不会让你从骡子上下来。人们会对你说,你不要忘记你是皇帝的官员。这是怎样一位皇帝啊!您想是否皇帝会负担我们的旅费?不。要到他那里去,而且他要我们到他那里去,他只负担1/3的费用,其他则交由天主处理了。

那么,为什么在纬度40度左右的北京整个冬天会如此寒冷,以至于人们要睡在整夜烧火的火炕上?为什么这里的夏天又是如此酷热,以至于去年两个月里被太阳的热度烤死了八千多人?这个问题提出得已经很久了,我希望金济时神父能够给出详尽的解答,至少我们在近三个月的路途上会有时间去考虑它。

剩下只有一件事要向您说了。12月8日,我和金济时神父一起被中国的军官召见。这是一出滑稽戏。我们没有翻译,你可以想像在那些互相说着话、但又互相听不懂的人之间会发生什么。我前面提到过的两位方济各会神父刚刚在此被判入狱三年,本案的主犯被绞死。下一次我再告诉您关于他们的详细情况。要搁笔了,我还得写一份我们在非洲朗果王果和卡刚果王国建立教区的备忘录.此信我不发给您,我相信它会在欧洲公开付印.

 

118 传教士蒋友仁神父致巴比甬·道代罗什先生的信
 
 

 

(1767年1 1月16日于北京)

先生:

您1766年11月15日发自洛里昂的信给我带来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它是那样的温馨甜美、令人感动。真想不到,您还能记得鄙人!而且又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啊!越是意想不到,越能深刻感受您的好意。先生,我也当然忘不了您,我曾在兰斯的神学院见到过您,您的优秀品质、您性格的善良、您工作的努力精进,所有这些好的禀性都使我非常感兴趣。这些年来,我也曾向一位来自法国的传教±打听过您的消息,这位传教士在您学习期间正好在兰斯。他也只使我得到部分满足,因此从那时起,我一直想写信给您。但我得承认,我没敢唐突冒昧这样做。既然您赐书于我,表示愿意听我讲一下中国,讲一下那里的风俗和文化等,特别是您想知道,我在何处,我从事何种工作等,我想您的愿望就是对我的命令。我会在以后满足您的要求。今年我可能难以办到了,因为为时已晚。今日已是11月15日,从此地到广东有600多法里路,我必须赶紧将信交付邮局,也许能及时赶上12月底或1月初扬帆启程的法国海船。因此我今年能向您谈的仅限于有关我的事情,以及对您有用的我所怀有的愿望。

时值1745年,奉中国皇帝令,我作为数学家来到北京。两年后。我应皇帝陛下之诏负责水法建设。离京城2法里远,皇帝有座别墅,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在那里度过(此处为圆明园。一一中译注)。他每天努力让这座别墅越来越美丽。为了使您对它有初步的了解(如果您未能读过《耶稣会士书简集》中的简要描写(请参阅王致诚兄弟的信,见《书简集》第十二卷。一一原注),我在此向您介绍一下这些可人的花园。有些作者运用丰富想像力进行了优美的描述,而这些创意在皇帝的花园里得到了实现。中国人在他们的庭园装饰中善于优化自然,这种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艺术家最受赞誉的境界是看不出他雕琢的痕迹,艺术与自然融为一体。与欧洲不同,这不是那些一眼看不到尽头的通道,不是那些可以远眺无数优美景象的露台,眼见的东西太多,使人无暇对某些特别的事物进行遐想。在中国的花园中,不会让你产生视觉疲劳,目力所及几乎是一块恰到好处的空间。你可以看到整个空间,它的秀丽使你怦然心动,使你赏心悦目。百步之后。新的景色又呈现在你眼前,引起你新的赞叹。

所有的花园被蜿蜒于假山间的溪流所分开,溪流时而从岩石上流过,形成瀑布,时而汇入低谷,形成一些水池,根据它们的大小,取名为“湖”或“海”。溪岸不很规则,水池边有傍岸的石头,但与我们刻意平整的石块全然不同,那样的石块已失去天然情趣。这里傍岸的石头显得有点粗糙,被牢牢地安放在桩基上。工人有时要花费很多时间来建造,但他们做的只是为了使石块更不平整,以增加它们的野趣。

在小溪边上,这些石块铺设成如此模样,以至在若干个地方形成了非常适宜登船的阶梯,人们可以由此下船去泛舟。在假山上,人们时而将石头磨光成一眼望不到边的岸石,时而将石头有意放置成要掉下来砸在行人头上的样子,尽管石头是安置得非常牢靠的。有时石头也垒成仙洞,山洞在山下蜿蜒穿行,将你带到一座座美丽的宫殿。在岩石中间,就如小溪两边和山上一样,人们安排了一些看上去非常自然的山洞,山洞中有时长出大树,有时长出灌木,当季节来临,到处覆盖着各种鲜花。在其他一些地方,人们也能看到不同的植物和花卉,人们根据季节的变化不断将之更新。

供皇帝和他整个宫廷成员居住的宫殿占地宽阔,其内部收藏着四海之内最奇异的珍宝。除此宫殿外,花园里还有其他的宫殿,它们或围绕在宽阔的湖边,或处在湖心的小岛上。另一些还建在山坡上和风景宜人的溪谷边。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些地方种植着麦子、水稻和其他的谷物。为耕种这些土地,就有村庄,村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

这块封闭的地方。人们还可以看到由商店排列而成的小街,这些商店就像一个集市,在一年不同的时间里收集来自中国各地、日本,甚至欧洲各国的奇珍异宝。

然而,先生,我看来已经超越了自己今年定下的通信界限了。我只能在下次再向您汇报这些专供皇帝和他的宫廷享用的美妙地方了。这里和法国不同,在法国,宫殿和大花园都是对外开放的,几乎是公共的。而在这里,除了皇帝的家庭成员,就连宗室王公贵族、国家要臣、政府官员都休想进入。有时,为了看戏或其他的某些节目,皇帝也邀请宗室王公和藩王等。但他们活动的地点只限于被邀请的地点,决不会允许他们离开去花园四处随意看看。

就是在这些花园中,皇帝要建一座欧式的宫殿,从内部到外观都装饰成欧洲风格的。他将水法建设交我领导,尽管我在这方面的低能已暴露无遗。

除了水法建设,我还负责在地理、天文和物理方面的其他工作。看到皇帝陛下对这一切饶有兴致,我利用余暇为他绘制了一幅12法尺半长6法尺半高的世界地图。我还附加了一份关于地球和天体的说明,内容涉及地球和其他星球新发现的运行轨迹,彗星的轨迹(人们希望最终能够准确预测它们的回归)。吾王曾经为完善工艺和科学,特别是完善地理学和天文学,制定了伟大的计划,我对国王的这项伟大事业作了概述,主要集中在地理学和天文学方面。其中我写了奉国王之命对世界各地所进行的游历,以便观察到不同的天文现象,准确丈量地球的经纬度;我也写了那些被派出去从事这些观察活动的有深厚造诣的人物,以及他们在各王国受到的接待,我提到了卡西尼先生、拉加伊先生、勒莫尼埃先生等,我摘要的所有内容都来自他们天才的著述。皇帝善意地收下了地图和我的书稿,又花了很长时间向我询问了一些有关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的问题。

出于自身的考虑,我在书稿中没有附上用作解释的图画。皇帝马上吩咐将图补上,并要求他的书吏将书稿誊写一下。我向皇帝表示。我是一个外国人,所以完全有理由担心我在语言上会出现错误,我恳切希望我的著作在宫中展出前,请人校对和改错。皇帝听后善意地对我说,如果他发现某些文法书写错误,这不关我的事,我大可不必担心,他一定会让我感到满意。

他马上命令通晓数学、身为钦天监保护者的皇叔派人检看我的地图,复读我的书稿,改正文法和书写错误,但不能改变书中的意思。所有这一切被送到了翰林院,这是文人聚集的地方,文人们主要奉皇帝之命编写文学作品。人们请来了钦天监的数学家们,但最初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与我唱反调。

在我的地图里,我绘制了一些新发现的国家,删除了那些我们新的地理学认为不存在的国家,有些旧地方按照我们新观察到的情况作了修正。但我们中国的数学家们却完全不同意这些变化。他们已经听说过地球运行的情况,我们传教士给予他们的、他们也作计算之用的图表就是建立在这一运动体系基础上的。尽管他们利用这方面的成果,但却不接受其中的原理。

也许是由于他们害怕这项假设一旦被皇帝所接受,那么他们也不得不去领会掌握它。钦天监那位亲王保护者一直为我辩护,最后经过多次会议,他向皇上进呈奏折,认为我在新地图中所作的变动是正确的,用有力的证据支持我所写有关学科内容的可靠性。结果皇帝下诏:1.将我的地图复制两份,一份留置宫中,一份归人帝国存放地图的地方;2.在宫廷中负责撰写文稿的文人中挑选二至三人,改正我的书稿可能出现的文法和书写错误,但不能改变原意,为此所有的改动必须征得我的同意;3.在皇宫中现存的各种地球仪上,加入我在新地图中绘制的新发现。为此,我们在近两年时间里,举行了多次会议,这些会议有时在宫中举行,有时在我们的居所。在我们居所举行时,我们比较平静而较少受到干扰。诚如您所知,如此的成功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这些成就也不值得一位传教士自吹自擂,因为他被迫从事与教化和布道工作完全不同的事情,这始终是痛苦的,几乎说是丢脸面的。

然而,先生,我为皇帝所提供的服务仅仅是一部分。还有其他的传教士负责绘画和钟表等工作。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忽视了我们的职责和对基督徒的关爱,除了我们住所的一些同事不大外出之外,那些星期日和其他节日前往宫中的同事(至少有事情需要他们前往),他们总是在一大早做完圣事后才动身前去。也许您通过与我们传教士的联系已经得知,我们在北京有四处住所,或可以称为教堂,因为人们在此就是这样称呼它们的。这四座教堂中,一处属教廷圣部传教士,另两处为葡萄牙人所有,我们的教堂只有法国人,坐落在宫殿外墙内。在教堂里,宗教活动能继续安详和庄严地开展,就如我们在基督教中心所希望看到的那样。然而,我们每天也要警惕某些迫害。在中国,一丁点儿事情都可能引起迫害。甚至在此我也和我的一些同事因宗教问题而受到法庭的传讯,但他们知道皇上保护我们后,就不能拿我们怎么样了。而不幸的是,中国的基督徒就不可能和我们一样,他们有的挨打,有的遭流放。在地方上,这样的迫害则更常见。但多亏了天主,近几年来,迫害不是太多了。地方上的官吏明白,在皇宫里有基督教的教堂( 事实上,当时法国传教士的教堂是在皇城和宫城的边上,即中南海北部蚕池口,所以原文用了“la cour”。一一中译注)皇帝善待和尊敬那些传播宗教并为他服务的欧洲人。由于害怕得罪了皇帝,他们经常对指控睁一眼闭一眼。

从我初到中国的那几年起,人们要求我关心对年轻中国人的教育,以便帮助我们更好地履行我们的传教职责。1751年,有两位中国青年人( 即高类思和杨德望。一一中译注)被送到法国学习。1762年在耶稣会士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下,贝尔丹先生将这两人置于他的保护下,将他们送入一所神学院以完成其神学学业,当他们被授予圣职后,让他们游历了法国的许多城市,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制造业,了解法国工艺的完美程度,一旦他们回国后,以便他们能够向欧洲发送对科学技术改进有益的报告。当满载成果返回他们的祖国后,他们便来到法国人的住所寻求庇护。他们带来了携带的捐赠和礼品,我向那位热忱的大臣(指贝尔丹先生。一一中译注)汇报了我们应该处置这些捐赠品的方式,一切为了宗教的利益,为了法兰西的荣誉和荣耀。

今天我不能再进一步作详细描述了,我把它留到明年,只要那时我还活着的话。我们的仆人已在一个多月前动身去广州了,我们交给他们许多报告。现在我除了通过邮局别无其他方便的途径。但一些篇幅太大的东西难于交给邮局寄送。先生,请允许一位传教士对您叮嘱一句,请始终保持和遵循那些培育过您的宗教原则,这些原则无论是现在还是永远都会给您带来安宁、慰藉和幸福。我再次感谢您还好心地记得我,也感谢您给我向您倾诉的机会。我祈求天主能给您鼓舞以补偿您。您的信带给我的喜悦和宽慰,应该请他百倍地返还您。我以此为荣。

 

119 传教士河弥德神父致布拉索神父的信
 
 

 

(1769年7月17日于中国)

我至为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尽管远离中国,却坚持要求加入传教士的行列:您愿意忠实传教事业的热情和您对相关事物所怀有的兴致使人难于拒绝您的要求。除此以外,您还给我送来圣像,以奖励那些组织“天使会”的年轻人。只是他们对圣像只有四五法寸大不太满意。因此,您在我们山区出名就理所当然了……您总是要我们的消息,但您自己为什么却拒绝给我们消息?一如我们的消息使您感兴趣,您的消息也引起我们的关注,我指的是那些与教会和祖国有关的消息。我们从您手里收到的是一些花不了一小时就能写就的短信。甚至在今年您一直保持沉默,在我写此信时,还不知道您是否还活着。如果你正忙于船只的出发,你可以提前一个月动笔。您向我们提供的消息对我们来说还将是非常新鲜。您能想像,就因为我们远离法国,我们就不再是好公民了?就是到了世界的尽头,自然也保有它的权利。Dulces morieniscitur Argos(此句拉丁文首字意为温顺,末字指古希腊伯罗奔尼撒,中间之字不详,疑有误。——中译注)。从此以后,您已经少了一位通信者,您亲密的同事骆尼阁在六个月前离开了人世:神圣的基督已在1769年1月8日将他调离了岗位,他的去世发生在几年来我们遭遇的最激烈的一次迫害之时,当时的情势是如此严峻,以至于我们没敢告诉您派遣他们送礼品给法国传教团的那个使团,也正是去年大量杰出的传教士陆续到达广州之时。您已派遣了很多人来,我们这里一直有三个法国传教士,职位最高的是石若翰神父,他几乎已是七旬高龄。腊伯都神父却已离开了人世,我们至今还为此痛哭不已,我们还会痛哭很长一段时间。在他讲完道刚刚登上小船时,突然遭到病魔袭击,将他从我们身边夺走了。石若翰神父及时赶到为他合上了眼。尽管我也在同一省,我却并不知道他疾病的详情,我在该省的中部,离他去世的地方有七八天的路程。想像一下该省的地域有多广大。

我上面向您提起的那场迫害在本省和邻近地区(被称为湖广)的所有地方都能感受到。迫害始于我传教的地区。一名和尚因无法向我们基督徒家庭推销他的江湖骗术而被激怒,对我们的基督徒提起诉讼。他对基督徒控告之事构不成基督徒有罪,这是很容易辨别的。但他把这事与宗教联系起来,而我们的宗教一直受到极度怀疑,因为它来自欧洲。于是有三十至三十二人被捕,他们的圣像、书籍、钟表和念珠等都未被没收。没几天有二十五六人被释放,但还有五人被继续关押,其中两人是初级法理传授者,他们被移送到省城,交由省里法庭的主审官审判,因为这是一项成为基督徒,或更确切地说是帮助他人成为基督徒的罪名。他们被关至今年的3月,即关了五个月,但他们丝毫也不屈服。两人在监禁中还没有受到过分的虐待就死去了。我相信,这是天主探测了他们的内心,注意到他们的诚意后,收他们去做了烈士,尽管神的裁决还没有割断他们的生命线……此后,迫害的风暴迅速席卷各个地区,因为在他们讣告上出现了三个城市的名字。在此有一习俗,每当有人去世,他们就向各地散发传单,告诉其他的基督徒,以便所有的人一起祈祷,使死者灵魂得以解脱。交流联络是中国官府所不喜欢的,因为它害怕民众造反,它希望人们只和邻居发生关系。因此中国没有邮局,信的传送是非常困难的,以至于我一年之中勉强从帝国首都收到过一次信,我自己经常发送快件,这种发送也不是没有危险。迫害事件在我的驻地大约发生于11月10日。我在圣斯坦尼斯拉节这一天得到第一条有关的消息。在我还一点不知晓的时候,天主已给了我灵感,在连续两个礼拜天,我鼓舞我的基督徒,对他们祝福道,神会降福于那些受迫害者。我早上刚刚讲到这些,中午时分我已得知山外到处有烧杀之事发生了。人们告诉我,如果我不想撞见中国官员带着他三四十名打手到来的话,我必须迅速离开当地,而且必须清空屋子,因为他们会收缴所有落入他们手中的东西:书、十字架和圣像等,而他们逮到的人则要受到罪犯那样的对待和审问。事实上,两天后,在山外已经地覆天翻之际,这位中国官吏才到达山区。他离我原住的房子仅1法里地,他很想造访这间房子,想把它变为自己的住地,因为它处在众多基督教徒们居住区的中心,这样他就可以将基督教埋葬在它的废墟之下。但一直保佑我们和传教活动的天主却阻止了他的步伐,迫使他回去,住到一位不信教者的家中。这位官吏有可能会在我们住的地方发现两三封被我们的人忽视了的欧洲信件。尽管这些信件所载的内容并没有任何危险,但这些信一旦落到他手里,谁又能使他相信这里不是欧洲人的避难之地?由此会生出何等的不幸!那么他又怎样最后被阻止而没有到达我们住的地方呢?他曾走了几步山路,进入路边一位基督徒家里,这已使他累得够呛。当他坐在门口时,眼前见到的尽是陡峭的山崖。他想像如果要到那间房子必须翻越这些岩石,他就问他的人这路有多难走。那些人似乎和我们配合好了要避开风暴那样,顺着那位官员的思路,回答他说,这里有几段路是非常难走的,甚至人骑马都过不去。其实我们坐轿子一直可到门口:从我们的敌人手中获救(拉丁文:Salutem ex inimicis nostris)。如此,我们的住宅脱离了危险,邻近的传教活动也由此少了点麻烦。这位官吏住在距此2法里远的地方,当天派出他的喽罗四处搜索,不放过任何可疑东西。他们收缴所有与我们宗教有关的东西,他们把一部分基督徒带到他那里,另一部分被押送到城里。在此之前,极端的恐怖已经弥漫各地,不难想像这会给这些胆小的中国人心里带来多大的恐慌。所以大部分基督徒还没见到敌人就已经被征服了。事实上,最初几乎所有到衙门过堂的人都可耻地屈服了,有一些早一点,有一些晚一点。最后,人们从另一地区押来一批勇敢者,领头的是他们的初级教理传授师。县官软硬兼施,但一切徒劳,他们毫不动摇。情况至此发生变化,好的榜样使那些还未被抓的人重新鼓起了勇气,他们大部分就住在附近。因此,官员就下令将他们押解到城里去。被押解的信众约有二十至二十二人。在路上,人们审问他们,但没有一个人屈服。有人打他们耳光,一直打了三十下,但这也丝毫不起作用,耳光只能激起他们的勇气。

到了城里后,他们又遭到新的审问,所有的刑具都摆在他们眼前,但他们也毫不动摇。官员虽然被他们的抗拒所激怒,但却还是采取温和的手段,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威胁,随后换了一种花样。他知道,这些基督徒大部分是穷人,而且这个季节也使得他们的生活日趋困难,因此他下令拘押他们,希望他们害怕拘押的费用(这里的拘押者要自己负担伙食)、害怕时间的损失、害怕寒冷等等而有所表示。不幸的是有五六个人落入了他的圈套,假意答应叛教,因为人们并不要求他们进一步做什么,人们甚至对他们说,他们回去后,还可照常祈祷,不大会受到约束。另有十七人则拒绝了恐吓建议,宁愿受苦和消耗时间也不愿意失去他们的信仰。就在此时,六个在山区已经叛教的人,不能忍受良心的责备,下定决心到城里找县官,向他公开承认,他们欺骗了他,他们还和以前一样向天主祈祷。但是尽管他们做了自己能做的,但未被同意获得接见。他们到处碰壁,人们将他们当疯子:你们为什么来做这样的供认,难道来讨打不成?天主难道真能知道你们的感情?在等待之中,有五人重新回来,决心采取在此当众忏悔三年的方式来获得用其他方式不能获得的原谅。第六位,名叫雅克·卫者,意志更坚定且更大胆,他用钱买通了衙门里的某人,将他的名字加入到那些不屈服的供认者之中。那里的人答应在这些人过堂时,他也同时被召到庭。但他看到这些人很长时间被晾在一边焦急等待,就瞅准机会,在一次县官刚审完案子后,迅速闯入,拨开人群,跪倒在县官脚下,大声向他宣布自己在何地曾经如何弃教,但这是一个亵渎圣灵的谎言,他至今还是一个基督徒,而且始终是一位基督徒。

您想像一下,这位官员一眼看到这样胆大妄为的行为他会气成什么样子。从吃惊中缓过劲来后,这位官员对他破口大骂,但言语不起任何作用。于是官员又命人狠狠地打了他二十下,希望使他清醒清醒。但笞打除了给他更多的激励外也不起任何作用。于是他叫人用绳索套在他脖子上绑在一根柱子上,令人的姿势既不像是坐着,也不像是站着:这样难受的姿态保持了两天两夜。他的手下甚至残酷地不给他吃任何东西。这一幕发生在圣太田日——第一位烈士的节日。雅克·卫的执著最后使他们厌烦了,他被放了下来。他被释放的日子也是其他十七个人胜利的日子,直到那一天,他们都一直保持原来的样子而未被触动。这一天,他们被传到庭过堂,由于没有任何人屈服,所有的人都挨了打,其中有些人遭受到特别残酷的拷打,甚至近两个月不能行走。县官已做了足够的事情向本省的上司证明他执行对宗教赶尽杀绝命令的热情:在这里不能因为简单地从事宗教活动就残酷地处以死刑。但看到他自身的名誉受到损害,他就在原来的恶行上又加上更恐怖的威胁,诸如没收财产,驱逐本人和他们的家庭,甚至还有拘押等等。我们的人经过商议,同意呈送一份申诉书,要求缓期执行,等到气候转好以后,以便他们能够安排好他们的家庭事务,使他们的债权人满意等等。但这位官吏对此不予理睬。于是我们的人又送上第二份申诉书,并附带答应,根据他们不多的财力,拿出一点银两以作保证。第二份申诉书待遇比第一份好些,官府不再反对他们回家。1月15日和16日,我高兴地看到了他们载誉归来,也就是在我上面提到的血腥镇压约二十天后。自此再没有人来威胁我们。敬请天主使和平能够持久,因为迫害的恐怖已经使许多有可能接受我们信仰的人望而却步,另一些人似乎被恐惧压垮了,暂时离开了教会。噢,中国人的胆怯哟!请你向天主禀明这一切,特别是在您的圣祭中,在我们的团体中。我非常荣幸处在这一集体中,对此,我充满着崇敬心情和献身精神,正如您所深知的那样。余言后叙。

 

120 汪达洪神父致布拉索神父的信
 
 

 

(1769年于中国)

我至为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拯救灵魂之敌在世界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着推翻我们宗教的工作,中国的基督徒也决不可能完全躲过他。他甚至在帝国的首都发起了持续不断的迫害运动。这场迫害始于1768年11月,在今年中国新年开始之际才停歇,中国的新年是1769年的2月7日。如果说,这里有些人怯懦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为能看到有些坚定的榜样而感到欣慰,这些人值得我们去尊敬。我们有些神父细心地收集了所有发生过的事件,并及时将细节寄送到欧洲。如果我在这里只局限于简单地描写一些基本情况,敬请原谅。事实上只要合理安排时间,我足以写出我现在未能写成的那些信。在1768年年中,在几个省份谣言四起,这不能不使政府感到担心,尤其是当时正处在中缅交战(即乾隆二十四年傅恒统率的征缅战争,亦见本书第128信中所述安德烈随军参加的征缅战争。——中译注)的环境下,一切均可遭到怀疑。一些人抱怨说,有人把他们的辫子偷偷地剪掉了,中国人和鞑靼人把蓄辫作为他们的穿着打扮。据他们所说,辫子剪掉后,如果不及时吃药的话,会随之产生无力、昏迷甚至死亡。人们估计已有几千人发生了这样的事。(此即著名的“剪辫案”。参见[美]孔飞力:《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中译注)更令人称奇的是,尽管人们尽量提高了警惕,皇帝也答应给予赏金,但事实上剪辫子者无一落网。这可能是造谣者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造谣的作用,他们与所谓的被剪辫子者串通一气,也可能有其他人们永远难于搞清的原因。人们开始普遍怀疑僧人和伪偶像教的祭司,以至于在帝国范围内各种得到宽容的教派都受到审查,这种追查的自然结果是其中某省的一些基督徒遭到搔扰和逮捕。结果人们发现了基督教的历书、十字架、念珠、奖章、圣像等。当被问到谁给了他们这些东西时(外省的基督徒通常总是喜欢把事情推到北京的欧洲人身上,以求得到保护,希望以此尽快摆脱干系),他们说是一个叫“光胡子”)的人,他从前是由钦天监监正刘松龄神父的前任戴进贤神父派遣的,他给基督徒带去指示,某种意义上,他在那个地区重建了基督教。总督将这一切尽数禀报皇帝,我见过这份奏折,总督在奏折中未写任何侮辱宗教的东西。接下去轮到皇帝出招,他命令寻找那个“光胡子”,据被拘押的基督徒称此人目前可能正在北京。但皇帝有意嘱咐,在搜查行动中,丝毫不要打扰住宅里的欧洲人,对那所谓的“光胡子”只要监视他就够了。结果他们没有找到他。事实上,他根本不

在北京,他已经很长时间不来北京了。他是南京主教的仆人,南京主教以前是耶稣会士,在整个迫害过程中,他在他的教区相安无事,那里没有发生搜捕的事件。如果钦天监满人监正只要遵照皇帝的密令去做,这件事件也就结束了。但据我特别的感觉,尽管我不清楚真正的原因,这人一定会借此泄私愤,他认为一些欧洲人已经给他带来不快。我说,这位Kitagin(这位满人监正的姓名)向皇帝送上一份奏折,在奏折里对我们的圣教竭尽辱骂之能事,将圣教归入最邪恶势力的行列,把它作为国家最危险的邪教来对待。同时,他指控钦天监二十多位下级官吏为基督教徒,以便使他们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但皇帝只要求下面调查:“责成他所属之部调查此事,然后向我汇报。”(“该部议奏”Kaipouytieou)。调查交刑部执行。刑部以最温和的方式对待这些被告,只是过一段时间叫来询问一下,甚至没有将他们关入大牢。但由于基督教是被法律禁止的,被告也必然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处罚。他们受到的判决是,剥夺官职,打板子若干下(仅是形式,他们可通过交付一定的金钱而赎免);已经经常遭禁的基督教这次以新的理由又遭禁止,尽管我们的宗教并不包含任何迷信和邪恶的成分;那些曾归信我们宗教者要来自首,如果不这样做,一旦遭到指控,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这一规定含糊其词,你后面将会看到,它将造成严重后果。皇帝确认了这一判决,几天后,这一判决张贴到北京城和北京郊区。但没有任何基督教徒去自首,因为判决文告中“出首”一词似乎意味着弃教,事实上这是真实的。判决下达后不久,一位基督徒高官受到他一位同事的威胁,说如果他不去自首,他就向皇帝告发他。这位姓马的基督徒向他的教友请教。他们判断,既然他难免遭人告发,不如先去自首,但在自首时应该补充一句,他决没有放弃宗教的打算。这一行动引起极大的哄动。大臣们对他说既然你愿意一直成为基督教徒,你就大可不必来此作这样的表白。他回答道,这是另外有官吏逼迫的结果。为此,大臣向皇帝汇报,皇帝根据他不公开批准宗教的原则,说道,只要他转变了,就不要再难为他。皇帝圣旨传达给了马先生,他依然坚强不屈,他的回答完全可使其配得上基督教英雄的称号,甚至也会得到非信教者们的敬佩,如果这些非信教者真正能够承认在他们皇帝之上还有神的存在,因为在此皇帝本身就是他们的神。

事情并未就此完结。有些旗营的下级军官在没有皇帝和大臣的明确命令的情况下(大臣在某个场合曾经高声说过没有必要追查),出于他们本身对宗教的憎恨,或在Kitagin秘密指使下,甚至根据某些密令(而我不太相信这一点),叫人召集他们旗营的基督教徒(这些旗营是帝国的军团,组成规模巨大的军队),要他们放弃宗教。有些人在鞭打之下屈服了,另一些害怕这样的淫威,也怯弱地宣布放弃宗教,因为施刑者当时的冲动会使他们皮肉遭受强烈的痛苦,而另一些人却毫不动摇。其中一位名叫“若望·周”年龄在二十四五岁的人在年轻人中树立了坚定英勇的榜样。他浑身鞭痕累累,被迫跪在一个早已破口的坛子上,但坚强不屈,坚持到底,承受着那些人的狂暴,他们几乎将他打死,而他却早已决定宁死不屈。最后,出于怜悯,他被送回家,以致于很长时间不能起床。现在他已经康复了,而且继续成为其他基督教徒受教育的榜样:天主保留了他!他的最高上级甚至赞扬他的坚定,谴责那些下级军官的残忍,他们竟然在没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如此残酷地叫人鞭打他。还有一些人也证明了他们的勇气。然而,这样的追查并不是普遍的,有些旗营却未有任何动作,他们对一般民众甚至一些官员并未说什么。我们的教堂一直开放,也没有人阻止基督徒进来,他们的大部分活动均和往常一样。终于,到了中国新年开始之际,北京和外省各地风波平息,目前普遍较为平静。但在复活节期间,仍有二十多名基督徒在远离北京的一个教区被捕,由于他们一直坚贞不屈,他们被转送他处关押,有些人受到残酷对待。这场迫害的起因是发生在基督教徒和非信教者的一场争吵。告发者竭力想达到他们的最后目的,但我们的上级神父、来自香槟省的蒋友仁神父用金钱疏通,终于使事情得到缓解,事情没有呈报给皇帝。甚至当一些告发者要重新将事情闹大时,他们受到了官吏的惩罚,以至于不再想重提此事。我们现在只是忙于修补迫害造成的损害。迷途羔羊们来接受当众忏悔,这是叛教者们必须要做的。不久情况又恢复到原来的模样。甚至有些非信教者仍然来接受教诲,要求我们给他们施洗礼。其中有两位佩黄带子的年轻人被他们的弟弟争取过来。这位弟弟早在五六年前就已经成了基督教徒,尽管他的父母和哥哥们尚不信教。无须多言,佩黄带子者是属于皇族的。但亲爱的神父,你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件特别重大的事件,它会带来巨大的后果。尽管他们佩黄带子,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属于平民。在北京有大量这样的无业者,除了佩带黄带子和

红带子以外,与其他人并无二致,这些标志只是证明他们有着高贵的血统,仅此而已。这里贵族的人数一直在减少,有些贵族在四五代后,他们的孩子如果没选中做皇帝和亲王,就降为一个小人物。

1768年9月末,嘉类思(曾于1738年来中国,在湖广传教。教难期间,他曾任法国传教会会长,1762年被迫返澳门。他曾指定费若瑟为会长。后嘉类思被葡人押至果阿,1764年又押回葡萄牙,1766年获释,1768年又重返中国,到1770年在广州又被逐离中国,最后返回欧洲。——中译注)神父、甘若翰神父和严守志神父已幸运地到达广州。这一消息使我们大家,尤其是我,感到特别高兴。我期望着有一天能在北京见到嘉类思神父。他的到来不仅有用,而且非常必要。因为他高风亮节,不仅能力超群,更重要的是深受人们尊敬。在他到达广州后,他发现自己已身不由己。自从Kitagin以总督身份统治该省后,要进入内陆困难重重。来自香槟省的耶稣会士毕若翰1767年曾到过广州,1768年已是第二次来了,他被迫从大海返回以等待更好的环境。三位神父被人向总督推荐为皇帝服务,总督最初为难嘉类思神父,借口是他的年龄太大,后来玩弄两面游戏,装着同意了。实际上,在搁置了六七个月后,他才向皇帝汇报,但只推荐了甘若翰和严守志两位神父。他们已经被接受,我们在此期待他们于1769年10月中旬到来。不好的是,我们在皇帝前往鞑靼前的四五天前才知道此事,皇帝要到10月底才回北京。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我们未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安排嘉类思神父的到来。如果我们能向皇帝推荐,嘉类思神父极有可能会被皇帝接受,我们将不会忘记让他达到这一点。此外,如果说我们的事业因以上三位传教士的到达而收获颇大,那么,却因骆尼阁神父的去世而受到巨大损失。骆尼阁神父来自香槟省,1769年初正值壮年的他在湖广省不幸去世。他在那边土地上以不懈的热忱耕耘了许多年。他高度虔诚,富有领导才能。在嘉类思神父到达前任最高教长的费若瑟神父曾有意派他到北京担任我们教堂的领导者。我们还在1768年12月失去了我们亲爱的兄弟、我们的同乡王致诚助理修士,他经历了长期的病痛,相伴随的又是足以磨炼人们耐心的环境,他听天由命忍受了这一切痛苦。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强烈的信仰和温柔的虔诚。他作为画家在宫廷工作了二十五年多。新的损失使我们盼望新画家的到来。皇帝不允许别人不知道他所想要的。既然机会来到了,我会注意到,欧洲画家初来乍到一定感到无所适从:他要在许多方面放弃他个人的喜好和个人的观念,以适应这个国家的喜好和观念,除此别无他途。甚至他必须机灵,在某些方面要成为学徒。在中国的

绘画中,人们全然不想要阴影部分,即使有也和没有差不多。所有的画均用水绘成,很少用油。进呈给皇帝的第一批油画绘于油布之上,颜料调制得十分粗糙。不久,这批画就变黑了,使皇帝不悦,他再也不想要了。最后,这里的画需要色彩单调,线条纤细就如细密画一般。这里我就不赘言其他千百种足以磨炼一位初来乍到者之耐心的情形了,然而热情一定会克服这些困难。新画家的到来目前尤显必要,因为这里只剩两位画家,而其中的一位皇帝最为欣赏的德籍耶稣会士艾启蒙神父今年不幸中风,虽然病痛确实没有夺取他工作的能力,但却使他在未来的日子里一直处在担惊受怕的境地之中。我们另两位新的神父一旦到达,我们教堂就有十人组成:九位教士和一位外科医生助修士。如果天主再恩赐我们嘉类思神父,我想我们的事业会结出更丰硕的果实。为了扩大在周围地区的传教活动,我们也有了三位中国教士。我们希望天主能安排适当的环境让若干个传教士进入内地省份,只要两三个意愿坚定的使者就足够了。除此我们已别无他求。与我同船渡海而来的两位同伴巴良神父和腊伯都神父和我一样身体十分健康。我祈求您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为我和为我们传教团全体祈祷。今年,我们没有收到来自科钦支那和东京的任何消息。去年,大部分的传教士在那里遭到驱逐。我只知道奥尔塔神父一直被囚狱中

 

121 晁俊秀神父致某贵妇人的信
 
 

 

(1769年l0月15日于北京)

夫人:

主内平安。

这是我有幸给您写的第三封信。您的虔诚、您与我最好的朋友们的密切关系、您对我们海外传教事业的热忱都使我相信,我冒昧给您写信不会使您感到不快。

去年,我对您说过,此地掀起过一场迫害我们宗教的运动。因为当时一批船正准备出发前往欧洲,那时我能告诉您的只是最初的阶段,下面是后续部分。就在圣斯坦尼斯拉·柯斯卡节这一天(11月13日),内阁一要员身穿礼服来到我们教宅,却没有其他人陪同。他只是询问了一位与他略微相识的传教士。尽管他以前也去过我们的教堂,但这次他借口教堂从那时到现在已经重新装饰过了又提出要去。传教士首先感到这事关调查的公正,于是就提高了警觉。教堂大门打开了,这位官员似乎被它的美丽所打动。他走上前去,察看圣体柜。他问传教士:“为什么你不让我们看一下盖在里面的东西?”传教士尽他可能使这位官员明白,这是一块神圣的地方,只有天主才配住在里面。官员也就不坚持了。他又要求看一下圣母。人们将他领到圣母纯洁受胎的祭坛。他说非常欣赏圣母的画像。接着,他讲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之后,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传教士:“另两个教堂的神父和俄国神父和你们的都同属一个宗教?”传教士回答道,南堂和东堂的神父是,而俄国则不是。那官员又问:“怎么会这样呢?俄国人也像你们一样信仰天主。…‘是的,”传教士回答说,“但俄国人信仰的方式并不是天主愿意接受的。”由于偶像教的信徒们十分迷信,这位官员就要求传教士告诉他我们是如何寻求真正幸福的。传教士告诉他,我们并不追求尘世间的幸福,要得到真正的幸福,我们只有祈求天主赐予我们。然后,他们走出教堂,去喝了茶。我们送给这位官员一点小礼品,那位官员非常愉快地离去,至少看上去如此。

然而,关于要在帝国全境搜查基督教徒的谣言四起。恐慌笼罩着城市和它的周边地区。我们能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但面对众信徒的命运我们却不能坦然处之了,他们对我们是如此珍贵,他们又将面对更微妙的诱惑,以至我们必须考虑他们何时才能远离危险。当我们得知钦天监监正进宫向皇帝进呈了一份对我们宗教竭尽污蔑之能事的奏折后,警钟声更为紧急。我们有根据害怕在整个事件中有某些宫廷的秘密行动,除了一部分对北京传教士的安排外,并不想让人发觉,而实际上它可能是一种全面的推进。下面是那份著名奏折的概要:

臣,谨具奏闻,仰祈圣鉴事。  臣曾细察国中因妖言惑众而遭禁之诸教,臣以为为患最烈者莫过于基督教,当全面和永远禁止。此教不敬神、不信鬼、不祭祖,惟有欺诈、迷信与妄言。臣常闻在各省有对此教追查和审判之事,在京城却不见剿灭此教的任何动作。然此邪教四处蔓延,无知和粗俗之人愿归此教,并以愚顽守之,尚不知停歇。

因恐长期供职钦天监的欧罗巴人引诱钦天监监士,臣尝差人秘密细查,察二十二名监员不以顶带、袍子等以示其高贵之装饰为荣,恬不知耻信奉该迷信之宗教。一旦人心失控,即受谬误愚弄,邪恶以此为根基,肆虐四方。其余各监一如本监或亦受感染,京城与外省各地情形恶化。其时其事当正本清源,以分清善恶。

据此,奏请圣上降谕,将二十二监员移送该当之部,依法惩处,并斟酌制止邪恶之手段、追查、禁止及惩罚等事项。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四日(即1768年11月12日)

皇帝的批复是“该部议奏”(即该当之部审议并向我汇报)。

我们得到这份奏折是在11月15日,读着它有一种钻心的痛。很长时间没出现过敢于如此卑鄙对待我们宗教的个人,我们当场决定要捍卫我们宗教的荣誉,拟通过指定分管我们事务的一位大学士公(Le comte—ministre) ( 据平凡社版《书简集》,日译本称此人为大学士公傅恒。一一中译注)向皇帝呈上一份诉状,诉状很快写就。由钦天监监正刘松龄神父带两名随从负责递交。他们为此进宫,但那位大学士公却只以好言劝阻。他让我们不必担心,这件事情不会有坏结果,他会负责向皇帝转告。他说我们应该知道他是我们的朋友,他给我们的最好忠告是注意不要太激动。这位大学士公或许在欺骗我们,但除此之外,我们又能何为?如果我们违抗他这样一位权重者的意志,直接觐见皇帝,则注定要失败。此外,此事事实上也不可能办到。此地并不是你想见皇帝就能见的。因此我们只能静待时变。我们所能依赖的受苦大众最普通的办法,只能是每天在教宅增加祈祷的次数,每天供奉圣祭以求消弥风暴。

然而,1768年1 1月18日至19日的夜间,遭指控的二十二名官员被刑部传讯。刑部不愿单独来审此案,也召请了礼部和吏部的成员来会审。审讯时间很长,直到傍晚时分,被告们才被放回家,并等待进一步更广泛的调查。

他们将证供递交大学士公。大学士公问道:“在这并不严重的案件中为什么牵扯进那么多的人?”这句话起了作用。刑部再次传唤被告,将他们分成七个家族,只有家族为首者才接受新的讯问,家族其他人不再需要到庭。伊纳爵·包(此人亦见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M》晁俊秀传,页983补注①(中华书局版)。一一中译注)

是包氏家族为首者。在二百年前,这一家族在北京最早信奉基督教。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北京传教事业的奠基者、著名的利玛窦神父曾寓居此家族祖先家。我想说的是,伊纳爵·包回答问题就如天使。法官们对基督教徒的优雅仪态感到惊异,真诚地承认,甚至根据异教徒不太遵守的第六诫,“这是好的和真正的教义”。依据刑部的判决,这是很温和的,它没有反对我们的圣教:里面甚至提到圣教毫无害处。但由于圣教在法律上是禁止的,它再一次对它下了禁令。如果基督教徒想赦免过去之罪,它要求他们去自首.下面就是判决的大意:

遭指控之吏回答得体。他们之错皆在信奉帝国内遭禁之宗教。查刑律载,凡违律者,杖一百。又有律载,若全家有罪,惟家长受罚。第三项律法载,如钦天监监员有罪,则剥夺其官职,贬为平民。当前此案比照上述律法,均应将违反法律、宣扬基督教之七家族族长革职。至于其余十五人,依照律法,其错已由其父或其兄承担,故不再追究。应当禁止他们中的任何人再宣扬基督教。如不知悔改,当严惩不贷。另在北京五城和所有地区,张贴告示,警告所有基督教徒,如不自首,将受严厉制裁。所有平常贴告示处均应张贴此告示。以上为本部判决,谨奏请旨。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五日(1768年12月13日)  皇帝批了两字“依议”(Y.Y.我批准此判决,遵照执行)。

大学士公和满人钦天监监正尽他们的可能弱化这一判决,前者出于对我们北京传教士的考虑,后者已被我们收买。然而,在宣读这份判决的时候,我们心如刀绞。我们看到,被审讯的七位族长,他们的回答并不都是一样好的,有几位想通过迂回摆脱干系,虽然没有诋毁他们的信仰,但也没有如他们应该做的那样维护他们信仰的荣誉。

此外,我们的圣教再次遭到禁止,而且还增加了要求个人为免去对过去的追究必须去自首的规定。这一规定非常危险,它事实上正如我们早就预料到的那样造成十分巨大的恶果。

密切关注首都动向的外省官员接着准备付诸行动,凭空都会在帝国境内引发迫害的大火。湖广省的法国传教士河弥德差一刻钟就遭逮捕。当弓箭手逼近他门口时,他还浑然不知。他赶紧逃到山里,在那里躲在一条沟里,待了三天三夜,甚至还有可能被老虎所吞食,

因为全中国老虎的数量很多。住在长城边的基督教徒给我们发来一个快信,说有谣言在流传,说我们都已被捕,就像犯大逆罪的罪犯,身戴九条锁链,被移送刑部。可惜我们没有这样的荣幸,天主为我们保留了另一种苦难。

告示在圣诞日被张贴出来。这并不妨碍我们以某种热闹的形式庆祝这一节日。为了不刺激当局,也为了不让我们的主祭司们太多地担心,在晚上街上的栅栏还没有关闭的时候,基督教徒悄悄地来到我们教宅。屋子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些人,他们来自山区。其中我看到一位七十二岁的老者,他为了能如愿参加节庆活动,在隆冬季节,不顾80法里的长途跋涉,来到这里。

午夜时分,我们的教堂亮如白昼。弥撒在器乐和声乐的伴奏开始,伴奏音乐充满着中国情调,但也时不时使欧洲人感到一点愉悦。我们仅有二十名乐师,为了避免招来周围偶像教信徒的憎恨,我们舍弃了大鼓和其他一些声音太大的乐器。城市四周有街兵巡逻值夜,如果靠近时他们听到的声音就会如同他们在教堂里一样。好在没什么事情发生。天亮时,基督教徒们陆续离去,满心欢喜返回家中。

北京可以分为两个城市:一个是满人的城市,一个是汉人的城市。前者方圆4法里,含居民一百万;后者尽管要小一些,但人口却不少。北京设两大警官,他们通常官阶较高,是帝国六部的成员。一马姓官员是其中之一,他以诚实、清廉和严格维持秩序而著称。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基督教徒,由于他深受人们爱戴和尊敬,没有人想惊动他。他有一位李姓的同事却与他不大相同,伺机毁损他。李某向他指出,他应该服从刑部的判决书去自首,以便能免于处罚,他只有三天的时间去考虑。马某非常为难,他请教别人,经过深思熟虑后,他拿定了主意。12月31 日,他前往他自己所属的户部,送上一封书面陈述:“遵刑部布告令,我宣布,我和我家族自三代以来均为基督教徒。我们祖先早在辽东家乡时就已信仰基督教。我们与我们的祖先一样,认为此教为值得追随的正教,我们将坚定和执着地继续信仰之。”

该政府部门的官员都喜欢马某。他们读了他的声明后,问他:“您究竟是怎么想的?您这样做是有可能丢官的。当别人调查您时再声明也不迟呀。”马某说,我这样做是身不由己,有人逼我。于是。他被带到户部尚书大学士公处。大臣认识他,非常友善地接见了他,但看到他态度坚定,他就将他交给户部官吏去审查他。为了救他,许多人希望他能说一些含糊其辞的话搪塞一下,但怎么引诱他都没用,马某始终如一,并非常注意自己回答的用词,不吐一句坏话。

他的坚定不知不觉激怒了判官,他们不明白他为什么死抱着一种宗教不放。时任北京城主官的是那位大学士公之子,他年轻气盛,比其他人更激动。他突然问马某:“如果皇上让你转变,你怎么办?”马回答道:“我服从天主。”这位年轻的长官从来没想过皇帝之上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听到这样回答不禁大惊失色,脸色煞白,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当场就向父亲写了一份报告,随后大学士公和他儿子联合署名向皇帝进呈一份奏折,汇报了前一天晚上的事情经过,末尾请求皇帝将马某移送刑部处理,严格按照法律审判。皇帝却更愿意把他移送军机处调查和审问。皇帝料想,军机处的威严必能使被指控者屈服,他很难抗拒帝国最高机构的要求。然而马某以极大的勇气坚持住,其勇气使得审问者都感到吃惊,并使他们失去了战胜他的希望。翌日,他们向皇帝呈上一份奏折,其内容如下:

内阁大臣等谨奏:遵上谕吾等召Sching—te(马某的满族名字)到庭,谓之:若同意放弃汝教,皇上会降恩免汝罪罚,留汝官职。马答道:臣十九岁时,尝居关外老家,一名叫Na-Lang-go者劝吾祖上信奉基督教。吾父追随吾祖父,臣亦承受吾父。受洗后,我立誓宁死不背弃天主,不背弃皇帝,不背弃吾父母。臣到京已一十八年,历任数种官职,时时去天主教堂。教堂之中。臣读到三块众人均可视见之匾额,三块匾额均为康熙帝御笔。中匾书:“万有真元”,左右两边书:“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承济大权衡”。此为基督教之天主,此为吾等之承诺,吾不能背弃也。

臣等取一切方法以说服转变之,然其执迷不悟,此实难理谕。谨据实具奏,伏乞皇上圣鉴。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789年1月11曰)

皇帝批复:马革职,送刑部查处。

获此上谕后,马即被除去官服,戴上锁链,用敞开的囚车从宫中送往刑部。如此,这位京城的治安官、帝国六部成员、八旗营中的校官仅仅因为信仰宗教受迫害而被当街示众。威胁、利诱、侮辱、承诺,所有这一切都被接连用来动摇他,但均为枉然,他始终不渝。

他的顽强开始使大臣们感到不安。他们如果不能将皇帝的命令2/2贯彻到底,就会危及他们的前途命运,因为皇帝的命令是从来不能不了了之的。大臣们时不时跑到刑部。一天,汉人大臣威胁要对他进行残酷的拷问,他说,我们要看看,是不是严刑拷打会比我们的言语更有用。那位大学士公回答道:“你听不到任何东西,逼迫他放弃宗教是没有用的,他决不会放弃,还是让我来吧。”随后,这位大臣去见马,问他:“你违抗皇帝,难道你不后悔吗?难道你不痛下决心改正你过去的错误吗?”“是的,”马回答道,“但我不能离开基督教,我不能背弃天主。”此话虽然避开了大学士公的纠缠,但却使马以前获得的英名大为失色,至少在众人面前。大臣马上抓住他回答的前半部分,以一种他十分熟悉的调侃语调说道,我想,马内心所想的,我比他本人更清楚。他愿意遵从皇上的命令,他愿意改正,一切都说了,还需要其他的东西吗?尽管马一直申辩他始终是基督教徒,至死也是基督教徒,但毫无用处,大臣装作没有听到。他毫不拖延地向皇上作了汇报,数天后,告示板上出现下列通告:

马违抗朕意,理应以犯罪论处,以儆效尤。然恐惧使之眼开,使之脱离基督教,朕有鉴于此予以宽宥,仍留任他守备一职。钦此。

帝国之内有八旗营,这是全国的武装力量。每旗有三至四万军人,随时准备听从号令奔赴战场。尽管满族人构成军队的基础,但军队中也有一些在现王朝征服中国后归附的汉人。

马某事件在某些旗营中引发了严厉的迫害行为。第一拨打击到陈氏家族头上。该家族为首者名洛朗,六十二岁,在三十年前,他曾因同类事件而出名。他自忖此次他又会受到同样的对待,但不知道这次他会为自己的坚定受到怎样的考验。他有一个儿子,名若望,这是一位极其亲切可爱的年轻人,可能受到洛朗的特别宠爱。人们首先打击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

1769年1月7日,若望被传唤,同时遭传唤的还有他的父亲和其他一些亲戚。那些政府官员看到洛朗时,说道:“我们认识这人,他只求一死。”接着他们走向他儿子,对他说:“皇帝有令,要你们放弃你们的宗教。你是放弃呢还是不放弃?”

“我不放弃”,若望回答道。话音未落,有人就向他扑去,将他按倒在地上。一人压住他的肩膀,一人压住他的腿,第三者手持满人的鞭子,这鞭子有5法尺长,鞭梢就有小手指那般粗。他一连抽了若望二十七下。最初的三下使若望感到难忍的痛苦,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够挺得住这样长时间严酷的拷打,但在内心向天主祈祷后,他感到自己力量和勇气倍增。翌日,他来看我们,他看上去还挺高兴的。我们迎上去,抱着他的脖子亲吻他,他感动得哭了起来。“噢,当时我是多么害怕”,他对我们说,“我怕没有力量顶住那样的折磨!”

我们尽量安慰他,答应在我们的祈祷中全力支持他。9曰,他到我们教堂领圣体,在要求我们为他祝福后,他前去接受第二次拷打。首先老洛朗分两次被抽了五十四下。他们抽了若望三下,然后就不抽了。

若望先前害怕没有勇气忍受痛苦,这次却让他害怕没有受到足够的苦难。结果他还挨了二十七下。

1月11曰,他第三次被传唤。这是他受苦受难最深的日子,也是他胜利凯旋的日子。下面是他在次日给我们的信中所叙述的过程:

“昨天,我一到达,官吏就问我放不放弃圣教。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回答:决不放弃。他们剥下我的衣服后,马上抽了我二十七鞭。然后,他们第二次问我:放不放弃?我第二次回答:不放弃。他们又给了二十七鞭。如此,他们问了我四次同样的问题,我也给了四次同样的回答。每次回答后,他们照例抽我二十七下。每次间隙他们都要

换打手。”

若望在信中没有提及他父亲。我们知道,他被毒打数次,毫不示弱。但他经不住他儿子受到的那样的残酷折磨。每一鞭打下去都使他感到钻心的疼。最后,他被别人的虚情假意所征服,不幸投降,而且没有考虑到,他的屈服带给他儿子的是更残酷的折磨。若望继续写道:“看到鞭子的抽打动摇不了天主赋予我的坚定,审我的官吏让我跪在碎磁片上半小时,他对我说:‘如你动一动,或如果发出呻吟,就算你已经背弃宗教。’我任凭他说,心却和天主连在一起。我双手握在一起,轻轻地念着耶稣和玛丽亚的圣名。他们甚至要剥夺我这样的慰藉,他们拉开我的手,威胁说要锁上我的嘴。但无济于事,这样的折磨没有起到他们预想的效果,于是又回到鞭打。他们又打了我四次。当时,我筋疲力尽,浑身冒冷汗,昏倒在地。周围的人利用这一时机,抓住我的手在一份背弃的名单上签下我的姓名。

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我所施的暴行,但我甚至无力提出抗议。当我又有了说话的力气时,我抗议道,我与这份签名无关,我憎恨这份签名,我是基督教徒,至死不渝。他们又把我按在碎磁片上,但我待在上面的时间不长。审我的官员看我已虚弱不堪,就命人把我拖出法庭。我认为此时应该重申自己对信仰的誓言。我高声宣布,我是基督教徒,永远是基督教徒。我父亲和叔父将我抬到邻近的房间里,这夜余下的时间,我们在那里度过。”

此外,我们得知,若望的状况非常让人同情,以至于一些异教徒也禁不住来看他,为他洒下热泪,审他那位官吏的儿子也亲自带来疗伤的药。人们如果不想杀了他的话也没有什么好再审的了。寒冷造。成他严重抽筋,双膝碰到胸脯,腰部弓起,肌肉肿胀。他不愿意让他的亲戚朋友难过,表现得安静、欢乐和高兴。外科大夫估计他如果要恢复健康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但托天主的福,不到一个月,他就已经可以在两人的搀扶下,来我们教堂做弥撒了。做完圣事,他来看我们。我问他,在折磨之中,他是否想到还能来这里。他回答道,在冷汗淋漓的最后关头相信会这样的,然后非常率真地补充道:“不过,如果我真的死了,我就不能有幸再来做弥撒了。”说着,眼泪从他眼里夺眶而出。

我们听到的尽是一些基督教徒如何因为信教而受到各种毒打和折磨的事。有位年轻士兵,名叫“王·米歇尔”),属于与若望不同的旗营,受到与若望一样的鞭打。“朱·约瑟夫”被绑在一根柱子上,头朝下,半个身子放在冰上。“李·马修西阿斯”被不间断地毒打,直至失去知觉等等。事情的详细描述会使话题扯得太远了。

用不着我对您说,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信徒遭到偶像教徒们强暴后有多痛苦,因为您心知肚明。我们竭尽所能想使这不幸的迫害停下来,但没有一点效果,甚至连天主也听不到我们的呼喊。我们还安排了这样的方法:整天派一传教士站在盛圣体的圣爵前。我们做了其他一些善事,但迫害仍在继续。更令人痛苦的是,迫害带来的叛教行为。确实,真正背叛我教的是极少数,有些人被偶像教者吓倒了,有些人掉到偶像教者为他们所设的陷阱里。

有一件事让我们感到可怕。有两位年轻人,非常友善,他们是善良的基督教徒。他们被召到一位官吏面前。他们小心翼翼地回答:他们遵守皇帝的命令,如果皇帝下达命令,他们高兴得要死,但让他们放弃信仰,他们做不到。官吏喜欢他们,而且他也不太暴戾,所以没有拷打他们就让他们回家了。他们满心欢喜返回家中,这种喜悦是那些处在危险之中但仍能保持他们信仰的人所常有的。但当他们回到家中,却发现他们家里挤满了人,母亲手里拿着一把刀向他们走来,对他们说:“我看得很清楚,我的孩子,你们到底想要什么。你们要成为烈士,马上升入天堂。那我呢,我就想下地狱。”她将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威胁说如果他们两人不在一份事先由偶像教者写好的文书上签字,她马上自杀。在进退两难之中,两兄弟签了字。随后他们俩非常后悔,为他们的过失痛哭流涕,无法得到安慰。直至他们作出公开忏悔,他们才有资格再进入教堂。

在北京西边的山区,我们有个基督教据点。仅仅一个叫做“Sang—yu”的小村落就有三十八户基督教徒。1769年初,他们都被告发到满族人的北京巡捕那里。官府派人去抓他们。捕吏只抓获二十一人,因为他们所抓的只是家长或者是家长代表。人们想像不到他们在监狱中受到多少痛苦折磨,他们被囚禁了近四个月。饥渴和拷打,所有的手段都被用来征服他们的顽强意志。有些人开始在棍棒的淫威下屈服,但等到出狱时,他们又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的信仰。所有的人都遭拷打,有的被打得多一些,有些被打得少一些。他们马上来看我们。他们脸色苍白,遍体鳞伤,衣不蔽体。我将他们领到教堂门口,他们脸朝下拜倒在地,感谢耶稣给他们的恩惠,因为是耶稣给了他们支持。我们留他们在教宅住了几天,我还用半个金路易(这是我离开法国时一位教士行善交给我的)给八个人添置了衣服。他们出现在护送圣爵的队列里,整个过程我们进行得尽可能庄严隆重。他们成了这个过程非常感人的点缀。至于我,当我注视他们时,内心无不充满爱怜之情。

最后,迫害浪潮不知不觉之间平息下去了,现在我们也恢复了平静,一如处在偶像教之中可能有的那样。只有天主才知道这样的平静能延续多少时间。让圣意降临吧,我们准备面临一切情况。

下面是一封有关奥尔塔(Horta)神父信的概要,去年我曾有幸向您谈到过他。

1766年,奥尔塔神父曾考虑回欧洲,但在路上得知欧洲发生的事情后,他害怕了,然后折返回来。他刚回到东京传教地,就在从事传教活动中被捕,并被移送监狱。正是在监狱中,他给我们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长信,从中我抽取一部分,向您叙说一下他的事情。

奥尔塔神父的监牢是一种牢笼,用深深插入土地里的石头围成。这牢笼只有4法尺长,2法尺半宽,它只能允许人坐着,或半躺着,任凭风吹雨淋曝日晒。奥尔塔神父的脚通过石块的间隙伸出牢笼外,两脚被锁在两只大大的木枷中。

无法躲避蚊虫叮咬,身上布满的溃疡散发出令人难闻的臭气,看守他的士兵和更夫们日夜发出响声,阴沟围绕在他的周围,石壁限制他的活动,这一些再加上神父信中还提到的其他恶劣条件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发指的图画。

但他的勇气与苦难同时增加,他再也不是我们在法国本土看到的那个人了,在法兰西岛看到他时,他胆小腼腆、优柔寡断、不懂决断。今日的他,任何东西都难于撼动他。他讲起所受的苦,说到这些过分的苦难,说到这些苦难的延续时间,就像一个没有受过这般痛苦的局外人一样。

当被偶像教的法官问到,为什么基督教徒们的天主未能再早一点在东京人中昭示他的宗教时,他回答道,非常可能真神的宗教在古代就早已向他们的祖先昭示过了,他们的祖先也像他们现在一样不信不忠,大行迫害之道,将天主的使者处死了。他还说道,如果说,从那时起,他们似乎没有受到天主恩宠的眷顾,那么他们应该责备他们自己的罪行。如果他们不违背早已镌刻在所有人心中的自然法则,也许天主早就回到他们中间。

奥尔塔神父口无遮拦丝毫也没有冒犯这些法官,但他在一种非常危险的形势下,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如何,但他早已对一切都有所准备。他以日本烈士的榜样自我鼓励,这些烈士和他来自同一省份;他也从最近传教士的榜样获取力量,他们在1722年至1737年间就在东京为信仰洒下热血。信末署名:南修斯·德·奥尔塔,落款是1768年6月28日于东京。

去年我们失去了王致诚兄弟。从任何方面看,这都是我们中国传教事业的最大损失之一。这位兄弟充满热情,生气勃勃,富有才气,笃信虔诚,平易近人。在与世隔绝的七八个人的共同体中,这应该被看做至为尊贵的东西。他少有的绘画天才闻名于欧洲。如果不是神意将他带到这里,他肯定可以跻身于巴黎和罗马最伟大的画家之列。皇帝爱他,认为他的画是最好的。有一天,皇帝为表示对他的满意,封他做了满清官吏。王致诚兄弟竭力推辞这一他始终担心的荣誉,尽管通常如果不当场接受皇帝的恩赐就有可能掉脑袋,王致诚兄弟还是非常幸运在不激怒皇帝的情况下得到了他的谦虚所想要的东西。

他美丽的绘画就挂在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皇宫里。我只见到过一幅,这是一幅关于新人教者教堂中守护神的画。当然,人们看这画决不会厌倦,如果我这样认为的话,我也许会在此将它描绘一番,但尊意也许并不喜欢这样的细节。不过最后我还要提一下王致诚兄弟。在他最后生病的日子里,我时常陪伴他。一天,他对我说:

“你知道当我经过北京宽阔的大街,穿行在勉强能挤过去的人群中,我在想什么吗?我坦白地告诉你,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的想法是,我在此几乎是惟一知道真神的人,天底下有多少人享受不到同样的幸福啊!

但你又为给你带来天主的恩泽做了什么呢?”随后他表达了他最强烈和最温柔的感激之情。

弥留之际,他突然充满神圣激情地叫了一声:“啊,多么美妙的景仰,愿人们在使团的初修院好好传授之!”他讲的是他对圣母的景仰:

他有幸在圣母受胎之纪念日(1768年12月8日)去世。

我在圣心节那天开始布道,这是我到达中国的十个月后。天主知道,第一次用汉语讲道使我付出如何的代价。为此,需要不顾北京

天气炎热,需要博闻强记不让头脑有足够的休息。人们可能并不知道要在一个老朽脑袋里装下十六页不连贯的单音节词意味着什么。

汉语艰深难学。可以向您保证,汉语与世界上其他已知语言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同样的字永远只有一种词尾。其中找不到我们讲话中通常所见的性、数、格的变化。在动词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帮助我们发现这是谁发出的动作、他如何动作和何时动作以及他是一个人动作还是和其他人一起动作。总之,汉语中,同一个词,它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可以是动词和副词,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指复数,可以是阳性,也可以是阴性等等。全凭你根据上下文去听去猜测。除此之外,汉语所有的词可减至三百多个( 此处指拼音文字。一一中译注),它们由于发音方式不同可表达八万多种不同的意思,人们可用同样数目的汉字来表达。

这还不够。这些单音节字的排列组合全无定规。因此你要懂得这种语言,不仅是要学会所有的词,还必须学会每句特殊的句子。哪怕是一点点倒装,就会有3/4的内容让你无法领会。

我再回到词的方面。人们告诉我:“chou”就是“书”的意思。我想,如果只要“chou”这词一旦出现,我就可以认定它是和“书”有关。但事情决不是这样:当“chou”再出现时,它的意思却是“树”。于是我将“chou”分解成两种意思,一是书,一是树。但事实上远不止这些:“thou”可以是“暑”,可以是“述”,可以是“曙”,可以是“(雨)水”( 此处应该是与汉字“水”相混淆所致。“水”的读音近似于他所列的“chou”。一一中译注),可以是“恕”,可以是“熟(熟悉)”,可以是“输”等等。如果我想将这一词的意思全部列出来,那还有很多很多。

那么,人们是否可以通过读书来自学呢?这也不行。因为书中的语言不是简单地交谈的语言。

而对所有欧洲人来说特别困难而且永远是一种障碍的是汉语的读音。它似乎是一道难于逾越的门槛。首先,每个字有五种不同的读法。但你不要认为,它们的读音非常分明,我们的耳朵可以轻易识别。这些单音节词发出来出奇地快,害怕很容易让它们逃走而不得要领。中国人还不知道省略掉多少元音的发音。在一个送气音后,就要紧跟一个平音;在一个齿擦音后,要紧跟一个凹音。人们有时用嗓子发音,有时用上腭发音,鼻子则几乎总是要用到的。我在当众布道前,在我的仆人面前练习了至少五十遍。我给仆人全权来纠正我,不厌其烦地跟读。结果是中国听众据他们自己所称,只听懂了其中的三成。好在中国人都非常有耐心,他们也总是对一个可怜的外国人还能说上几个他们语言中的单词而感到惊奇。

现在,我应付更为自如,能够听懂那些忏悔者的话。人们还相信我能够胜任年轻新入教者教团的负责人。方守义神父近日己任命我担任此职。我感到非常荣幸。夫人,不成敬意,余不一一。

 

 

122 尊敬的晁俊秀神父致尊敬的昂塞莫神父的信
 
 

 

(1770年1 1月1日于北京附近)

我至为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距北京城七八法里远,有一绵延不断的山脉.有人认为山脉一直延伸至西亚,在非常接近欧洲的地方才消失。今天我就是在这大山深处给您写信。我来此原是为了协助赵圣修神父实施他的富有热情的计划。这位记忆力极好的耶稣会士得到消息,在山间顺势冲下来的激流边住着一些人家。他计划在那修建一座教堂,那里远离世界喧嚣和官府搜寻,天主就如他应该得到的那样在那里被人知晓、受人供奉。但他决心建立这座新教堂时,心里却高兴不起来:即使到他死时(赵圣修神父于1760年4月逝世),他的计划可能还刚刚起步。

问题在于天主的慈爱是不是到了降临到这些可怜山民身上的时候。这些山民本身是非常正直的人。昨天,我投有东西可吃,一位邻居,尽管他是异教者且很穷,但他还是给了我一把枣子、两个桃子和两三个苹果。我深受感动,尽量将我的一些东西送给他,并连声表示感谢和敬意。我们到达这里的路常人是难于想像的。为了避开那些在谷底奔流的激流,必须攀援陡峭的山岩。人们开辟羊肠小道只有2法尺或2法尺半宽。在你的右侧是一块陡峭的山岩,高耸如普里马蒂亚尔(法国洛林南锡的主教堂。一一原注)的塔楼。左侧是深不见底的断崖峭壁,断崖离你仅2法尺,一失足就掉下去,而这在高高低低的岩石间是极易发生的。我的坐骑四脚着地摔了三次,好在向右没有擦着山崖,向左没有掉下深渊。天主保佑了我们,我写下这些神迹使我感到脸红,因为我未能好好地给予报答。

您可能知道,本传教团总教长、尊敬的嘉类思神父以六十二岁高龄渡海到达中国,但未能进入内陆,也未能在北京加入我们的行列。他被迫返回,离开了一个他魂牵梦萦的国家,离开了一个他耗费近三十年心血为之辛勤传教的国家。下面是他在1770年1月10日离开广州时给我们的告别信:

天主召唤我来此,现在又命我离去。尊敬的神父们,您们完全可以感受到,我经过如此多的努力想加入您们的行列却不能如愿,虽然即将离开此地,我却离不开您们。我的心永远留在这份我为之献身的传教事业中。我请求吾主降福于所有组成我们传教事业的人。但愿我们在圣爱的拥抱下,成为天主手中的驯服工具以拯救和完善他人的灵魂。让我们肩负着圣职所要求的神圣使命满怀热情地向前进。愿我们祷告的精神成为我们行动的灵魂,云云。

上面几行字就足以了解一个人了。他回来部分是为了见他的至交骆尼阁神父最后一面。他在得知骆尼阁神父的死信时,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力,脸上没有流露出他内心所经历的一切。由于他与骆尼阁神父共事多年,我请求他能告知所知道有关骆尼阁神父的一切。

嘉类思神父没有过多渲染骆尼阁神父的特殊和杰出的成就,而是着重描绘了他优秀的内在品质:他不断地侍奉天主,为实现天主的光荣充满热情,他是超越自我、坚忍不拔的典范,这是每一位传教士所应该具有的品质。

 

123 关于中国皇帝新征服之西藏和厄鲁特王国的报告及事迹
 
 

 

“藏”是中国人对Thibet的通称。他们也称之为“西藏”,“西”即“西方”的意思,西藏在中国的西边,在云南省和四川省以远。古代也称之为“戎”、“羌”或“西蕃”。它还被称为“帕伦塔拉”、“巴兰托罗”和“唐古特”。

此国疆域从东到西6400里(640法里),从北到南6500里(650法里)。200里合一个纬度,相当于20法里。在东部,西藏与四川接壤,因此所有西藏送往中国的贡品都首先经过四川境内的打箭炉,由此运往北京。打箭炉为一较大的商业城市,由当地一个望族世袭统治,得到中国皇帝的庇护。西藏在东南部与云南交界。西部,它一直延伸至大沙海),即沙漠,或正如这三个汉字所表示的“沙的海洋”。在北部,它远接青海边界,即青海湖所在地。

只是在晋朝(这是中国第七个朝代,始于265年,延续了一百五十五年。一一原注)后,即在公元420年后,人们才在历史上找到一些有关西藏较为明确和清晰的记载。人们发现那里由一位王公统治,他的头衔是吐蕃,臣服于被称为“羌”的民族(陕西和四川的民族),主要占据了西藏。他和他的后继者在那统治了一个多世纪,与中国没有任何来往。

吐蕃王弄赞是向中国派驻使节的第一人。这是发生在约634年唐朝第二任皇帝太宗统治第八年的事。七年之后,即641年,弄赞娶皇帝的女儿文成公主为妻。通过这一联姻,吐蕃王变得尤其强大,最终摧毁了处在青海湖之地的吐谷浑王国,将中国西部各族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吐蕃王,即西藏王强大的统治维持了近二百年,但随后就大大衰落了,到907年唐朝末年几成倾颓。事实上,在唐朝最后几任皇帝时,在西藏形成了一些小的国家。宗教人士或祭司们,不论他们是基督教徒(从六七世纪起,在阿姆河发源地(在帕米尔高原一一中译注)的巴尔克国、喀什噶尔王国及周边地区,很早就有了基督教徒,有了神父和主教。由于这些国度非常接近于西藏,他们与西藏人有来往。因此,也许有基督教徒进入到西藏。以前西方作者谈到巴兰托罗的基督教徒、唐古特的基督教徒、吐蕃的基督教徒,指的都是西藏。一一原注)还是偶像教徒,都开始有了大的领地。逐渐地,宗教寺院的教长们变得权力巨大,在他们当地被当做君王。但表面上还有一位头顶“藏王”的王公。这些王公到了宋代成了中国的朝贡者。这种衰败的趋势后来进一步加剧,直到元世祖时,西藏被分成几个省。这些省份中最主要的是乌思藏)。这是西藏最富饶、气候最温和的地区。整个王国的首府拉萨就位于此地。此外,世祖本人也是鞑靼人的皇帝,在科钦支那的报告中他被称为忽必烈),他在其兄蒙哥汗)死后成了鞑靼人的皇帝,统治着中国的北方地区,在1280年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给他的王朝起名为“元”。

当时在西藏有一僧人,名八思巴。世祖封他为亲王,由此他就有了一枚金印,在乌思藏和西藏其他地方建立了行政机构。他还有“帝师”、“国师”、“法王”等头衔,甚至还有“王”的头衔,即国王的意思,或者指纳贡的诸侯、亲王等,可以是第一等级的,也可以是第二等级的。他的继承者也有这些头衔,和他一样,这些头衔都来自于中国皇帝。约百年后,1373年,即洪武六年,一位名叫喃加巴的人继承了八思巴的所有头衔,因此他也有了金印,在皇帝的庇护下,他统治着拉萨和西藏其他地方。

约1414年,在永乐年间,有八位僧人从皇帝处得到“王”的头衔以及我们上面提及的其他特权。他们的头衔表明他们是大博士,是护教主,是教义的热情宣传者,但这些豪华的头衔并未免除他们的朝贡。

在宣宗统治时期,他统治的第一年为1426年,这些僧人藩王获得“大喇嘛”称号。其中最著名的名叫宗喀巴,他居住在拉萨。他是所有喇嘛的首领。正是由于他,使得黄帽教派的教义获得了主导地位,当时有两种喇嘛,一种戴黄帽,一种戴红帽。继承宗喀巴之位的是根敦珠巴,他第一次任命第巴即大臣治理国家。根敦的继承者是索南嘉措(根敦嘉措死后才由索南嘉措继承,原文中未将两个根敦区分出来。一一中译注),他是第一个获得达赖喇嘛称号的人。这一高贵的称号使他上升到比其他大喇嘛更高的地位,因为“达赖”的意思指的是在精神和肉体上宽广无边。

继承索南的是云丹嘉措,之后是阿旺罗桑嘉措(此人名根据历史事实译出,与法语注音的发音相去甚远。一一中译注)。当时正值藏巴汗(即第悉藏巴。一一中译注)统治拉萨以西相当大一部分西藏地区的时期,他的统治疆域一直延伸到恒河的发源地,统治恒河的西里尼加尔国。耶稣会士唐德拉达神父1624年在藏巴汗的宫中,他确认这位王公是基督教的大保护人。当时的鞑靼史也经常提到他,它告诉我们,藏巴汗放弃喇嘛佛教,他甚至要摧毁喇嘛佛教,他残酷地对待民众。为此,第巴和达赖喇嘛向青海湖厄鲁特人的固始汗求援。固始汗率部进入西藏,发生了血腥的战争,藏巴汗在战斗中被打败,并遭杀害。这一鞑靼历史的记载与唐德拉达神父的记载相印证,可以看出,藏巴汗或者已成了基督教徒,或愿意接受基督教。固始汗与他的军队继续留在西藏,受到保护的达赖喇嘛封他为“汗”或可称为“王”。

1642年,达赖喇嘛派出使团到辽东省,拜访了皇太极,他是当今统治中国的满族王朝首任皇帝的父亲。达赖喇嘛接受了皇太极的保护,并向他进贡。十年以后(1652年),达赖喇嘛亲自到北京向皇帝表示敬意,由此得到大量荣誉,他从皇帝处得到金印和珍贵的礼品,确认了达赖喇嘛的称号。

1694年,即著名的康熙皇帝统治第三十二年(原文如此,如是康熙三十二年,应为1693年。一一中译注),皇帝愿重用第巴,即用大喇嘛名义统治西藏的世俗长官,宣布第巴获“王”爵位,授予他金印。但这第巴远不是维护皇帝利益的人,相反他是一位背叛皇帝的叛徒,完全忠于满族公开的敌人、厄鲁特人首领噶尔丹。当康熙要召见大喇嘛时,他甚至暗中抵制。因为达赖喇嘛已死,他秘不发丧,准备向皇帝隐瞒到底。但到1705年,他的罪行最终暴露。留在西藏保证达赖喇嘛安全的厄鲁特人亲王、固始汗之孙拉藏汗将他处死。皇帝在得知第巴背信弃义的行为后,褒奖拉藏汗,他派宫廷大员到西藏,与厄鲁特人亲王共同统治西藏,并任命了第六任达赖喇嘛。

1714年,准噶尔侵入西藏。准噶尔是厄鲁特人主要首领的称号,这是一个蒙古鞑靼词,意谓“东之手”,因为“准”意即“东方”,“噶尔”是“手”的意思。这实际上是古代鞑靼人贵族将家族和军队分成东西两部分的习俗,西部称为帕伦塔尔。最杰出的称号出自东手之边,即东翼。此外,准噶尔拥有广袤的领土,他统治的国土处在青海湖、西藏、喀什噶尔、喀什噶尔以西诸国和西伯利亚边界之间。他信奉佛教,但在阿克苏、喀什噶尔、吐鲁蕃等地的臣民则几乎均为穆斯林。在康熙皇帝时期,准噶尔自称是出过帖木儿的那支王族的蒙古旁系。最近在位的那位准噶尔(1754年)自认为他是东部和西部鞑靼王族的真正继承者,事实上有人相信他是成吉思汗的真正后裔之一。

不管他到底是什么,我们上面提及入侵西藏的那位准噶尔名叫策妄阿喇布坦。他率领一支大军进入该王国,大肆烧杀抢掠。拉藏汗奋力反抗,但遭杀害,布达拉宫几乎化为灰烬。准噶尔夺取了布达拉宫和里面的一切,夺取了诸如金、银、铜、宝石、织物等巨大财富。在许多地方,他派人抢劫了许多投靠满族人的喇嘛和厄鲁特人。他自称是西藏惟一和真正的君主,喇嘛不再有权统治百姓,他们只在他们的寺院里诵经和治病。于是喇嘛四处逃散了。达赖喇嘛向康熙帝求援,将自己置于皇帝的保护下。当时这位皇帝已经统治了五十二年。厄鲁特的王公们也向康熙求救,由于准噶尔在西藏和青海地区都有秘密同盟者,他们的请求显得更为迫切。康熙没有拒绝他们热切的请求。他当场召集了一支由蒙古鞑靼人、青海厄鲁特鞑靼人、满族鞑靼人和汉人士兵组成的大军。挑选了有经验的汉人和鞑靼人老将,并由他的儿子或孙子带队。军队进入了青海地区,将准噶尔的势力驱逐出去,军队也进入到西藏的一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另一支汉人军队由四川进入西藏。达赖喇嘛和其他的喇嘛回到了他们的寺院,准噶尔的残余部队沿山脉逃逸。

西藏在皇帝的保护下又恢复和平。皇帝命令一些鞑靼人的领主留在拉萨和青海地区,以他的名义实际统治,并密切注视准噶尔的动向。

康熙的儿子和继承人雍正与康熙一样,他有意维持一支精兵强将,一旦需要就可抗击那位厄鲁特王的军队。但在1727年,几位西藏领主发动叛乱,其中之一宣布自己为该邦的统治者,引起很大的混乱,并杀死了由雍正任命担任西藏将军和总督的鞑靼人四品高官。但这次叛乱并未成功。当今皇帝(乾隆)在1739年将父皇帝任命为西藏郡王的那位王公提升到二品官,他实际上完全有能力治理好这块国土。

平静的局面似乎完全恢复了,而就在这时,更大的风暴开始动摇亚洲的这一端,也给了皇帝摧毁厄鲁特人王国的机会,使它成了中国的一个省。我下面对这场重要变动的叙述来自于耶稣会的北京传教士钱德明神父写于1760年6月2日的一封信。

一位名叫达瓦齐的篡位者攫取了准噶尔的汗位。他的竞争者阿睦尔撒纳声称这顶王冠应该归他所有,就向皇帝求援。在他的敌人战败和被捕后,他还不断吹嘘北京朝廷还会继续向他提供军队,以此成功地征服了那些与他作对的厄鲁特军队。

他也许应该更好地熟谙北京朝廷的政策,能想起当初满族人如何入主中国的伎俩。上世纪初,满族人就是被作为援军招请到中国的。但他却不够小心,没能吸取这一教训,因此他请求来的保护对他是致命的。当北京朝廷知道阿睦尔撒纳的计划后,皇帝要召见他,借口要奖赏他一些比前人更荣耀的头衔。阿睦尔撒纳不太相信这样少有的承诺,以各种借口躲避这次他心存狐疑的旅行。但他接到的命令十分紧迫,人们又一道一道命令地催他。最后他公开宣布和回答道,意已决,将不去朝廷,放弃与中国结盟有望得到的一切好处,最后他说要返还作为帝国军队将军所持有的印玺。

虽然皇帝对阿睦尔撒纳心存疑心,但却没有料到会遇到这样公开和大胆的抵制,当时也不适合采取措施制止叛乱,这位厄鲁特王公率领的大军人数超过皇帝的军队,而且他所在的地区,当地居民对他忠心耿耿。追捕他或公开与之作战都是危险的,所以皇帝最初只能安抚他,其手段只是对他提一些有利的建议或答应给他一些东西。人们因此赢得了时间,从四面八方调集的部队悄悄地开进。当阿睦尔撒纳察觉到危险时为时已晚。为了自救,他只好选择逃命。跟随他的人很少。最后作为流浪汉他游荡了近两年,终于死在莫斯科国(指俄国)的边境上。

当皇帝知道阿睦尔撒纳已逃人莫斯科国境内,他就向该国要人。他声称,根据两个帝国的一个和平条款,双方有义务互相遣返逃犯,俄国人应该将被视为叛民和逃犯的阿睦尔撒纳转交给他。但莫斯科国人或许不像皇帝那样看待这位厄鲁特王公,或许真的不知道这位王公躲避的地方,没有满足中国人在这一条款上的要求。最后,人们知道天花已经使阿睦尔撒纳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于是,莫斯科国人觉得有义务向中国宣布这一消息,为了不致引起怀疑,他们向守卫边疆的中国军官们展示了遗体。

在阿睦尔撤纳还活着的时候,皇帝不能使他因叛逆罪而受罚,在他死后还是要惩处他。皇帝命令负责处理外国事务的部门写信给俄国元老院索要叛逆者的尸体,信中指出,这一要求是建立在帝国的习惯做法上,对于那些犯了叛逆罪的人,生前如果未受到惩罚,死后也要受到同样的惩处,以儆效尤。莫斯科国人装聋作哑一段时间不作回复,但最后在催促和断交的威胁下,他们先说尸体已经腐烂。对方回答说,骨头不会腐烂,他们要求将尸骨送回。俄方又说,将尸体挖出来不符合他们的风俗,此外他们也不知道这位他们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人被埋到了什么地方。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鞑靼人都放弃了阿睦尔撒纳的方针。两位穆斯林王公,一位叫大和卓木,另一位叫小和卓木,在阿睦尔撒纳活着时就声称支持他。由于他们曾给他武力支持,并给中国军队设置了许多未能幸免的陷阱,皇帝决定向他们正式宣战,将他们的国家变为中国的省份。尽管路途遥远,军队以最大的勇气进发了。但他们经历了最为严酷的考验后才到达那里。途中队伍损失过半,不少士兵累饿而死。

兆惠将军向叶尔羌迫近时,勒令居民投降。两和卓木带领愿意跟随他们的人逃走了。留在城里的人打开城门,邀请敌方将军以皇帝的名义占领这座城市。兆惠将军回答说,他到叶尔羌是施恩行善来的,他丝毫不会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也不会强迫他们改变帽子,即不脱掉包头布:因为这些鞑靼人是穆斯林。事实上,在采取一切必要的谨慎措施后,他才举行入城式。他不准他的士兵有任何敌对的行为,命令他们向穆斯林买东西要付钱,并答应在以后会加倍补偿。他的命令得到了忠实执行。

在发布了命令保证叶尔羌的安全之后,他移师喀什噶尔。该城五条件投降,因此没受到征服者的蹂躏。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我们也许很难在欧洲找到同样的事例。兆惠向皇帝汇报了他占领的那些城市的状况,以及认为有必要采取的措施。钱德明神父在此补充了这位机智的将军所写那封信的概要。这封信首先传给旗营的高级军官,其中一位军官一字不漏地抄了一份给钱德明神父。

这封信真正使人感兴趣和有意义的是,它正确地表现了满族鞑靼人结束他们军事远征的方式,同时使人认识到什么是伴随该民族个从事的各种活动的秩序和细心精神。此外它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一个国家的现状,它已经与过去大相径庭。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一部鞑靼民族史后面的注释,喀什噶尔在上世纪末仍然是一个非常富裕、商业发达、地肥人旺的王国。它最长的地方有160法里,最宽的地方达100法里。今天,这个刚刚被兆惠率领的中国鞑靼人军队所征服的国家,其疆域甚至更大了,因为它超过了2000华里,但就其土地的肥沃、商业、财富等方面来说,那和过去差远了。当皇帝派去测绘地图的两位葡萄牙传教士回来时,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只有收藏家才会对此感兴趣的该地区的地图。

让我们还是回到兆惠给皇帝的信上来。他这样写道:

和卓木氏闻知陛下的军队直奔他等而去,已无心在喀什噶尔修筑工事。闻臣等迫近,就舍乡而走,带其家族和少数从者,逐穴逃窜。喀什噶尔之居民如同叶尔羌之居民,归顺吾朝,欢喜之情毕现。  臣穿城而过,沿途回人,道左跪迎。  臣时时以言语鼓励安抚之,令各安生业。

陸下定想于臣处得到刚征服之国的详细情况。臣将尽力而为,并期待比臣更能干之人完成此任务。

除了这块穆斯林地区的主要城市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外,吾还控制了十七个大小城市和一万六千个村庄。在整个喀什噶尔地区,可能有五六万个家庭。  臣派人核查,微臣也尽可能细心、认真和准确地审视了有关喀什噶尔的一切情况。  臣察觉居北京之西北,距肃州)嘉裕关六千余里。喀什噶尔方圆十余里,然人口与面积不比例。查居民数,仅二千五百户。

喀什噶尔东界乌什、阿克苏。喀什噶尔、阿克苏间,有三城二大村庄。三城曰Pai-sou-pa—hot—chel-Poi-inke和Entorche。居民数目(包括三城二村)总共仅在六千户左右。

喀什噶尔西界安集延)。两城之间有三城二大村庄,一城曰Paha-Erouche;一城曰Opil;一城曰Tajeme—lik。总计约二千二百户。

喀什噶尔南界叶尔羌。两城之间有二城二村。居民总计近四千四百户。

喀什噶尔北界布噜特及类似民族。布噜特人与喀什噶尔间为Arkoui城加一村庄,居民不过八百户。

总体估算,属喀什噶尔大小十城七村庄,一万六千余户,据臣查户册,计十万余口。  臣察回众已设治理与治安官职,同时臣酌情向伊等下达指令。

接着兆惠列举了喀什噶尔市政的官职,称已以皇帝的名义拣选补授了一批官员。他接着写道:

臣等为建立秩序颁布规定后,细察每年能入朝之贡赋。臣查前噶尔丹策零时定额每年纳钱六万七千腾格,其中有从属该城种地之人等纳粮四万八百九十八帕特玛,棉花一千四百六十三察喇克,红花三百六十五察喇克。

臣查回人一帕特玛准官石四石五斗,一察喇克准官秤十觔,一腾格值银一两,一噶勒布尔准五斗。除上所述,又克色克、绰克巴什人等纳钱二万六千腾格。两族为此协商,一年由克色克人全数交纳,他年再轮到绰克巴什人交纳。商贾牧养人等纳钱二万腾格。此外,伊等尚需纳地毯四张,细绒布四匹,平绒与织物二十六匹,毡二十六匹。喇嘛和莫斯科国人以毡制帽。

居喀什噶尔之厄鲁特人,除与他人同样交纳普通税外,每十户尚需纳金十两。有果园和葡萄园人等纳葡萄干,颜色在黄蓝之间,每七所果园纳葡萄千千斤。商人纳税不同他人,每年需纳红铜五百斤。边界贸易回人征税十分之一。外来贸易主人征二十分之一。以上是这里的惯例。然每岁俱未能如数交纳。  当地关于中国皇帝新征服之西藏和厄鲁特王国的报告及与征服有关的事迹居民比之噶尔丹策零时人更少,且更穷。臣恳请陛下怜悯当地回众,时运不济使民怨四起。此处田地亦不算好。查各城村现种田禾,按照种子计算,丰年可收七八倍,常年只四五倍,荒年二三倍。臣将逆回之田交人耕种,其收成半数入官充饷。

抚定城市尚需解决的问题为铸钱。臣以为回部钱文应行改铸。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等邻近城市之回钱俱红铜鼓铸,计重Z-钱。在噶尔丹策零之时,铸钱一面铸噶尔丹策零之名,一面铸回字。五十文回钱值一腾格。  因所产铜少,可先铸新钱一万腾格,即五万枚最小面值的钱币。如旧钱不足以改铸日常使用和城市内部小商业所需的新钱,现有铸炮铜七千余斤,可先铸钱近五十万文。此举可维持秩序,商业不中断,回众不觉换主,而能感觉在皇法下生活更好。  臣以为新钱一面铸“乾隆通宝”汉字,一面铸清文及回字之喀什噶尔之名。

为使回众各尽其职,其喀什噶尔及附近城市应酌量驻防。驻兵所需由当地回众提供。如情形需我采取其它措施,我将禀报陛下,待旨请行。三天后,我将进兵叶尔羌,会依此地情形行事。此后我将前行擒贼用兵。

喀什噶尔前行营,乾隆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1759年9月13日)

以上即是兆惠给皇帝奏折的梗概。这位将军在这场战争中于筹集资源上特别突出。有近一年时间,他处在没有马匹、没有银两和没有粮食的境况下,所领之兵仅三四百名,处在一块陌生、忠于敌人、充满陷阱、四面八方有敌包围的土地上。但他懂得坚持,懂得自卫,懂得进攻,直至他所求的援军到达。在援军的支持下,他的征服远至巴达克山。以他为榜样,全军将士或有英雄般的作为,或杀身成仁。“不成功便成仁”这一信条在此表现得最为充分。

将士战败,如果不是死于敌手,就会死于刽子手刀下。不分血缘,不分官衔,一视同仁。军官与普通士兵同等对待,高级军官与下级军官同等对待,不论是谁,有错即予罪罚。雅尔哈善和Haninga两人均为帝国望族,他们被处死并不是因为背叛祖国,而仅仅是没有勇敢地履行他们的军务。皇帝对后者给予恩惠,准许他自己白缢而死。当犯错误的本人得不到惩罚时,惩罚就落到他的孩子(如果有的话)和家人身上。

这就是发生在一位索伦族)军官身上的事。这位军官没有其他人那样勇敢,看到自己难免一死时,就投向敌人。他属于一支被敌军包围的小分队。除他之外,小分队的其他成员宁愿被杀死也不被捕获,就是“为了不给后代留下投敌叛国的恶名,以光荣的死来避免羞辱”。将军知道这位军官的怯懦行为后,立即派士兵带着他的手谕返乡,将他的家人悉数逮捕。他的家产被没收,妻子儿女沦为奴隶。男孩子还被判罚公开示众。由于父亲胆怯而受罚的这些可怜的牺牲者被穿上战袍,两耳上被插着箭,被人们拖着在城里游街。带着他们的人,时不时地高喊:“这就是叛逆之子们的下场。”同样的仪式也在军队中进行,那些所谓的罪犯也有这样的遭遇。

在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战事了结后,军队暂作休整,接着又上路去追击敌人。副将军富德率领的一部表现突出,他们吃苦耐劳,在遇到敌军和找到敌军时,能战而胜之。他们行进到能看到巴达克山的地方。巴达克山是一座城市,地理学家们也称之为Badaks—han,或Badacshan。在这座城市附近,有一次战斗,帝国的军队大全胜。将军们在给皇帝的一封奏折中讲起这件事:

副将军富德得知和卓木已逃往巴达克山,于是以每天一百多里的急行军追击他。首先在阿勒楚尔附近追上了他,并与之发生了战斗。但敌人设法逃脱,富德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七月十一曰(1759年9月2曰),富德得到通报,在克山山区附近,有人看到有大量的回民走动。他得出结论。敌人就驻扎在山区。于是,他采取措施决定前去歼灭这些逆贼。他向一名土生土长并熟知地形的布噜特人咨询,得知这里山高坡陡,难以攀登。  山处在两湖之间,一湖曰普隆库勒一湖曰叶什勒库勒。要接近此山,就必须沿其中一湖而行。此外,山间小道非常狭窄,只容两骑人马通过。

但困难丝毫都没有令富德气馁。  日落时分,他命令手下前进,尽可能不发出声音。几小时后,他到达山上。他让稍事休息,命令将骡子能够背上来的小型轻重武器,如枪和炮等,一起发射,以此震慑敌人,使之不战自乱。结果他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枪炮刚一发射,人们就听到从远处传来妇女和儿童的哭叫声,请求宽恕。这些哭叫声正好暴露出敌人所在的位置。为了再次确认,富德命令发射第二次枪炮,他总是大踏步地向前走着,命令手下发出最响亮的喊声。最后,他们与敌人遭遇,一直战斗到次日。但死伤并不多,因为战斗是在黑暗中进行,周围又是林木灌草丛生,大部分枪弹都没有命中目标。然而,和卓木的部队的主要军官放弃了战斗,沿巴达克山落荒而逃,将战场和他们的行装留给了帝国的主人们。一俟天亮,人们开始清点俘虏:包括妇女儿童,总共有一万二千人。人们还发现有一万件武器。其中有枪、炮、刀、箭、箭袋等,还有一万多斗牛、羊、驴等。  富德副将军的上述叙述落款是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四日(1759年1 1月23曰)。

然而,两和卓木却没有落入征服者的手中。他们躲避在巴达克山酋长的家中,首领与他们同是回教徒。要强行将他们从避难所抓出来并非易事,因此中国的将领们提出进行谈判,这是当时情势下惟一可行的。他们向酋长派出代表,请求将叛逆首领引渡给他们。中国将领就是这样称呼前不久统治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的人。代表带着将军的一封信,信中恩威并施。酋长起初似乎不为所动。他回答道,他对中国和和卓木之间的争吵并不知情,所以他不便为此作裁决,此外他的宗教不允许他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将回教徒送交不信回教的人,如果他仓猝行事,会受到指责,此外,他会凭良心办事,会去了解情况,如果大小和卓木真有罪,他会根据当地法律和宗教法律亲自惩处。

中国人不太满意这样的答复,但事情的偶然性帮了他们的忙,其结果超乎他们的预料。两和卓木之一死于战斗中的创伤。

另一和卓木被发现曾经在几个月之前杀害酋长的一个亲戚,因此侮辱了酋长。酋长还得知,大小和卓木不仅利用他们联盟者的一些土地,并造成土地上的巨大损失,而且还杀害那些不愿意抵抗的村庄的村民。现在酋长复仇的机会来了,他不会让它失之交臂。他命人处死了另一个和卓木,并派人向中国将军报告:

他已经调查了大小和卓木的行为,他认为他们是有罪的,他们其中之一已经死于创伤,另一人已被他斩首。他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向中国皇帝表达他的尊敬和忠诚,如果中国将军们认为合适,他会派使节到北京,向皇帝陛下生动地亲口传达这一切情况。

这一建议太有魅力了,以至于难以推辞。皇帝得到这一消息高兴万分。皇帝以传统礼仪告慰祖先,要让全帝国都知道满族英勇。他亲自写了颂词,并将颂词加入到公告中。他召回军队,宣布和平。但他要求向巴达克山酋长索要两和卓木的尸体,至少是头颅,可以对尸体施行本应对他们本人所施行的惩处。

酋长已经走得太远,没有体面后退的余地。他答应中国人,他会照他们的习惯去办。大和卓木的尸体己没法找到,他的人为了掩埋已将尸体运走了。惟一能满足的只有小和卓木的头,酋长派人小心翼翼地将头送到北京,给皇帝过目。举行仪式的那一天,皇帝亲自前往宫中近胜利门的一个地方,随行的有亲王、大公、文武百官。

当全体人员入座,罪犯的头被拿出来。他们谴责罪犯的叛逆罪和其他罪行,割去罪犯的耳朵,当场献祭给皇帝和全体满族人的祖先。皇帝发表了简单的勉励讲话后,就宣布解散。人头被放置到城中行人经过都能看到的地方示众。头放在一个铁笼子里,高挂在北京进出人最多的城门旁,高十至十二法尺。人头用来恐吓百姓,对他们来说,没有比与身体分离的人头更可怕的东西了。

皇帝在对敌人进行复仇后,想要给将士们论功行赏。伤员们也可以根据他们的伤残情况得到部分补偿。人们将伤残分为六个等级,人们称之为一级伤残、二级伤残等等。跟随主人出战的仆人和奴隶也得到银两的奖励。皇帝说道:“朕意欲将慈爱遍散人间,或许有人被遗漏,但人人俱可向我委任负责此事的大官反映,向伊等率直表明他在战争中的表现。伊等定会向朕忠实汇报,朕不会让人不满足。在此之前,为使全国看到朕是如何满足将官们的,朕在已授予的奖赏之外,赐兆惠将军‘公’之称号,及所有亲王享有之荣誉。朕还允许他如同副将军富德、明瑞和阿里衮赐紫禁城内骑马行走。朕同时恩准舒赫德,待返回北京后可享受同样待遇。

此舒赫德为一满族鞑靼人,他的命运非常特别也非常有趣,在此我不禁顺便要汇报一下他所遭遇之事。这位贵族长期任九门提督

一职,这是帝国内最难担任的职务之一,但他赢得了普遍的掌声。满族人只说他的好品质,汉人对他也不乏溢美之词。但这样的声誉不招来妒忌是困难的,舒赫德难以幸免。人们到皇帝那边说他的坏话,他被宫廷疏远,派到军队中任职。因为人们预计,他在军中将得不到他在政府中任职那样的声誉。事实果然如此。在战争中的舒赫德样样不得体,因此他很快就失宠了。人们常常在某些方面出错,最后事态发展到皇帝向他掌管军队的其中一位女婿发出了处死舒赫德的命令。

所有负责传送皇帝快件的邮差必须以极快的速度赶路。那位送死刑命令的信差到达得太早,但对舒赫德非常幸运,因为当时正是军队需要他的时候。他被引见给一位知道他功绩的人。当时军中的将军们已经察觉到舒赫德不是一位武夫。善良和需要促使将军们分配给他其他的工作。他们让他去负责在他们已经征服的国家中建立秩序,负责军队后勤所需。事实上,在当时人们所处的恶劣条件下,他是惟一可以被委以这样重任的人。

然而,处死他的命令送到了。负责处决他的人向他传达了皇帝的命令。舒赫德恭恭敬敬但颇有古罗马人那样的镇静和坚定的风度,听完了命令,他说道:“我是皇上的奴隶,我的头也是属于皇上的。皇上要臣死,定是以为臣不配活在世上。但是负责执行命令又明白事态的您必然要对不执行命令而负责任的,这会使您失去生命。国家利益和共同主人的侍奉和当前的形势要求您这样去做,照您自己的判断去做吧,我已准备好一切。”

皇帝的女婿非常为难。如果不服从命令,他就犯了死罪;如果服从吧,他有可能使全军陷于绝境。最后,他取折中方案,这同样也是舒赫德所希望的:他给舒赫德十五天时间采取措施筹足军队的储备,期限一到,皇帝的命令就执行。

在此约定后,舒赫德继续忙他的事情,神态还是如从前那样平静安详。那些不知情的人,看到他像通常那样自由行动,都不会相信他已经失宠。那些最不喜欢他的人,甚至在皇帝面前告他的人从他的行为中也确信他这样行事的惟一动机是国家利益,使他在军事行动, 中没有取得成功的原因不是他贪生怕死。

在他失宠的时候,他的朋友们没有抛弃他。其中一位叫做来保的大臣以年事高、为人正直、廉洁奉公而受人尊敬,他敢于为他直谏,但他只有在信使出发几天后才有机会向皇帝进谏。这位大臣应对完召他进宫的事情后,向皇帝跪下,要求皇帝让他奏明一些有关帝国利益的事。得到准许后,他强调了判处舒赫德死刑的不公道。他简单地列举了舒赫德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他甚至敢于当着全体大臣和宫廷之中的人说,他是惟一真正忠于国家利益和皇帝本人的人,最后,他请求皇帝召回那道根据错误汇报而作出的命令。皇帝回答道:“已经来不及了,信差已上路五天了,不可能再有人跑在他前面去。”来保又说:“这不是不可能,我请求陛下能迅速派出第二位信差。”“嗯,好吧,”皇帝接着说,“既然你认为此事可行,我看只有让你去做了,我就派你去。去吧,去对舒赫德说,我让他活,我已宽恕他了。”来保答道:“要这样长途奔波,对我来说,已经太老了,但我有一子可以替我去。”皇帝说:“那么好吧,就让他去。”来保退下后,他儿子在当晚就出发前往军中。在第一个信差到达数天后,他才赶到,但名刀已有足够的时间向那位完全配受这样待遇的人宣布皇帝的恩宠。就是这个舒赫德,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皇帝同时给了他与其他三个副将军(我们已经提及)享有在紫禁城内骑马的特权。

最后,这位君主还想让他的将军兆惠的光荣达到顶点,他命礼部查帝国古制,在获得刚刚结束的如此辉煌胜利后,该如何行事,并要求他们清晰准确地写出来,以便他的行动能与此相一致。

礼部毫不拖延地满足了他的要求。他们不久就向皇帝呈上一份报告,上面写着,在降服敌人以后,中国旧君主的习惯做法是,首先要向保佑他们取得胜利的神衹表示感恩,然后要向他们的祖先告知他们光荣的胜利,要迎接将军们直至帝国边境,然后凯旋般地将他们带回首都。皇帝回复:这一切都得做,由礼部确定我们将军凯旋人城时的程序和仪式。但由于帝国的疆域现在比古代辽阔了许多。我就不便离开首都太远。良乡县可看做边界,我到那里迎接兆惠将军。希望在二月二十七日作好一切准备。

在这一期限快到之时,皇帝在北京举行了祭神感恩仪式,之后又前往康熙和雍正的墓前(惟一埋葬在北京附近的两位祖先),根据规定的形式告知祖上他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二十六日,他前往黄新庄,这里有一处他的行宫,距北京五十里,距良乡五里。就在良乡小城,兆惠将军及其随从等候皇帝的到来。在北城墙之外,人们设一坛,坛上安置了各种乐器,供皇帝在进行宗教仪式时演奏之用。在祭坛的旁边,人们支起一些帐篷,其中一个帐篷供皇帝和将军会见之用。其余的或为参与仪式活动的军官搭建,或给皇帝的随从。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七H,天刚破晓,皇帝穿着盛装,从黄新庄出发前往良乡城。他骑马,由宫廷所有成员陪同。他一到达祭坛附近,将军从他的帐篷中出来,皇帝下马,对兆惠将军说道:“你来了,经过如此疲乏和光荣的重大征战后幸运地返回了。这是你该回到家中歇歇的时候了,这对你太需要了。我愿意为你引路。但在这之前,我们要一起隆重祭奠保佑我们取得胜利的神灵。”话毕,皇帝走近祭坛。按国家礼仪举行了仪式。接着他走进为他准备的帐篷,将军兆惠、副将军富德和明瑞及其他的一些军官尾随其后。他坐下来,命令将军也坐下。人们端上了茶,皇帝亲手将一杯茶递给将军,并和蔼地对兆惠说:“你率领我军为我服务得非常好,现在轮到我在帐篷里为你服务了。喝下我递给你的这杯茶。为了向你证明我对你的表现有多满意,这是在这种场合我所能做的一切。”将军受宠若惊,他谦恭地接过皇帝递过来的茶,想要下跪磕头以感恩,结果皇帝劝阻了他。接着进行了简单的交谈,始终是皇帝问,将军答,几乎总是皇帝在对将军说。

谈话间,行进式已经准备就绪。从良乡城至黄新庄的大道两旁排满了在不同的军旗下的人,他们根据该国的习惯拿着可为军事排场增添光彩的所有东西。在这些人的后面,是宗室成员、大公和朝廷文武百官。他们下跪,这是等待看皇帝经过的人通常应该做的姿势,无一例外,所有的人都着盛装。

行进式从排成两列的号手开始。在他们之后,也是排成两列的定音鼓手和其他鼓手。紧随其后的是各种颜色的旗幡以及可以壮声势的其他道具。在每个方阵之间都有礼仪官。最靠近皇帝的是宦官乐手,他们或唱着,或用乐器伴奏着一支引自《诗经》的古老圣歌,这支曲子只是在举行同类仪式时才演奏,它的古老使人肃然起敬,因为它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虽然道旁挤满了人,但乐队过时,一片安静,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听清圣歌。

与乐手隔一段距离的是皇室军官,接着是戴着黄丝绸帽的皇帝卫队。最后,伞形的华盖之下出现了皇帝本人。在皇帝前面一步是  戴头盔穿盔甲的兆惠将军。副将军富德、明瑞和来自军队的其他军官紧跟着皇帝。他们身后是三十个赤脚和戴镣铐的回民。

仪式在黄新庄结束。所有的人都下了地,皇帝允许兆惠去向他等在附近客栈里的母亲表示问候。次日,在圆明园附近又重新举行同样的仪式。皇帝再一次凯旋般地带领获胜将军,命他向皇太后述职:这是皇帝极少给予的恩惠。此外,皇帝还赠子兆惠两匹极其漂亮的马,打扮得跟皇帝御用的一样。二十九日,这两匹马随将军向北京奔驰,这次皇帝不再陪在身旁。此外,在描写这次独特和豪华的场景时,我们只给了一个非常不全面的大体印象。

在此,我们要结束关于西藏的历史故事了。我们还要收集关于这个王国更为详尽的地理材料,当获得这些材料后,我们会在这个集子之后介绍给我们的公众。

 

 

124 关于居住在中国的犹太人的报告
 
 

 

几个世纪前中国就建立了犹太人的会堂,这一消息对于所有欧洲饱学之士来说是最让人感兴趣的消息之一。他们暗自庆幸,这一下他们可以找到一部《圣经》正本,可用于解释清楚他们的难点,结束他们的争论。然而,有幸做此发现的利玛窦神父没有得到他们所要求的有利结果。由于传教任务的需要,他没法离开北京,不能亲自到远离北京近200法里的河南省省府开封去。

他只能询问一名他在北京遇到的该会堂的年轻犹太人。他由此知在开封府居住着10至12户家庭的犹太人。他们刚刚在那里建女了他们的会堂,自从五六百年来,他们非常恭敬地保留着一部非常古老的《摩西五经》。利玛窦神父马上给他看了一部希伯来文的圣经。那位年轻的犹太人认出那字,但不会阅读,因为自他们认字始,他们读的都是汉语书。

利玛窦神父紧张的工作没能使他将发现再推进一步。只是三四年后,他才有机会派出一名中国的耶稣会士前往开封,去证实他从主轻犹太人那里所听说的情况。他让中国耶稣会士带上他给会堂掌管的一封中文信。他指出,除了《旧约》以外,他还有所有的《新约》,表明他们等待的弥赛亚(救世主)已经来了。那会堂掌教读到关于弥赛亚降临的段落,就停下来说,这事还没发生,因为一万年,他们才能等到。但他托耶稣会士向利玛窦神父请求(他知道利玛窦神父博学多能的名声),请他到开封来,他非常高兴将会堂交给他管理,只要他不吃犹太人禁食的猪肉。掌教年事已高,而他也不知道他的接班人是谁,因此决定托付给利玛窦神父。当时的情形非常适于了解他们的《摩西五经》。掌教非常愿意拿出所有章节开篇和结尾。它们被发现与巴勒斯坦的希伯来文圣经完全一样,只是在中国的版本中没有标出元音记号。

1613年,以博学和聪明被中国人称为“欧洲孔夫子”的艾儒略神父得到上司命令前往开封府,作进一步探查。他是世界上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他精通希伯来文。但时过境迁,老掌教已死。

他们让艾儒略神父看了会堂,但艾儒略神父却始终无法让他们给他看那些书,甚至连遮盖这些书的帐幕都不愿拉开。

以上就是这项发现初步的开端,这一切都是由金尼阁神父和曾德昭神父及其他传教士向我们转述的。博学之士也常常谈起,有时常常不太确切,却总是希望知道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随后,耶稣会士在开封建立了住所又燃起了新的希望。安国宁(又名李西满)神父和费乐德神父想利用他们的有利条件,但劳而无功。第一个取得成功的是骆保禄神父。他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会堂,拓下一片会堂的碑文(刻在巨大的大理石片上),并送到了罗马。这些犹太人告诉他,在北京的藏经阁里有一部圣经。法国和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得到皇帝的准许,进入了藏经阁,看了那里的书。巴多明神父当时在场。但人们没有什么发现。白晋神父说,人们只看到一些古叙利亚语的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藏经阁的主人没有给耶稣会士们充分的了解。今天要再进入藏经阁已经非常困难,宋君荣神父千方百计想进入都未能奏效。他永远无法知道这些希伯来文和古叙利亚文的书究竟是些什么书。但是,一位满族基督教徒(宋君荣曾将一本希伯来文的圣经借给他)对宋君荣说,他曾经看到过一些书,上面的字与这本圣经上的字一样,但他说不出这是些什么书,也说不出这些书的年代。他只是向他肯定其中有一部《托拉》,即犹太教的经书。

当北京的耶稣会士调查没有进展的时候,比中国人要较少神秘性的犹太人非常愿意向骆保禄神父介绍他们不同的习俗,于是骆保禄神父才能写出我们从一位不懂希伯来文的人身上所能期望的最详尽的报告。该报告发表现收录在本书第十卷(第17页)(参见本书中译本第二卷第11页)。

这些新的知识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艾田·苏西埃神父当时正考虑写一部关于《圣经》的重要著作,他以最大的热情来推动这一发现。我在本报告中所叙述的一切都来自骆保禄神父、孟正气神父和宋君荣神父给苏西埃神父关于这一问题的信件。由于人们期待已久,杜赫德神父在《中华帝国全志》中也欣然作了承诺,因此关于此问题的详细情况弥足珍贵。

中国人称与他们共处的犹太人为“回回”,与伊斯兰教徒相同。但犹太人自称“挑筋教”,即“那些将筋割断的人的宗教”,因为他们的宗教为了纪念雅各与天使的战斗,禁吃大腿筋。他们在会堂祈祷时戴蓝色小帽,因此人们也称他们为“蓝帽回回”,以区别于穆斯林,因为穆斯林戴白色小 帽,他们被称为“白帽回”。

这些犹太人说,他们在汉代明帝统治时期进入中国,他们来自“西域”,也即西方的国度。根据能从他们嘴里的所有东西,这个西方的国度似乎是波斯,他们经呼罗珊和撒马尔罕来到中国。他们的语言中还保留着一些波斯词语,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与该国保持广泛的联系。他们认为他们是在这块广袤的大陆上惟一立足的犹太人,他们和在印度、西藏、西方鞑靼之地的其他犹太人互不相识。长期以来,他们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他们中出过几个省的长官、国家大臣、秀才和举人等等,也有人拥有巨大的地产。但时至今日,他们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他们在杭州、宁波、北京和宁夏的居住地消失了。大部分人改信了伊斯兰教。现在人们所知的只剩开封府的一支。他们总计七十多家,在他们来定居的时候,分成了不同的部落,如便雅悯部、利未部、犹大部等。现在他们减为七个家族,总共至多千人。该城市最近一个时期遭受到的各种灾难造成了他们的衰败。

在万历年间,一场大火将他们的会堂化为灰烬。所有的书都化为乌有,只剩下一部《摩西五经》。此书是在此前一次更悲惨的事件后,他们从一位在宁夏遇到的穆斯林手中得到的。一位广东的犹太人在临死之前将此书作为非常珍贵的收藏交给了那位穆斯林。他们重建了会堂,但在1642年的黄河大水中又遭毁坏,这场水灾造成三十多万人丧生。

犹太籍的政府官员赵负责会堂的重建,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会堂。他们称之为“礼拜寺”,其意为“举行仪式的地方”。这幢建筑仅60法尺长,40法尺宽。但加上它的附属建筑,占地150法尺宽,300—400法尺长。孟正气神父曾绘有这些建筑的平面图。

会堂的大门面东。大门后面有一座“牌楼”,即有一座凯旋门直通大院,在大院的出口处又是一座新的凯旋门,在两边人们看到有两块石碑,上面的碑文我将在报告的最后会再提及。再往前走,我们可以看到两头放置在石墩上的大理石狮子,两只焚香用的香炉,两只有底座的铜盆和两只大花瓶。最后人们到达礼拜寺前的广场,它的周围均围以栏杆,正是此处,人们搭帐篷以度住棚节。

礼拜寺两侧低平,大殿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放着摩西讲道台、“万岁牌”即皇帝的牌位和一张放置香烛的大桌子。在皇帝的牌位的桌子上,人们看到用金字烫成的希伯来文碑文:以色列人啊,你要听,吾神耶和华是惟一的神。感恩吾主名,祂的统治光耀千秋。

第二部分由一顶外方内圆的帐篷组成,这是中国犹太人的圣人至圣之所。他们称之为“Bethel”,汉语叫做“天堂”,即“天上的寺庙”之意。在帐篷的正面,人们读到烫金的希伯来文的碑文:“应知耶和华是众神之神,是吾主,是伟大、强大、恐怖之神。”这个深受中国犹太人崇敬的地方放着他们的“大经”,即他们与《圣经》有关的圣书。在Bethel的边上,有一批壁橱,“大经”和其他用书就放在里面。在Bethel的后边,是两张桌子,上面有用金字写成的教义。

在所有这些文物中,欧洲学者最感兴趣的就是“大经”。但为了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中国犹太人所说的“大经”仅指《摩西五经》。在他们的Bethel里,一共有十三部抄本,分别放在十三张桌子上,以纪念十二个部落和宗教的创始人摩西。这些经书不是如骆保禄神父所说是写在羊皮纸上的,而是写在普通纸上的,人们将几张纸叠粘在一起,使纸卷起来不易破碎。

每部Bethel里的大经都卷在一根轴上,形状像一顶帐篷,上覆丝幕。犹太人对所有这些书都最为崇敬,而所有书中又有一部是他们最最崇敬的。据他们说,此书已有三千年的历史了,这是他们惟一留存的文物。其他的书都在火灾和水灾中被毁,现在这些书都是根据波斯人的书复原的。

所有Bethel里的大经都是没有标点的。它们被分成五十三段。人们在每个安息日念一段。因此,中国的犹太人和欧洲的犹太人一样,念完他们的经文要一年的时间。读经者将大经放在摩西的讲道台上,他的脸上蒙一块极细薄的棉纱。他边上有一位提台词者,在他下面几步还有一位“莫拉”,如果提台词人讲错了,他再负责纠正。孟正气神父在这“礼拜寺”里没有看到手提香炉,没看到有什么乐器,没看到为举行仪式而穿着的盛装。一切简化到不穿拖鞋就行,所有的人头上戴一顶蓝色小帽。只有在住棚节,人们才能看到大经的游行队伍,持大经者从右肩到左臂下斜挎一条红色塔夫绸巾。

在孟正气神父在开封的八个月里,他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要得到

一部大经,或至少能允许他拿一部抄本与他的圣经作点核对,但都无济于事。他不能说服那些由于无知而对一切都心存疑虑的人。他们给他的惟一优惠是让他看一眼他们的书,允许他查阅某些段落。下面就是孟正气神父告诉我们的一些情况。Bethel里的大经是用圆字写成,没有标点。字体接近于德意志的希伯来文版本。人们既看不到Phcthura,也看不到Sethuma。所有的都连在一起,只是五十三段的每一段留有一行空间。人们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的抄本上没有标点时,他们回答说,天主口述摩西律法时,速度太快了,根本没有时间去标点。但他们西方的博士们根据他们的理解加上了标点,便于阅读。

在住棚节最后一天的礼拜六,孟正气神父前往会堂,他们给他看了他们最古老的大经。它有2法尺高,卷起来时,它的直径还略长一点。它看上去非常古老,而且已受到严重的水毁。孟正气神父问今天念到哪一课。他们指给他看摩西的圣歌,在犹太人那里,这就是第五十二段Va jelec的一部分。他们的五十三段与我们圣经的五十四段相同。他们高声朗读起摩西的圣歌。它被写成两列,与我们的圣经完全相同,但有的行有点重叠,看上去模糊不清。在这首圣歌中,孟神父发现惟一不同的地方是在第二十五行,我们圣经中“thesca一ce1”一词在大经中成了“thocel”。((申命记)第32章,第25行)这一差异并不改变原来的意思:摧毁人和吞噬人的刀剑始终会为天主对以色列人的亵渎进行复仇。

放在壁橱里的大经都有元音符号,字体非常像1705年在阿姆斯特丹刊印的阿提亚圣经上的字,但大经上的字更漂亮、更大、更黑。所有的字都用像我们鹅毛笔那样头尖的竹制毛笔手工抄写,墨水是他们自制的好墨水,每年在住棚节时都要换新的墨水,因为他们在用中国笔和墨水时非常仔细谨慎。但他们在使用中国纸方面就没有那样精细。他们没有用明矾水处理,以便两边都能书写,他们更喜欢将几张纸叠粘在一起,做成一张比平常纸厚三四倍的纸。

这些大经约7法寸宽,4—5法寸高,由五十三册组成。每册书包括《摩西五经》的一段,第一段的第一个词不用起首大写字母,也不标音符,写在第一页白边中间一块绿色或蓝色的长方形的小丝绸片上,或写在白色的塔夫绸上。如第一册写着:Bereschith(起初),第二册写着:Noach(诺亚),其余各册大体如此。段落划分与阿姆斯特丹圣经相同,除了第五十二段和第五十三段,他们并为一段。写在第一页页边的第一个词并不重复出现,每一页用数词来表示,而不是用数字字母来表示,这一数词总是在书中第一个词的上方。

由于每一段独立分册,所以在段的末尾,就不必标注Phethura符号和Sethuma符号。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这些分割符一无所知,尽管这些分割符在他们的书中比我们的书中要少见得多。他们有时也用在页边,始终有两种方式。在Bereschith这一册(《创世记》的第一

段)里出现四处:第一处出现在第一章第十行前(根据我们的计数),

第二处出现在同一章第二十七行前,第三处出现在第二章第二十一行前,第四处出现在第三章第十四行前。除去这四处,整个《创世记》第一段不再有任何的边注、空白和行间分割。他们丝毫不知道使用 Keri符号和Ketib符号。他们在句子末尾标上Pesukim符号,即两点,他们称之为“kela”。至于句子的数目,他们只在一段的末尾或一册的末尾标明,一般标在最后一行的下方,用数字字母表示。“起始”册,即第一册,他们计一百四十六句,第二册“诺亚”册计一百四十三句。

他们有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Bereschith有一个大写的beth字母,在《创世记》第二章第四句中的Behibaram一词中有一个小写的he字母。孟正气神父不相信这些犹太人能够懂得,这些词能分成两种意思,或两种意思能组成一个词,或者这些词取代了其他的词,或者有些词没写出来但它表示出来了,有些词写在那边却并不表示任何意思等等。但是,他没敢这样说出来,因为他没有时间在这一点上再作充分详细的了解。

至于难以表达的天主的名字耶和华(JEHOVA),他们叫成Hotoi。Adonai,他们改叫成Etunoi。在Elohim这个词的发音上,他们没有什么两样。但当他们将耶和华译成中文名时,他们不像传教士那样称为“天主”,而简单地称为“天”,就像中国的文人在解释他们“天主”这一词的意思时所说的那样。

孟正气神父注意到的大经与阿姆斯特丹圣经最突出的不同在于raphe,即横线,这些犹太人称之为lofi。在他们的文本里,这一横线非常普遍,经常一个词有二三个字母上有这一标记。因此,他们的重音在位置和方式上都略有不同。据孟正气神父推测,他们的圣经可能是雅各·本·拿弗他利的东方圣经,在本·阿舍在巴勒斯坦举办神学院时,拿弗他利在巴比伦开办了他的神学院。但这些犹太人对这位犹太教法学博士却一无所知。他们关于标点的知识非常有限。他们不知道我们在欧洲书里看到的那一整套名称。他们泛泛地用siman这个词来表示标点和重音。

现在让我们回到孟正气神父所做的阿姆斯特丹圣经与中国古老大经的对比上来。他们曾要求孟正气神父确认一下《创世记》中几个争论最多的地方。他看了一下,没发现有什么不同。在第23章的第2句中,他没有看到libechotha一词中的chaph字母明显缩小。但会堂的掌教说以前是这样的。对第24章第2句,他们似乎并不用这样古老的方式宣誓。他们之中没有这样的习俗。他们只是不到有偶像的庙里去宣誓。在第33章第4句vajiscake一词中有六个点,第一个点似乎比句号还要大。

他们大经的第12段与阿姆斯特丹圣经一样也开始于第47章第28句的vejchi一词。这一段包括了所有雅各对他的儿子们所作的预言。它们被连续写下来,中间没有分割,也没有phethura符号和sethuma符号。

孟正气神父问他们,他们是如何理解在圣经中经常出现siloh一词和jescuatheca一词,但他们一点都回答不上来。这些犹太人现在已经不能完全理解他们整个文本了。

他们还请孟正气神父看第47章第30句hammitta一词,问他该如何标读,想知道他们应该写成hammitta还是hammatte。孟正气神父忘了;但他认为,在其他地方已经发现与阿姆斯特丹圣经如多的一致之处后,最有可能的是阿姆斯特丹圣经在这一词上也是同样的。

现在,关于孟正气神父的发现还剩两项要提到的。在Beres— chith,即大经第一册书的末尾,他发现了一段碑文,他寄过来的复本已经严重变形,但人们可以认出其中不同的犹太教法学博士的名字。

它似乎是一份对这些博士表示感谢的证据,特别是感谢一位来自麦地那的博士,可能正是这位博士给了他们这部大经。碑文最后写道:“祝福你,这位来者;祝福你,这位归者。拥有了财富,莫大荣耀。主啊,我等待您的拯救。”

孟正气神父还看到张贴在“礼拜寺”柱子上的一张图表,上面标明了诵读《摩西五经》的顺序,他们称之为mineaha。图表上标有两端,分别提到两本我所不知的书。一本叫做Noumaha,它分为十二部分,人们念它是在每个大月的第一天、小月的第二天。另一本叫做

Mouphtar,同样也分成十二部分,人们读它是在大月的十五、小月的十六。孟正气神父想知道这两本书的内容,但这些犹太人的特殊发音使他难以理解他们所说的。

至此,人们也许会认为中国的犹太人除了《摩西五经》外,没有其他的圣经的书了。但这是错的:他们还有其他的圣书,但他们认为的正经只有《摩西五经》。其他的书,他们叫做“圣书”,即补充之书,或分开的书。在这类书中包括了不太完整的《约书亚记》和《士师记》,包括了完整的《撒母耳记》,包括了有些地方被损毁的《列王纪》的最后两书,包括了没有考察它完整性的《诗篇》。

第一部分的圣书共有三十多卷。第二部分包含了hafoutala。他们就是这样来称呼haphtaroth的,即《先知书》的各段落。他们说,以前他们有八十多卷。我们可以相信这一说,因为他们的书所包含的章节不太多,而且在《先知书》中还加入了《历代志》的内容。《以赛亚书》,他们称之为Isehaha;《耶利米书》,他们称之为Jameleiohum。这两书几乎是完整的。他们在节日里朗读它们。他们没有《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他们只有第一章的寥寥几行。

至于那些小先知书,他们只有《约拿书》、《弥迦书》、《那鸿书》、《哈巴谷书》和《撒加利亚书》。这些书大半不全。他们没有其他的小先知书。

《历代志》(他们称之为JP:iveli—Haiamiim)也残缺不全,他们只保留前面4—5章。《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损毁得少一些。中国的犹太人对以斯帖这位王后怀有最高的尊敬。他们总是叫她以斯帖妈妈。他们的尊敬还延伸到末底改身上,他们称之Molitoghi。他们把他俩看做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他们书中在欧洲最为人重视的是《马加比传》的前面两本书。他们似乎称之为Mantiiohum。他们也只有孤本。孟正气神父想尽一切办法想买下它,或至少能得到抄本。但他们连这样的建议都不想听。

在这些“圣书”之外,这些犹太人还有他们的“礼拜书”,即他们的祈祷用书。每部“礼拜书”含有五十至五十二册。它们都用大字写成。书卷就像欧洲和中国的书一样,书高超过书宽,有一指厚。这些祈祷词几乎全部来自圣经,尤其是《诗篇》。最后,他们还有四本Mischna的书和各种不太有序的解释,他们用汉语称为“tiang-tchang”。

他们尽管有这么多书,孟正气神父却发现这些犹太人非常无知。

最机灵的人也只能领会《创世记》和其他他们经常诵读书的若干个地方。对于此弱点他们也非常清楚,他们归因于一个多世纪以来,再也没有西域(即西方)的博士到他们这里来过,他们已经丢失了他们的《读经本》,即他们的语法书或有助于了解圣经的书。

骆保禄神父补充说,当他们抽签的时候,要用他们的宗教书籍。在出生的第七天,他们要行割礼。在安息13,他们家中不生火。除了安息日,他们还有逾越节和其他的一些庄重的节日。有一天,他们全体会到犹太会堂里痛哭呻吟。他们知道大天使、小天使和六翼天使。骆保禄神父曾经向他们提及有关弥赛亚的问题,却从来得不到任何答案。他们从来不接受新人教者,从来不和外国人通婚。他们只用汉语印刷极小的宗教书,当遭遇迫害时,他们向官员上交的就是这种书。

他们的文人和饱学之士尊崇孔夫子。他们也尊崇所有已去世的祖先,为其立有中国式的牌位。在他们会堂的墙院里,他们建有一厅,保存他们已故有功者的牌位。在会堂的人口处,有一旧牌坊,上书“敬天”。其字体与康熙皇帝亲笔为耶稣会传教士教堂所提的字相同。

他们祈祷时,面向西方。其会堂也是东西向的。他们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纪念耶路撒冷,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耶路撒冷就在西方。有钱人可以不必去会堂,他们只要请人抄写一部大经,将它放人壁橱之中就足够了。因此,在普通的节日,在礼拜寺,人们只看到四五十人。放在壁橱中的大经是不能拿出会堂的。一位犹太人曾同意将他的大

经卖给孟正气神父。但当孟正气神父将此经带走时,却令他大吃一惊。人们把此书夺了下来,并对他破口大骂。

以上就是当宋君荣神父造访开封时我们对于中国犹太人的一些认识。宋君荣神父在欧洲以他的热忱著称,大家都愿意将一切使他感兴趣的有关亚洲的知识转达给他。他在开封受到很好的接待。他利用这一时机得到了一些新发现,多亏了他我们得到了会堂里的中国碑文。第一块碑立于1444年,(原文如此,可能有误。实际上第一块碑应立于1489年(明弘治二年),下文我们还看到,它提到1462年的大水。一一中译注)人所写。下面是宋君荣神父寄过来的那篇碑文的大概:

一赐乐业(当时对以色列的汉字译写)教创教者为“阿无罗汉”(即亚伯拉罕)。这位圣人生于周朝开始后一百四十六年。他的律法代代相传,传至摩西。他在西奈山接受了律法书。他总是和天主结合在一起。他的书共有五十三段。其中的教义类似中国的五经。作者在此将中国的学说与犹太人的学说相提并论。

他用好几段文字特别论证他们对天的祭拜、他们的仪礼、他们的斋戒、他们的祈祷、他们尊崇死者的方式几乎都和中国一样。他提到在《易经》中人们可以找到安息曰守瞻礼的痕迹。他补充说,

摩西生活在周朝开始后的六百一十三年。他还提到了盖思拉(即以斯拉)。他用自己的热情修复了书籍,教育以色列人,纠正了他们的错误。

在这块碑文上,他们还提到1462年大水摧毁这座会堂的细节,指出宁波和宁夏的犹太人送来书籍以弥补他们的损失。

四川省的大官和财政官Tso—Tang在1515年,即武宗皇帝正德十年,刻了第二块碑。

该碑以这几个字开头:一赐乐业教。阿耽(即亚当)是第一个人。他生于西域之天竺。犹太人有教有传统。教义包含在五部书里,分五十三段。这位中国官员对犹太教大加赞扬,接着他补充道:犹太人像我们一样敬天。亚伯拉罕是他们教义的创立者,是他们的祖先。摩西颁布教义,是他们的立法者。自汉代起,犹太人开始在中国定居。在第六十五个循环的第二十年,他们向孝宗皇帝进贡了印度的丝绸。皇帝愉快地接受了,并同意让他们居住在当时称为汴梁)的开封。于是他们形成了七十个姓(即家族),建造了他们的会堂,将他们的经书,即他们的圣书,放入会堂。

这位官员说,这些经书并不仅仅是为开封的犹太人所写的,它们和所有的人有关,不论是王公还是平民,不论是父亲还是孩子,不论是老人还是青年,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学到他们应尽的义务。作了这

些评价后,这位官员指出,犹太的律法几乎与中国的相同,它们两者的基本点都是敬天、尊祖,给故人以应得的荣誉。这位官员还高度赞扬犹太人。他确认,无论务农经商、做官、从军,他们因其灵巧、忠诚、对礼仪的恪守而得到普遍的尊敬。他最后说,犹太教经亚当传之女娲(即诺亚),诺亚传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传之以撒,以撒传之雅各,雅各传之十二部落,再传之摩西、传之艾伦、传之约书亚、传之以斯拉。最后一人是第二位立法者。

康熙皇帝第二年(1662年),一位担任帝国大臣的大官立了第三块碑。他首先提到了亚当、诺亚、亚伯拉罕和摩西。他给予亚伯拉罕很高的赞誉。他说,亚伯拉罕所敬之天,无形象,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和保护者,是永恒不变的。亚伯拉罕的教义保存至今。接着,他将亚伯拉罕和摩西的时代与中国的皇帝作比较。但此处充满着错误。他又写道:摩西在西奈山接受律法,他斋戒了四十天四十夜,他的心一直升到天主那里,他的律法有五十三段,所有都受人崇敬。他歌颂以斯拉,称他为此教的恢复者。他赞扬犹太人。他指出他们的学说与儒教学说的一致性。他以中国五经的权威为基点,证明在中国古代就有守安息曰的习俗。他进一步推断,希伯来文字与古代中国文字有关系。他详细地描写了1462年摧毁开封会堂的那场大水,当时为天顺皇帝(以前称为正统皇帝)第七年。书籍严重遭毁。一位叫做Yn的宁波犹太人带来了一部圣经,人们就此抄写出所有的经书。1490年,弘治)年,人们重建礼拜寺。Yen—Toula出资建造。

这位官员最后列举中国三大不同的教派。他重复说,犹太教在所有的方面和儒教相一致:敬天、孩子孝顺父母、臣民服从君王、在某些时候要祭奠死者等等。

第四块碑亦即最后一块碑,仍然有对亚伯拉罕的赞颂,称他是亚当的第十九世孙。同时也赞颂摩西、以斯拉,赞颂把“天”(天主)作为万物创造者来崇拜的宗教,其中丝毫没有与犹太人看来的伪神相混淆,他们严格地遵守他们的教义。碑文对1642年的大水有详细的描写。会堂被摧毁,大量犹太人死亡,二十六册经书丢失,其余的被抢救下来。从这些残片中,1654年他们整理出一大卷。在碑上人们可以看到整理和誊写者的名字。掌教(即会堂的首领)复读了全卷。碑文确定一切都准确无误。碑文最后对新建的礼拜寺作了全面的描绘,提到它各种正厅、它的偏殿、它的院子和它的大门等。建造工人的名字也刻在上面,同时上面也有皇帝牌位和Bethel (为犹太圣人们所设之“天堂”)出资者的名字。人们还看到在开封幸存的七个家族的姓氏。

宋君荣神父并不满足于得到这些碑文的拓片,他还和这些犹太人建立了友谊。他调查了他们的信仰和习俗。通过访谈,他了解到他们相信炼狱、地狱、最后审判、天堂、死而复生、天使等等。但他们从不声称是特别的信仰。宋君荣神父向他们解释我们普遍理解的耶和华一词的意思。所有的人为他鼓掌,向他保证,他们历来把这词看做是永恒的天主,它意味着“现在存在、过去存在和永远存在”。

宋君荣神父认为听一下他们关于细罗一词解释的时机已到,这词在雅各的预言里是如此著名(细罗,意为赐平安者。雅各在临死前对他儿子犹大说:“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顺。”(《圣经.创世记》,第49章第10句)一一中译注)。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个有关于这一词的故事,因此他特别想知道犹太人是怎样理解这一词 的。故事发生在他还在汉口的时候,这是湖广省的重要港口城市,当时Couteux神父正居住在那里。宋君荣神父得悉在Couteux神父家中有位非常博学的中国人,他能够解读非常古老的文字。宋君荣确信“silon”一词是古代某种圣书体,他就请求这位一点也不懂希伯来文的中国学者谈谈他对“silon”一词的感觉。这位中国人将silon字母拆开,按中国书写的方法从上到下写下来。那位中国人一看到这些字母,他就说,第一个意思是“非常高”;第二个字母意思为“主”;第三个是“一个”的意思;第四个是“人”。他补充道,在中国,他们会将这一名字与“圣人”(用法语来说即神圣之人)联系起来。和宋君荣神父一起在场的Couteux神父和雅嘉禄神父都惊讶万分。犹太人的解释也同样令人惊奇。当宋君荣神父问他们这一问题时,开始全场鸦雀无声。他开始解释神父们和神学博士们对这一词的理解。这时,一位年轻的犹太人非常有礼貌地请求讲话,他说,自己一位已经死去多年的叔公向他证实过,该词中有些神圣的意思,第一个字母意思为“伟大”,第二个字母“一个”的意思,第三个字母的意思是“从天而降”,第四个字母是“人”。这是天主救世主非常特别的表示方法,表示他从天上降到地上。那位年轻的犹太人又说,除此之外他就不知道其他什么了。这位年轻人引起了宋君荣神父的爱怜,宋神父跟上他,问,姓甚名谁,家住何处,答应他会经常关心他的消息。

在离开会堂之前,宋君荣神父要求看一下他们的书。掌教同意了。除了我上面已经提及的书之外,他们还给他看了一部迄今为止一直瞒着传教士的书。由于该书非常特殊,它使得宋君荣神父全神贯注。这是《摩西五经》的残本,似乎受到水的严重浸损。它写在非常好的纸卷上,字体大而清晰,有点类似安特卫普圣经本上的希伯宋体,又类似1531年维登堡印刷的希伯来文和迦勒底文语法书上的希伯来体,介于两者之间。字母下面没有标识,而在字母上面有重读符号和据宋君荣神父说他从未见过的一些标识。他向掌教询问了有关这部看上去十分古老的手稿的情况,下面就是他了解到的情况。在万历皇帝年间,会堂被烧毁,所有的书再次被毁。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域的犹太人到达这里,他们从这些人手里得到了圣经和其他一些书。这部《摩西五经》是他们惟一保存下来的原本,其他的书,他们只有抄本,而这些抄本也随时间流逝而丢失了。宋君荣神父想出巨资得到这部《摩西五经》,被拒绝了。但他们答应以合适的价格给他一部复本。

然后,他要求在场的犹太人对书中一些地方作一些解释。这些犹太人以各种理由推托,他们说,西方的大师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了,他们丢失了他们的“读经本”,除了《摩西五经》他们还能领会一二外,他们不能解释其他圣经的书,读不懂这些书的解释,也不能读懂他们残存的“密西拿”(在希伯来文中原意为“重新阐述”,它是犹太教口传律法总集。一一中译注)。

接着轮到他们要求宋君荣神父为他们解释一些事情。宋君荣神父讲解了雅各的预言、天主的十诫、只承认一个神的箴言。他还想向他们解释从以撒至摩西来临的段落,但在他们给他的书里这一部分被撕破了。他只好向他们讲解这一段的故事,他们似乎对宋君荣神父所讲非常满意。

接着,一位犹太人拿着书,解释这一句:“以色列啊,你要听,你的主人你的神是惟一的神。”他也解释了行割礼的箴言.但这些犹太人的发音非常独特,所以当这些犹太人不看着书本念希伯来文时,宋君荣神父只有猜测的份了。

不难设想,这些犹太人很久以来已经失去了与西方犹太人的贸易往来,他们生于中国,他们不能听到我们的一些声音,他们甚至没有了B、D、E、R这些字母,被迫用P来代替B的发音,用T来代替D的发音,用ie宋代替E的发音,用L代替R的发音。还有他们在发一些元音时,带很重的鼻音,尤其是发元音“hu”这个音时。因此我们的“tohu va bohu”,他们发成“theohum VO peohum”。“thora”他们发成“thaulaha”或“thaulatse”;“bereschith”发成“pielechitsce”;“schemoth”发成“schemesse”;“bmidar”发成“piemizpaul”;“debarim”发成“teveli一im”。

宋君荣神父对他所得到的信息非常满足,对受到的友好接待也非常高兴,于是离开开封,动身回到北京,希望不久能得到他所看到的那本独特的《摩西五经》的复本,已经计划第二次去开封,完成他刚刚顺利开始的调查。然而,接着而来的宗教变故摧毁了我们在开封的住所,中断了我们已经建立的与犹太人的联络。

在我将分散在传教士们书信手稿中我能找到的东西细心地集合在一起后,留下我还能做的只有在某些我认为值得讨论的方面提出一些思考意见。这些我留待在报告末尾,是为了保证叙述他们详细发现的连续性,我的思想和我的推断不能代替他们直接的观察。

根据以上的碑文,亚当出生在“天竺”。中国用“天竺”指称五个不同的国家,两个最著名的国度,一是印度部分,靠近“佛”(Fo)所诞生的孟加拉王国;另一个是包括麦地那的叙利亚,所以碑文上所说的天竺可能指的是叙利亚。在古代的时候,他们称之为“天堂”,即“天之国”。今天他们还称之为“天方”

这些犹太人不知道圣路加和塞帕坦特圣经讲到过的小该南,既然他们说亚伯拉罕是亚当的第十九代孙。

他们将亚伯拉罕的时期等同于周朝的第一百四十六年,这是最难于理解的。中国的这一朝代开始于耶稣纪年(公元)前的1122年,而亚伯拉罕死的时间先于耶稣纪年十八个世纪还多。我在宋君荣神父关于中国编年史的著作中找到了这一难题的解决方法,它完全说得过去。他指出,周朝在中国登天主位之前,曾经是一个小王国,该家族的首领后稷以及其后代在历史上只取得国王的称谓。

但后稷的时代可以上溯到几近尧帝的时代。尧开始统治中国的时间至少为耶稣纪年(公元)前1226年(  原文如此,可能为2126年之误。一一中译注)。这样,亚伯拉罕的时代可以相当于以后稷为首领的周家族的第一百四十六年。

这一方法同样也可以解释摩西的时代问题,在碑文上他们称摩西生于周朝第六百一十三年。剩下的难题是,碑文上所推定的亚伯拉罕的年代和摩西的年代相差四百六十七年,而亚伯拉罕和摩西的出生年代只相差四百二十五年,这样就多出了四十二年。我个人的推断是,这四十二年是摩西住在埃及法老家中的时间,此时他正接受埃及学问的教育。中国的犹太人可能根据某种传统或相似的东西,将这位伟大人物开始焕发热情拯救子民的日子看成他出生的年代。

关于《大经》的古老问题,这些犹太人曾对孟正气神父说过,他们拥有这部书已有三千年。其实非常明显,他们所说的不是一部三千多年的手稿,而指的是三千年前摩西接受的犹太律法。从犹太律法

在西奈山颁布到这些犹太人对孟正气神父说话时为止,根据欧洲犹太人的一般计算正好为三千年,这也证明了中国犹太人的纪年方法和欧洲犹太人是相同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犹太人进人中国的时间。他们对所有的传教一直说,他们是在汉朝统治时期进入中国的,他们的碑文也这样说。

汉朝开始于公元前206年,正是在这个时期,犹太人开始渗透到中国,这似乎是在他们帝国崩溃之前他们就到中国去了。但最符合自然的事情可能是在耶路撒冷的大灾难后,犹太人四处逃散,在呼罗珊和特兰索克萨纳地区的犹太人扩散到中国。这一推断甚至与确切的事实非常接近,因为我想到,有些犹太人非常确定地说,犹太人是在汉明帝时到达中国的。这位君主登基的时间是公元56年,死于公元78年。这一时间正好与耶路撒冷被毁相吻合,耶路撒冷被毁发生在公元70年。

②  古代中亚地区地名,主要城市为撒马尔罕。一一中译注

开封居住点的形成是更为晚近的事。第二块碑告诉了我们年代,即第六十五周期的第二十年,这一年他们向孝宗皇帝进贡了印度织物等。所有这些文字都对应了公元1163年,也即孝宗皇帝统治的第一年。在前一年岁末,高宗皇帝将对国家的统治权转交给孝宗。这是他所能挑选的最积极、最有能力抵御鞑靼军队的君王,也只有这位君王能够扩大中国人在开封东部所刚刚取得的胜利。会堂所遭受的灾难在碑文中都一一注明。1462年,它遭受黄河(即黄色的河流)大水的损坏,这条河以水灾闻名,俯视着开封城。几乎所有的书都丢失了,留下来的也遭到水毁。1642年,该城被反抗正统王朝的中国人所围,但该城竭力抵抗,以至于残酷的李自成被迫两次放弃对该城的包围。第三次他又来围城,并以饥饿威胁他们投降。眼看弹尽粮绝的总督叫人扒开了黄河大堤,迫使敌军撤退,结果自己也被大水所淹。会堂再一次受损,又丢失了一些书。

这两次大水之间,在16世纪末万历年间(万历皇帝于1572年登基),会堂又遭火焚。在这次灾难中,书籍第二次被毁。

尽管经历了这么多的灾难,我们仍旧从这些犹太人身上得到了有关他们风俗和书籍的珍贵信息。他们的《摩西五经》与我们的相一致给了我们进行证明的新动力,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摩西书中得到了许多有利于宗教的证明。传教士如能为欧洲得到一部放置在会堂圣所里的《大经》,或至少一本与最古老的手稿准确核对过的书,他们就可以圆满完成他们的任务了。宋君荣神父最后看到的那部《摩西五经》要求我们对此作新的和更全面的查验。放在壁橱中加标点的《大经》虽然不如放置在圣所中的《大经》那样引人关注,但也有它们的长处。马加比的书也可能是有用的,也许应该很好地接受。我们符合教规书籍的残卷也非常珍贵,不太容易获得。因此我们应当对孟正气神父提到的、那些在大月和小月初或中旬诵读的书进行新的调查。我们不能从欧洲犹太人那里得到这方面的知识.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做法。因此我们期望从中国得到这些知识。我们希望,已经虚弱不堪的开封犹太会堂不至于像其他会堂一样与穆斯林教派合而为一,至少不要消失得无影无踪,使我们再也得不到它的消息。这样的担忧使得我们应该在中国更紧迫地工作。传教士也要求学者们向他们提供犹太人在受迫害期间上交中国官府的那本中文本书籍的译本。

 

125 耶稣会传教士汪达洪神父致布拉索神父的信
 
 

 

(1769年9月15日于海淀)

我尊敬的神父:

经过约八个月的航行,我们于1766年到了广州。在毛里求斯我们遇到了我们的总会长费若瑟神父;德圣一拉扎尔先生一家接待了我们,并以世上最热情的心态和最仁慈的恩泽为我们提供了约一个月的食宿。费若瑟神父有意派我去北京;虽说难以逾越的障碍看来会使计划落空,但是一个特殊的机会却使它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此前一年,一位名叫巴新的耶稣会修士到了广州。他是药剂师和外科大夫,先前曾是大马士一古利汗的医生,在波斯居住过二十八年或三十年。这位修士希望去北京,但广州官府决不答应,甚至不让他见省里的总督。然而,有人把他到达广州的消息告诉了在北京宫中供职的耶稣会士。当时,由于皇帝第五个儿子得了病,宫廷方面便问神父们是否认识精通医学的欧洲人。后者答道,他们有理由认为,有一个非常精于此道名叫巴新的人已经到了广州。皇帝立即派遣特使寻找巴新。但不管特使行动如何迅速,(到广州后)他发现巴新修士已与费若瑟神父一起离开了那里,因为欧洲船只离港后,官府不允许任何知名的外国人再在那里驻足,所以他们未能留在广州。他们也未能去澳门,因为它不再是我们可靠的庇护所了。于是,他们决定前往毛里求斯,或曰法兰西岛( 毛里求斯岛当时是法国海船经好望角到远东航程中的一个途中停靠站。法国人于17世纪初来到此地,传教士在此设立教会据点和远东传教的中转站,海外的法国人称之为法兰西岛。一一中译注)过年。

皇帝特使一到广州,那里便闹腾起来了。官府派专差四处打探巴新修士下落,有些官员还到澳门寻找,甚至想让葡萄牙人协助;后者申明他们根本不知道他在那里。最后,总督终于知道他去了毛里求斯,便打算派中国船只去把他接回来;若不是有人告诉他这种船只根本不可能进行如此的航行,他准会这样做的。为了让巴新尽快回来,人们往印度甚至往欧洲寄发了信件。总之,这位修士在那年成了最让人期待的人,而他自己对发生于广州的因他而引起的一切却一无所知,我们在毛里求斯让他搭乘我们的船只时他对此仍毫不知晓。

到达广州后获悉这一如此令人高兴的变化,我们真是又惊又喜。总督几乎立刻召见了巴新修士,我与他一起被引见。总督隆重地接待了我们,问我们各自的年龄,是否喜欢去北京;我们回答喜欢。他还问我们进京时愿着华装还是穿西服;我们说这由他作主。他随之告诉巴新修士可在他愿意的时候动身;至于我,他要考虑能否在奏明皇帝前就将我送往北京。我们随之拜会了总督下面职位最高的一位官员。过了数日,总督那里来了通知,说我们两人可一起出发;他本人对此很是高兴,还说动身日期可由我们决定。于是,我们把日期定在当月十五,即1766年10月18日。

刚到这里,我们便从来自东京的书信中获悉,东京王国和科钦支那王国掀起了对基督教的新一轮迫害。大多数传教士被迫逃离。意大利耶稣会士奥尔塔神父与另一名神父身陷囹圄,而且很可能将有幸以鲜血来确认我们神圣的信仰。虽遇迫害但继续留在宫中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卢若望神父来信说明了引起这场迫害的原因:某些不属于耶稣会的传教士给东京寄去了一些信件,为了表示人们正在盼望教士,他们在信中使用了“辅助部队”这个象征性词语;信件被截留后,该词语被人作了字面含义上的理解,从而引起了官府的怀疑。

自这一可怕的时期起,我们的总会长费若瑟神父便处于我与之分离时的那种凄凉状况之中。他只得冒着海上风险去留尼汪岛找一个躲避处。另一年,他被迫躲藏在珠江一艘船上听凭浪涛摆布。他既不能秘密前往澳门,也不能进入大陆(他差点获得成功),因为有人背叛并向海关告发了他;最后,因为我已说过的原因。他在广州也同样无法立足。然而他后来在广州毕竟藏匿过一段时间,因为他住进了他早已赢得其保护的商界首领的家中。

确实,他在那里的存在对于传教会的事务是绝对必需的,他既可以安排新来的传教士入华(或去帝国首都,或散布于大陆各地),也可以使他们了解当地习俗及应采取的措施。费若瑟神父对所有这些有利之处或这种必要性洞若观火,因此不断敦请在京的耶稣会士为他争取留居广州的许可。事情很难,也很棘手,谨慎小心看来妨碍了这一要求的提出。然而必要性毕竟太大了,何况我们总会长的处境已使他别无他路可走。因此,在北京的法国教堂主祭神父和我决定依费若瑟神父所愿开展活动。我们向负责我们事务的一位显贵呈递了申请,请其祈求皇上或托人祈求皇上准许负责照料传教士一切事务的人(指费若瑟神父。一一中译注)留居广州,因为他既不能去澳门一一那里有他的仇敌,他有理由为之担心;也无法再登船出海一一因为他年事已高,身体又很虚弱。天主降福于我们的活动,甚至超出了我们的希望。事情刚着手进行,便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过了十天或十二天,我们寻求帮忙的那位显贵告诉我们,他把一切都告知了被封为大学士公的首席军机大臣,后者上奏了皇帝,陛下立即向广州总督下达了诏书,令其斟酌此事并作出让我们满意的安排。

这里正是赞美天主力量的场合。看似无法克服的困难顷刻间便被排除了;似乎被谨慎小心所拒绝的事却因信仰天主而产生了最有利的结果。这也是我对那些指责我向天主提出的要求有点冒失者的回答。我告诉他们,我知道办事应克制和谨慎,但这种谨慎不应发展到对我们教友和长上的迫切需要不闻不问的地步。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天主的事业,我们担心的灾难由天主来排除;然而,倘若我们不善于利用在北京享有的小小声望为外省传教士提供某些帮助,那么在北京留这么多人又有何用?我们不是应当把一切都托付于从不抛弃信赖其照料的无辜者的天主之手吗?

我要向你指出,重新受理我们事务的这位广州总督对欧洲人毫无好感。他没有忘记在其升任该省总督之初英国人给他造成的伤心事。为报复欧洲人,他对囚禁于广州的两名方济各会传教士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继而又下令判其终身监禁。他运用一切预防手段阻止任何传教士进人大陆,而且还以装模作样的伎俩推迟向皇帝报告晁俊秀和金济吋两神父抵达的消息。

因此,收到皇帝关于审察费若瑟神父一事的诏书后,这位总督宁肯让神父返回澳门也不想在广州看到他。基于这一想法,他派员前往澳门,责令澳门人接纳这位神父;几名派去的官员还以侮辱性方式对待葡萄牙人:他们不顾后者提出的种种理由,强令其答应接纳这位神父并为他作保一一如果他遇到什么麻烦。葡萄牙人为说明其拒绝的理由,便把来自欧洲的对我们最恶毒的诬蔑向总督做了详细介绍,同时加进丁自己杜撰的内容。总督马上向皇帝上了一道诬蔑我们的奏折。然而,天主掌握着君主们的心。这些诬蔑不仅丝毫未影响皇帝的想法,相反,这位君主不以准许费若瑟神父前往广州及晁俊秀和金济时两神父前来北京为满足,他还主动下诏释放被判终身监禁的两名方济各会士,命对其不得有任何虐待,同时将一名因充当其向导而被判死刑的犯人减刑为流放。“此事乃为主而做成”。一旦天主插手,事情的发展是多么顺利。

抵京整整一年后,我作为钟表匠被召至皇帝身边,不过说我是机械师更为恰当,因为皇帝要我做的其实不是时钟,而是稀奇古怪的机器。在我到达前一些时候去世的杨白新(法国助理修士,1766年1月18日死于北京。一一中译注)修士为皇帝制造了一头(机械)狮子和一只老虎,它们能独自行走三四十步。现在我负责制造两个能拿着一盆花走路的机器人。我已干了八个月,还需整整一年方可完工。这就给了我仔细观察皇帝的多次机会。这位君主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神情和蔼却又令人起敬。倘说他对臣民实行严刑峻法,我以为这与其说出于其个性,不如说非如此便无法控制中国和鞑靼这样辽阔的帝国。因此,最有权势的人也会在他面前发抖。每次当他让我受宠若惊地跟他说话时,他仁慈的神情总能鼓起我的信心,对他说几句有利于宗教的话。倘若天主再赐予我与他单独说话的机会,我一定会这样做的。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在我身旁询问我的工作情况,我作了回答却未认出他来,因为当他不穿礼服时,除帽子上一颗红色小丝扣外,他并无其他与众不同的特殊标志。当时我知道皇帝可能要来,但我把他当成了皇帝驾临前被派来预先了解我工作进度的某位老爷了。直到看见一位官员跪下回答他的一个问题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弄错了。这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他洞察一切,事必躬亲。不管隆冬还是盛夏,黎明时分他就上朝理政。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如此深入细致。愿天主保佑他长命百岁。他年纪越大,对欧洲人越好。若仁慈的圣父惠予使他认识福音,那么,宗教不久就会在中国赢得它在欧洲可能每天都在失去的地盘!以他这种性格,他无所不为且都能成功。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畏惧过,而其才智使他能对付意外的事件。

至于我,我每天都要进宫,因此无法与教友们一起待在城里,我的职务使我必须待在海淀,陛下平时就住在那里。先前我和王致诚修士在一起,但正如您知道的,这位圣洁的修士,这位能干的艺术家不久前已经作古。其他进宫的传教士不是法国人,而且住在其他地方。此外,如果我只做皇帝吩咐的活计,我就尚有喘息机会,但亲王、大臣们也要找欧洲人修理他们的钟表,而且此类物件在这里还真不少,会修理的却只有罗马传信部一位神父和我两个人。因此,我们岂只是忙,简直是不堪重负。我甚至没时间学习汉字。

确实,我们通过这种办法也认识了一些可能对传教有用的人。

我尤其认识了皇帝的兄弟,他是皇帝不在(京城)时的摄政王(指乾隆之弟弘昼,封和亲王,但从未摄政)。我三次去他府上,他也屈尊到我们小屋里看望过王致诚修±和我。我还认识了受封大学士公的首席军机大臣,他是惟一受皇上器重的人。他任此职已有二十年之久,仅此便使他誉满朝野。上个月,我在他府上与其长谈过一次,我坐在他身边清楚地告诉他我们前来这里别无其他目的,只想传播福音,其次是为皇帝尽绵薄之力。我还说了其他许多话,无疑使他相信了我们到中国来没有其他任何打算。这次谈话很可能为宗教带来了某些真正的利益,而我之所以对修理钟表有点兴趣,也只因为希望自己对宗教有用。若依我所愿,我宁肯去内地教育新信徒和归信异教徒。既然天主作了别样的安排,我愿祂从一切事情中均能获得荣光。

再说,我们在宫中干活很安稳。我们手下有几名工人听我们使唤,没任何人打扰我们。我当着异教徒官员面毫无顾忌地背诵日课经和其他祷文。从中您可看到,我们在此进行宗教活动是多么自由,皇帝对此又是多么慎重。有一次,他们想把一个铁质器皿涂上蓝颜色,便问我是否会做;我不知道这种器皿的用途,起初便回答至少可以试试。但就在这时,我得知它是派迷信用场的,而明知这一点的官员们却想瞒我。于是我找到他们,笑着道:“你们要我加工这个器皿时没有告诉我它会派某种与我们宗教的圣洁性不符的用途,因此我绝不能做这件事。”官员们笑了起来,也不再勉强我;这说明他们对其神明并不重视。那只器皿也就依然如故。皇帝和大臣们承认我们的宗教是好的,如果说他们反对公开传教而且不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那只因为政治原因,他们担心我们借口传教而别有所图。他们大致知道欧洲人对印度的征服,担心在中国发生类似的事。如能在这一点上让他们放心,我们不久便能获得所希望的一切许可。我尊敬的神父,这便是我想向您指出的值得注意的一切。我把自己及我们整个传教会托庇于您的弥撒圣祭。我荣幸地……

 

126 尊敬的某神父致杜埃法院首席院长多贝尔先生的信
 
 

 

(某年4月16日于广州)

先生:

我收到了您1761年9月1日的来信。的确,先生,您惠予我的无边的仁慈使我深感荣幸,真不知如何向您表示感谢。您在信中着重提出了两方面的问题,即此地的语言及研究学问的方法;作为回报,您让我把我在这些问题上发现的最有趣、最新奇的事情告诉您。先生,这两个题目若想详细说明,简直需要好几卷书。但我仍将尽量满足您;如我说得无法像您希望的那样仔细,则请原谅。我仅寄上最需要了解的一些内容的概要。

我起先以为中文是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语言,但随着我对它解的增加,我发现从表现力来说,世上恐怕没有比它更贫乏的语言了。中国人有六万多个方块字,但却无法完全表达人们用欧洲语言所表达的一切,迫不得已时甚至只能用书面语才能相互沟通。每个词都有各自独特的方块字或象形符号。请您想像一下,先生,倘若有人居然想以每个专门的字来表示每个词、每个名称、每种时态,那我们的语言将陷于何等的混乱!如以此方法来表达诸如绘画、建筑、几何、哲学等艺术和科学术语,情况将会更糟。如果要我们学习所有这些纷繁复杂的方块字,那是多么可怕的麻烦事啊!这便是中文。

中国方块字虽说形状千变万化,所表达的事物也各不相同,但发音却鲜有变化。这种语言中充斥着同音异义的现象,因此极难把听到的发音写下来,眼前若无书本,也极难明白别人朗读的那本书的意思。所以往往出现如下情况:一个人即便准确无误地讲话,别人却听不懂意思,逼得他往往不仅要重复说过的话,还要把它写出来。可以说每个省份都有其用语或者说独特的方言;这并不奇怪,法国及世界所有民族中都有这种情况。我觉得福建话比其他省的方言要难懂得多。试想,先生,当不同省份的人必须一起交往时,相互沟通的困难该有多大;不过,如果他们(把要说的话)费时费力地写出来,困难也就消除了,因为帝国范围内文字是统一的。

欧洲有人认为,中文文字繁多说明其丰富多彩;但若进一步了解和思考,人们就会看到,这不如说是其贫乏的表现。构成中文的六万多方块字还不如拉丁语因之而丰富的文字多一一如果把这种语言中所有词语都约简为一个特定符号的话。即使是比拉丁语远逊一筹的我国语言无疑也比中文要强。还要考虑到欧洲人用二十四个字母便表达了他们日常语言中的所有变化,而中国人以其数不胜数、难以理解的符号却甚至无法确定其读音,更不要说其词语的真正含义了。

您从《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一一您用部分闲暇时间阅读它是理所应当的一一中可以获悉,当我们的传教士不知该如何向中国人解释圣教奥义时,只得给他们编一个识字课本,并与他们一起约定一些词语的意义和使用范围。因为中文里无一字可解释我们哲学的原理及我们信仰的奥义。总的说来,这便是他们语言的贫乏之处。

无疑,中国人使用文字的历史十分悠久,他们的历史学家把文字发明归功于他们第一位皇帝伏羲。不过当时的文字数量不像如今这般庞大,也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完善。

(这些字)有的笔画简单,有的由两个或多个笔画构成。笔画复杂的字通常是象形文字或带有象形文字的色彩,因为中国人往往在宛如一个字的躯干却与该字所示事物通常又无任何联系的主体笔画上添加决定该字意思和含义的辅助笔画。例如,在表示心灵情感的一个字的主体笔画上,他们加一点辅助笔画,便可表示这种情感的内涵。这类字并非完全是象形文字,仅具象形文字的某些因素。相反,若组成字的两部分笔画与表示的意思有直接关系,这种字便完全是象形文字。例如,表示温良驯服的一个字,它的两个组成部分其一表示人,其二表示狗一一即服从与驯良的象征。这两个部分都是有意义的且均与同一主体有关,它们便构成了完全的象形文字。

数不胜数的方块字中,有许多字的笔画与其所示的意思仅有极疏远的关系,这使它们十分晦涩难懂,有时简直无法理解。为使您对此有个印象,我们仍以“人”和“狗”一一人们试图利用其表示温良驯服一一这两个字为例;它们可具有从狗的本性中借用来的其他许多含义,因为除表示温良驯服的人外,这个象形文字还可表示一个忠实的人,一个不好惹的人,一个贪吃的人:这一切皆与狗(的本性)适合。其他许多方块字也是这样,我不一一列举了,因为这只能使您厌倦。

虽说方块字的数量简直无穷无尽,但其部首仅有三百六十五个,不过每个部首有五种不同变化,这些都标明于中国人的词典里,与我们在词典里标出长音节和短音节有点相似,因此,三百六十五个部首可以说增加到了一千八百二十五个。这样,尽管部首数量不能与方块字数量相比,但中国人作了如此多的组合搭配,因此每个字都有了自己的发音和独特的书写符号,而整个汉语就是由这一切组成的。

我知道,先生,我就这种语言为您提供的概念是很不完整的;如果就此问题继续探讨下去,我无法不陷入无休止的与这种语言本身一样晦涩难懂的讨论之中。让比我更博学的人去更充分地阐明这种语言的结构及运作方式吧。现在我来谈谈在中国是如何做学问的。

人们用于学习的时间并不固定,甚至没有完全公共的学校。有钱的人家把先生请到家里教书;其他人家凑钱合请一位先生教书,地点与先生一起商定。后一类人家通常合办有十名、十二名,有时为十五名学生的私塾,除向先生交钱外,还须共同或轮流负担其膳食。

因为汉字又多又难,一个先生无法收许多学生。那些只想认几个字而无意于功名的学生,(一个先生名下)人数可逾二十;但有仕途之念的学生,一个先生只收八至十名。学生从印有最常用的象形文字的读本开始学习,然后读四书,再练书法,随之练习写他们称为“作文”的短文章。

中国人有五部经典书籍,学生必须熟读方能获取功名;这些书称为“经”,即讲述万古不变之理的书。第一本书是《易》。第二本书讲的是伏羲继承人尧、舜帝及最早统治中国的三个家族的历史。第三本书是赞扬古代哲人和著名英雄人物的诗歌和颂歌。以前,每当皇帝登位,人们习惯上总要编排歌谣和其他诗剧以示庆贺。所有这些诗歌都被极细心地保存了下来,百姓都喜欢唱这些诗歌,不过他们也在其中掺杂了不少含有危险主张的伪篇章,所以孔子对其作了考订,剔除了所有以假乱真的部分。中国人非常重视这部书,他们的学者不断劝导人们阅读它。第四本书是《礼》,它讲的是人们在祭天地、祭神明、祭祖先等祭献活动及婚丧喜事等场合所应遵守的礼仪。最后.第五本书是《春秋》。

除这五部被中国人视为神圣的书外,还有四部简称为“四书”的书,人们称前三部为“孔子的书”,因为其中有一部是这位哲人的格言录,第四部是生活于孔子后一百年的孟子的书,该书包含了这位哲人与同时代最有学问的大师们之间的讨论。学生熟练掌握了这些书里的学说后要经受两种考试:第一种只是预试;但第二种是正式考试,通过后方有权参加其他考试一一若想获取学士(举人)学位就必须通过这些考试。地方官或总督们举行考试时就把学生集中起来,从经书中选取几句话作为作文题目。考生文章写好后,他们便阅卷,然后依文章优劣列出考生名单张榜公布。除这种考试外,还需经另外三轮考试方可获得业士(秀才)资格;这些考试在三年中进行。第一轮考试中成绩突出者准予参加第二轮考试;若在第二轮考试中让考官满意,便可参加决定性的第三轮考试。第三轮考试一早就开始,先宣布考生名单,然后布置从经书中选取的作文题目。

考试在省巡抚衙门大堂举行,考生们统统被集中于此;若考生太多,巡抚便另择更适当之处作为考场。考生一进考场,在完成作文前既不能出去,也不得交头接耳;鞑靼士兵看守着他们,士兵须检查考生进场时是否夹带了作文时可资利用的书籍。文章写好后先由主考官阅卷,随之交给他专门请来为之作证的文人们看;之后,主考官取文章最好的一批人授予秀才头衔。我不向您赘述授衔时遵奉的仪式

了,一则我对此所知甚少,二则有人告诉我仪式很长,说起来使人厌

烦。只须指出,秀才们为保持其头衔,必须每三年参加一次新的考试,直至成为退休后仍保留头衔的秀才。

此类考试的前两天,秀才们像我上面所说的那样集中起来。在那里,考官以抽签方式抽出他们中三个人的名字,令其解释“四书”中三个段落;然后阅览命题作文并予以审查;再依文章好坏确定名次。秀才们被分为六等:第一、第二等为优,第三等一一这总是人数最多的一一为中等,被列人第四、第五等是不太体面的,不过只有列入第六等的人才会失去秀才头衔。

所有这些考试之后,想获取举人头衔的人还要经过三次考试。前两次只是预试,但第三次则是严格而正式的,它每三年在各省会城市举行一次。皇帝派两名大臣作为考官,其中第一位是主考官,通常是从国子监遴选的;第二位作为他的陪考官或副手。这两位考官不得到家乡省份主持考试,这是全帝国均须严格遵守的规定。然而,尽管采取了上述及其他许多预防措施,各地照样会出现买卖举人头衔的事;说实话,如果皇帝得知此事,考官们是要被处死的。

有关举人考试的一切,如月份、日期、时辰等均有安排;它在三个不同日子里举行。中国农历八月初八下午是考生们第一次集合,一直要延续到深夜,考官宣布已通过预试的考生名单。初九一大早,主考官拿出几句格言(作为试题),考生们须对其展开评论;这些格言刻在一块小木板上,考生们人手一块。第一场考试于初十上午结束。

第二场考试十一日开始,十三日结束。第三场考试十四日开始,十六日结束。

考场称为“贡院”,即选拔应向皇帝推荐的人才的地方。这是一幢很大的建筑,里面有许多仅能容纳一人的小间,每个考生一间;这些小间之间形成一条长廊,尽头是一个大厅,是总督议事之地。大厅两侧十个房间是给十位监考官用的。省总督主持考试,主要负责维持秩序。鞑靼士兵把秀才们领到各自的小间,关上门,贴上盖有总督大印的封条。

所有这些准备工作结束后(我为避免冗长而省去了其他许多细节),便分发从我前面提及的经书中选出的作文题目。文章写好后由专职司书们誊写,以免监考官们认出作者笔迹。文章誊好后交给监考官们,他们阅罢后向(皇帝派来的)官员们报告,然后决定日期,公布获得举人头衔者的名单。在此期间,官员们还要把这份名单寄给皇帝,犹如向他推荐能为皇上治国安邦效力的人选。张榜之曰,总督设盛宴款待新举人们,还以皇帝名义送他们每人一只银杯和一顶上面有一颗红珠的帽子。第二天,新举人们要接待省城所有官员的拜访;同一天,他们还要隆重地前去向后者致谢。举人考试就此结束。

进士考试在北京举行,程序大同小异。人们称它为帝国各省举人会考,从中选拔约一百五十名分为三等的进士。第一等仅三名,而且须经皇帝亲自审查。第二、第三等人数不定,这并不妨碍他们升任

最高级的官职。

先生,您一定会同意,此种等级制度的制定肯定是受聪明的政治谋略所支配的,因为除中国人天性爱好自己的文字以外,这种持续的训练、频繁的考试使他们处于良好的状态之中,给他们提供了一种高尚的竞争,使他们在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中全神贯注于此,以免其因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而引发国家政治混乱。他们一到识字年龄就向往考秀才,往往要付出许多艰苦努力方能获得这一头衔;而一旦获得,又几乎毕生都要忙于新的考试才能保住它或是取得更高的功名。

有了这些功名,他们官职步步晋升,享受使其有别于百姓的某些特权,还可带给他们贵族头衔。

官宦子弟若不追随父辈的足迹与他们一样学习文字与律令,通常会在他们这一代或下一代重新跌人平民阶层。此外,这些训练为许多人提供了谋生手段。他们可以当教师,学问能让他们免受贫穷之苦。然而,正如最好的东西也有瑕疵一样,重视文字使中国人不善作战,泯灭了他们的尚武精神(这种精神是最野蛮的民族天生具有的),也使他们忽视技艺一一据说他们从前这方面的知识要广泛得多,也完善得多。

先生,我对您说过,中国人没有完全公共的学校;不过每个城市无论大小,总有几个由一二名举人官员牵头的学社,人们于其中舞文弄墨。但这里的学习是如此缺乏生气,或更确切地说是如此被人忽

视,因此这些学社配不上人们赋予它们的漂亮名称。

中国人在军界也有功名等级:有武秀才和武进士。武秀才数量与文秀才相同,但他们几乎都是鞑靼人或鞑靼人子弟,而且不像文秀那样分为几个等级。武秀才的主考官通过考试授予头衔,考试中要求考生更多的是敏捷而不是学识。武秀才若想成为武举人,就须参加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的考试,这种考试安排在文举人考试之后的两个月即十月初举行。考试分三场,由总督主持。第一场考射箭;第二场考马上技巧以及在省城附近一片原野上跑马的本领;最后,第三场考试是让考生就军事学科的某些方面写命题作文。然后将成绩突出者的名单张榜公布,方式与文举人考试时实行的一样。

武进士考试与文进士考试同年在宫中举行,获此最高功名者有权担任与同级文人因其功名而得到的职位相当的各种军职。

先生,为防止因庇护照顾而带进考试中的舞弊行为,人们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我不向您细述了,它与文人考试中采取的措施一样;然而中国照样有笨拙的武将,其数量至少与无知的文官一样多。尽管考官出卖(表决中的)赞成权是要被处死的,然而这种考官被处死的很少。首先是因为此类犯宫太多(若认真查处,帝国不久就没有官员了)。此外,告发者寥寥,都怕得罪地方官,因为地方官肯定会以种种借口并以各种方式,或是专横暴戾的敲诈勒索,或是残酷的迫害,再或是通过他们总能找到理由的监禁关押,来为官吏集团复仇的,只要朝中有人支持他们作恶即可。这里与别处一样,此类官员十分常见,只要得宠于君主或有他的亲信们撑腰,不公正之事总能大行其道。

先生,以上便是我对您在给我的信中提出的两个主要问题所作的观察。一俟时间允许我回答您其他问题,我将立即为之并借此向您深表敬意。我荣幸地……

 

127 耶稣会传教士方守义神父致某夫人的信
 
 

 

(1769年10月8日于北京)

夫人:

我猜想您没有收到我上次的信。我在那封信里以相当长的篇幅介绍了我们热忱工作的对象,因为我想充分满足您虔诚的好奇心。

您责备我杳无音信,您对我们圣教在我于此给您写信的这个国家中目前的状况似乎知道得这么少,您急着要求我让您了解这一切;夫人。所有这些都使我相信,我上次的叙述并未寄到您手中。不过别指望我会把我们的事立即告诉您;许多原因使我无法做到这一点。首先是缺少时间。由于我中文开始讲得稍稍流利了些(无人知道我为此花了多大力气),人们就要我作讲座、默祷,并要我在我们打算于(圣母)无玷始胎瞻礼节后推出的退省活动中讲经布道。此外,我刚刚从三场接连发生的几乎要命的危险疾病中缓过劲来,健康大为衰弱,因此无法贸然去做您要求于我的事。最后,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目前我只有一些令人痛心的事可以给您写。当然,我完全可以向您介绍几位英雄人物,在宗教仅被很少人接受的国家中,他们在经受迫害(它目前只是暂时中止而已)时对宗教表现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态度。我甚至要告诉您,与其说异教徒们对一些人应受谴责地轻易就放弃了信仰感到满意,倒不如说他们震惊于这少数人的忠贞和坚定。这不是说前面这些人正式背弃了宗教,而是说他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或多或少屈服了。总的来说,宗教在异教徒头脑中赢得了地盘,虽说好几个人变了节,但一出监狱和法庭,他们便来请求赎罪了。

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这次迫害过程中事情发生的方式更清楚地显示中国人奇怪的特性了。官府把基督徒传到堂上受审,问他们信仰、教理、习俗和礼仪;后者一一作答后,法官们不禁同意并赞扬基督徒们的一切。然而前者又运用诡计、许诺、威胁,甚至是酷刑迫使基督徒至少说几句可让人相信他们已经转变的话(倒不必正式发誓放弃宗教)。人们对基督徒们说:“平时你们做什么,明天仍可做什么;我们对你们的思想观点和内心世界都不会操心;你们愿信仰什么就信,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们认为这样很好;但我们要从你们嘴里听到一句话,如:‘我一定谨慎小心,’,‘我要比以前更守规矩,’他类似的话。”大多数人都把这些说法与他们认为应在天主面前自责的错误联系了起来,他们没有仔细审察法官们的意图,因此起初接触时便上了当。其实,有些人是察觉到异教徒的暧昧和狡猾的,当仅仅对他们进行威胁时,他们甚至对这些说法表示过憎恶;但当人们准备对他们动刑时,原本被视为明显背教征兆而遭拒绝的这些说法在他们眼里便开始显得可以容忍了;然后,他们觉得这些说法是对的;最后,他们先后接受了:有些人是自己直接接受的,另一些人是通过亲友中介而接受的。其中后一类人占了大多数。而且,如果我们应当相信最了解情况的那些人的话,他们的异教徒亲友几乎是在他们没有参与甚至是有违他们心愿的情况下为他们帮这个所谓的忙的;但在法官眼里,这种方式不管多么奸诈也是正当的。至于在酷刑面前表现坚定的那些人,由于官府更希望信徒们背教而不是出现殉教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所以法官们亲自出马,,在信徒们亲友中寻找愿意为其担保的人;这仅仅为装装样子,法官们希望这些人日后可能会改变态度。这一诡计获得了部分成功,因为他们找了许多保人。有些妇道人家只因子女忠于基督教才被牵连进了迫害之中,只有这些妇女才被允许自由地表明信仰而不必受到许诺的诱惑、威胁的恐吓以及酷刑的考验。所有这一切以张贴禁止信奉基督教的告示作为结束。(之所以禁教)原因只是:它是帝国中外来的宗教,它不承认当地的神灵或偶像,它反对佛爷,也反对礼拜佛像,它不祭献祖宗,既不为其烧香,也不为其烧纸钱。夫人,我只是向您介绍了这道禁令的概要,但其构思的方式却让我们怀疑,这究竟是对基督教徒的指责呢还是对他们的赞扬,抑或是对帝国中盛行的可笑的迷信的一种讽刺呢?对于这种迷信,帝国中数量不少的真正的无神论者是绝不赞成的。

不管怎样,我们感到痛苦,这既因为在法官面前屈服的那些人的不忠实以及我们看到受耶稣基督信赖的正直之士的处境非常可怜,还因为官府从来不想听听我们的想法,也不把我们牵连进放逐之中一一这对我们来说同样是痛苦的。我不只是作为基督徒这么说,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人们不想在宗教问题上为难我们,而是作为当地基督徒的神父和圣师。我希望能抛洒热血为圣教作证,我原以为天主会赐予这一我所渴望的恩典的,但天主想进一步考验我,留下我从事其他的工作。

我忘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在迫害基督教徒之前,官府对好几个崇拜偶像的匪徒进行了严厉追究,这些人在帝国许多省份煽风点火,挑起纠纷和骚乱,其中多人已因所犯之确凿罪行而被处死。由于官府当时没有任何理由起诉基督徒,便指控他们是引起骚乱的始作俑者,并以为让他们看看真正的罪犯所受的酷刑便可将其吓倒。人,请您从所有这一切中去找一找被我们法国哲学家们如此称道的中国人的明智和公正吧。在有关天主、人以及人与天主的关系等问题上,即便是基督徒中最孤陋寡闻的人,如果他不比(中国)这些所谓的圣贤及他们盲目的崇拜者们更加明智、更加彻底,那我会为之真挚地惋惜的。

我刚才向您说起了佛以及盛行于中国的迷信。令人惊讶的是,我们那些声称只赞赏真实或具有创造才能的错误的哲学家们,对一个在信仰问题上如此粗俗的民族竟如此轻易地滥加赞扬。您会对此作出判断的。

中国曾有两个著名的招摇撞骗者,其姓名至今仍在全帝国受到尊崇。第一个名叫老君。相传他于周朝末年生于灵宝城附近的地方。其父是一介农夫,为生活所迫干过许多粗活,七十岁时他忽然想到了成亲,便娶了一个农妇,和她生活了很久却没有孩子;后来她终于怀了孕,生了一个头发眉毛皆白的孩子。农妇不知夫家姓氏,所以把李树的李字给儿子作为姓,因为孩子是在一棵李树下出生的;又因孩子的耳朵奇长,农妇便叫他李耳;这两个字在中文里意思是“李树一一耳朵”。在他二十岁时,一位曾经风闻其神奇出生故事的周朝皇帝召他去当了图书管理员。但老君(这是他本名)看到对他施恩者的家族已日薄西山,遂骑着一头黑牛躲进了阴暗的山谷,在那里把他早先鼓吹的教理写了下来,过了些时候就去世了。

这位空想家的主要信条之一,是必须竭力向虚无靠拢;其办法是:追求完全的无为状态,尽可能少想,避开一切是非纠葛,生活于这种愚笨的懒散和麻木不仁之中一一因为这最接近于虚无。他声称“空”是一切事物的本原,认为有一群精灵和守护神操纵着人间的事务,主宰着事物的演变,因此人们不应参与任何事情。为鼓励门徒们

相信其教理,这个招摇撞骗者许诺让他们和他一样长生不老,因为他已使门徒们相信他永远不会死亡。谁能相信这种拙劣的谬论至今在中国仍有虔诚的支持者和大批宗教信徒呢?这便是人类的盲目性。最令人厌恶的教理,只要它古怪离奇,往往比最光辉的真理对他们思想的影响还要大。

佛在中国人心目中同样备受尊崇。这个假冒的预言家的故事本来似乎应该让中国人醒悟,实际上反倒增加了他们对他的敬重。相传佛是印度一邦主之子,其母怀他时,梦见自己吞下了一头象,预示着她将生一个硕大的孩子。舆论普遍认为,这个孩子确实很大,母亲只得剖腹才把他生下来,而她却死于这一手术之中。一生下来,佛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啼哭,而是走了七步,一只手指天,另一只手指地,以令人生畏的声音说道:“无论天上人间,我是人们都必须敬重的。”十九岁时,他躲到一偏远之地研习哲学。有人断言,他在那里收了大批门徒后突然就变成了神。其实他是个堕落之徒,他之所以决计远离同伴,是为了不让他们看到他沉湎其中的可耻的放荡生活。他生前及死后拥有如此虔诚的宗派信徒是不足为怪的。我不知道这个招摇撞骗者留下过什么文字;那些自称受他启示的和尚是其教理的受托人,而这种教理正如“李耳”的教理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魔鬼的术士们(此处指和尚)立了灵魂转生说;他们把死后的惩罚强加在犯过罪行的人们身上,这些惩罚归结为,此类人的灵魂将相继转生在母牛或母单身上,然后再转生在蛇或骡马身上,等等。然而,只要向和尚们施舍,帮他们盖庙,使庙里富起来,人们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只要你生前对和尚们出手大方,而且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那就肯定能获得体面有利的转生。由此,杀人犯、纵火犯、最卑鄙的恶棍都可通过向和尚布施而洗刷罪行,其灵魂有朝一日还可转生在一个能带给他种种快乐和荣耀的躯体身上。

和尚们确立师承于其佛祖的这种荒谬教理,其意只在于自身的利益。他们对金钱垂涎三尺,为了敛财,他们可充当任何角色。由于他们几乎都出自社会渣滓,所以在达官贵人面前装出一副殷勤温顺的样子,以便得以出入最豪华的府邸。他们安抚那些因死后命运无定而心绪不宁的胆怯者,为使他们更加放心,还许诺他们将得到佛的善待和保护一一条件是给和尚丰厚的礼品。至于妇道人家,和尚们通常给予一幅佛像。让她们挂在胸前,作为今生幸福来世快乐的可靠保证。他们取悦百姓的办法远不止此,有时,他们会公开表演某些非同寻常的苦行,不过观看者可要大大破费了。有的和尚脖子上系一根粗大的锁链,拖着它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化缘,口口声声说只有常向他们布施的人才能洗刷罪孽。还有一些和尚用头撞石头或用鞭子将自己打得遍体鳞伤。我见过一些和尚因为斋戒和节食而显得如此瘦骨嶙峋,人们简直会把他们当成游走的幽灵。然而所有这一切只是卖弄炫耀而已,其动机是最可鄙的利欲。只有小民百姓才受这些虚伪的闹剧演员蛊惑;读书人知道他们这套把戏,因此对其嗤之以鼻。不过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和君主也会迎合他们的谬论;高宗皇帝为潜心佛事,竟然将帝国让给儿子管理,自己则从和尚们的保护者变成他们的朋友,然后成为其同伙,最终竟成为其奴仆。对于我上面向您谈及的两个教派,我原本可以说得更详细些;但这些问题,您可以查阅杜赫德神父的《中华帝国全志》,这部著作提到了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其他许多同样荒谬的体系。例如哲学家们建立的关于万物起源、天体形成、人类的起始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种种体系。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极其错误、极其可笑,同时又是与抽象的高深科学的发展完全相悖的,他们对此好像没有任何才华。然而,这便是这个如此有知识、如此聪慧、如此有教养和如此明理的民族。

在我看来既易懂又崇高的我们的圣教,若无上天特别恩典,就永远成不了当地占主要地位的宗教。中国人白视甚高,确信自己的思想最为敏锐,他们迷恋于空想,特别眷恋一切能迎合其习性的东西,最后,和尚们欺骗这些可怜百姓的手腕又是惊人的高明;所有这些障碍实在太强大,使我们不敢奢望战胜它一一除非天主创造奇迹。

您通过《耶稣会士书简集》或许已知道了王致诚修士,他新近刚刚去世,他患的就是我从中得以康复的这种疾病。对于他的热忱、业绩及感人的虔诚,我原本有许多话要给您写,但我仅限于告诉您,正如他生前一样,他是作为预定灵魂得救者去世的。这是我们的重大损失。我们还为骆尼阁神父的逝世而哀悼,这是我们更大的损失。他与我是初修院里的伙伴,而且无疑是我认识的最圣洁的传教士之一。人们将久久悼念他,因他去世而造成的痛苦将永远伴随我们。

我祈求您神圣祈祷的佑护……

 

128 传教士蒋友仁神父致嘉类思神父的信
 
 

 

(1770年8月26日于北京)

我尊敬的神父:

去年,我向阁下报告了户部的官员马若瑟在法庭、各部大臣和帝国显贵面前勇敢地公开承认了对我们圣教的信仰,而且并不因为担心酷刑、流放和死刑威胁而有所动摇。已公布全国的他的抗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的坚定(马若瑟事件起因参见前第121信《晁俊秀神父致呆贵妇人的信》)。可惜的是,皇帝准他依然当官一一虽说职位比他被传讯前担任的低了一级;再加上陛下诏书上说,之所以对其重新起用,是因为他放弃了基督教;所有一切都玷污了他先前获得的荣誉,并使人以为他终于屈服了而且做过或者许诺过某些可以让人借此对外声称他对基督教信仰表现出动摇和软弱的事情。为了尽量使阁下放心,我以前就告诉过您,马若瑟对于首辅大臣和其他审判官为使他摆脱困境而说的一些话一直是表示反对的,而且不断申明,他至死都是基督教徒。如果说尽管我向阁下表明了一切,但您对马若瑟一事仍有所担忧的话,那么,他新近发表的信仰我们圣教的勇敢声明无疑会驱散您的疑团。不过在细述今年发生的事情之前,我觉得应当把去年的事先简单地告诉您。

马若瑟的家族是鞑靼地区最显赫的家族之一,而且为帝国提供了大批各级官员。他本人也因功荣任要职。他按惯例先担任过几个低级官职,随之被安排在顺天府衙门供职,不久就提升为该衙门中一个守备,负责所辖地区的治安。马若瑟的职权范围包括北京城内人称“汉人区”的地带。该区域各个街区有各种行当的工匠和许多大富商,中国最珍奇之物,这些富商应有尽有。他们的礼品不用多久就能使一个不廉洁的官员富起来,但马若瑟却一尘不染。此外,这里还有来自被征服地区的许多穆斯林,他们对中国的习俗不大了解,再加上这些人天性好动、富有煽动性、难以满足,因此很难控制。马若瑟管辖的地区虽然住着大部分这样的外来人口,但由于他举止文雅、性格温和,因此终于赢得了他们的拥护。

升任新官职时,工匠、商人、穆斯林及所有百姓都聚集在他赴新官邸所必经的街道上迎候他为其送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十分令人高兴的赞誉。百姓们因他离去而惋惜和痛苦,希望(新)守备能像马若瑟那样为他们着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冲淡他们的痛苦。

1768年末,针对我们圣教的迫害业已掀起,马若瑟为同僚所逼被迫去自首基督教徒之身份,这时他担任新官职已经二三年了。他自首了,但采取的方式却大大出人们意料之外。他申明自己是基督徒

而且至死都将是基督徒。的确,丢官也罢,戴上镣铐也罢,酷刑、流放、甚至死刑威胁也罢,任何东西都无法动摇他的坚贞。被封为大学士公的首辅大臣平素特别喜欢和器重他,这位大臣

与其他大臣一起负责会审。他们中多数人虽然很喜欢帝国奉行的宗教信仰,却也知道我们圣教不会教人做任何坏事和有害政府的事。他们首先指责挑起这一事端的人奸诈不义,过了不久他们又使他说出了想辞去官职的话。然而,他们既然接手了马若瑟的案子,那就必须作出判决:要么判刑,要么免予处分。可惜的是,这些审判宫中对马若瑟最有好感的一些人也只是在一种世俗权术指导下行事,这种权术与指导彼拉多①的权术颇为相似。一方面,鉴于马若瑟不断申明自己是基督徒,审判官们不愿因为对他免诉而有损帝国律令,因为这些律令把基督教排除在帝国允许的宗教之外。另一方面,他们又了解马若瑟的功绩与无辜,因此愿不惜任何代价使他免遭依律应受的惩处。审判官们对马若瑟道:“皇上降旨要您守法。这些法令规定了宗教礼仪,可迄今为止您非但不予遵守,还要宣扬被同一些法令禁止的基督教而指责(我国的)宗教礼仪。因此,您要保证从此遵守法令。我们只要您承认一句话:‘我将改正错误。您这样做了,皇上将恢复您的头衔;如果拒绝,那就是违抗皇命,将按抗旨不遵论处。”马若瑟在宗教问题上的看法与受政治和利益支配的那种看法是截然不同的,他绝不会说出任何违心的话。他多次声明完全服从和尊重陛下的所有旨令,对此他可以用脑袋担保;但是,任何威胁利诱甚至对死亡的恐惧都不能使他即便是表面上违背他和他全家人对天主的信仰,因为基督徒的天主也是鞑靼人和天下人的天主。他认为他对上主的忠诚不能被视为对皇上的违抗,相反,它正好证明他服从和尊重皇上的旨令,因为君主们是天主在人间的形象和代理人,所以违抗皇上即是违抗天主本身。以上便是马若瑟回答的简要内容。在场所有人甚至连审判官们都不禁钦佩其明智和坚定。

被封为大学士公的首辅大臣与审判官们都想不惜任何代价使被告免予处分,皇帝本人也希望这样。虽说陛下在批复奏章时曾经暗示,如马若瑟不正式放弃基督教,就将交子刑部依律审判;然而,他对当时向他控告基督徒的那些人表示不满,这使人清楚地看到,陛下不赞成这种做法。马若瑟出狱后亲口肯定地告诉我,他从可靠渠道得知,他被囚禁期间,皇帝曾命人让审判官们从速了结他的案子,不要将其移送刑部。不过,鉴于这位君主在对审判宫们奏章的批复中曾降旨要马若瑟遵守法令,这些审判官或许希望自己表面上看来有理由说马若瑟是服从命令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使出了许愿、威胁、诱惑、迂回等一切可以想像的手段要从马若瑟那里得到至少是模棱两可的片言只字的原因。但是,这位杰出的基督徒清楚地知道有人要骗取其供词,所以决不愿签署背教的文书,哪怕是那种谨慎地不直接提及基督教的文书。每当审判官问他“是否改正,是否忠于和服从陛下”时,马若瑟在回答他要改正、他是忠于陛下的同时,总要加上他至死都信奉基督教的话。因此,被封为大学士公的首辅大臣为彻底了结此事,便主动充当了马若瑟的保人。马若瑟徒劳地表示了抗议,首辅大臣装作没有听见,命人除去了他的镣铐并奏报了皇上。皇上降旨马若瑟重新担任守备,这比他被贬黜的官职低了一级。在安排马若瑟就任守备职务时,大学士公以打趣的口吻对他说道:“我在皇上面前为您作了担保,希望您别揭穿我的谎话,我们不久会提升您担任更高职位的。”马若瑟说不管给他什么职位,他都会尽力履行职责,不过他仍要信奉基督教而且宁死也不放弃。

关于马若瑟一案审理情况向皇上所作的奏报按惯例很快公布到了各旗。基督徒们因马若瑟表现出来的英勇坚定而赞美天主;异教徒们则弄不清该对什么最感到惊讶:是(马若瑟这位)精修圣人的坚贞呢还是皇上迟迟不让他去死?皇上另一道诏令随后也到了,要点是:马若瑟在长时间抗拒之后终于服从了,因此,陛下恕其罪过,授予其守备职务。

通常在各旗公布皇上诏令时,还要公布这些诏令借以下达的(大臣们的)奏章。至于这份假设马若瑟背教的诏令,倘若马若瑟果真背叛了基督教,那么,把提及背教事宜的奏章予以公布就更恰当了,因为向皇上报告马若瑟坚贞不屈的那些奏章已经在各旗公布过了。但关于此案的诏令不是根据成文的奏章作出的(人们拿不出提及马若瑟背教的奏章),首辅大臣只是口头向皇上报告了马若瑟的情况,皇上则很高兴找到了可救下被告又不显得有损国法的机会。基督教徒甚至连异教徒们对此都洞若观火,他们公开地说,不是马若瑟背弃了信仰,而是首辅大臣替他背弃了信仰。

虽说马若瑟在所谓的背教问题上是完全清白的,而且他在审判官们,尤其在首辅大臣面前为此抗议过多次,然而对他的非难毕竟给我们圣教造成了很大麻烦。由于可证明他无辜的种种情况既未公布也未写进公开的文件,所以它们不久就被遗忘了;而把他说成背教者的文书则成了一件大事,它不仅可能被不坚定的和胆怯的基督徒加以滥用,还会给反对我们宗教的人提供口实,从而与我们宗教争夺拥有马若瑟这样的耶稣基督勇敢的精修圣人的光荣。

马若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后果。重新任职后,尽管他继续出入教堂,公开表示信仰基督教,但衙门公事太忙,使他不胜其扰,所以多次想辞职当个普通百姓。但一些传教士总是打消他这种念头;他们对他说,虽然他决心永远做基督教徒,但皇上还是让他当了官,既然如此,他就该当下去,否则就会使人怀疑他害怕日后受到新的打击。不管他如何看待,马若瑟听从了这一建议,仁慈的天主也从中获得了荣光。

皇帝提出让马若瑟任守备职务后,首辅大臣立即让他在离京二三法里的陛下一个行宫区任职;过了没几天,又将其召回,命其重新就任几年前他在北京“汉人区”所任的职务,以平息该地穆斯林之间发生的纷争。马若瑟从前就很善于使他们各守本分,(重新管辖该地

后)他通过温和的举措成功地恢复了秩序。首辅大臣大喜过望,再次向他承诺一俟吏部有空缺就给他升官。就在这时,由于首辅大臣必须赴云南督战,他就嘱咐儿子于他离京期间办理他向马若瑟许诺的事。首辅大臣之子既是“额驸”又是顺天府尹,但禀性与其父迥然不同。

受封大学士公的这位大臣性格诙谐,和蔼可亲。自担任内阁首辅大臣二十六年以来,皇帝始终对他宠信有加,百姓视他为偶像且爱戴他,达官贵人们以他为楷模并尊重和钦佩他。他老成练达,一眼便挪能判明事情的是非曲直;他才华出众,学识广博而深厚,因此能总揽一切、推动一切并成就一切。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皇上的禀性,因此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应以何种方式向其禀报政务方能期待成功;此外,由于他心地善良、宽厚大度、情感高尚,因此总是留意在最合适的日子里奏报政务。相反,他儿子性格阴郁、倔强、粗暴。这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志大才疏,威严有余才干不足。他历来主张严刑峻法,从不宽恕任何人。首辅大臣赴云南督军前曾请求皇上不要过于宠信他的儿子,还对皇上说,他儿子太年轻,难以审慎地运用皇上的宠信。

但皇上认为额驸之所以执法过严是因为他非常勤勉于为自己效力,因此笑着对首辅大臣道:“你大概担心他连你也会责难或者会给他自己招来麻烦,不过你放心吧,朕会留意敛其锋芒的;热情将随年龄增加而减退,但经验却会帮助人通情达理。”

关于马若瑟一案,额驸是不会忘记的。(有一次)他告诉马若瑟,皇上的诏命是让他放弃基督教;后者恭敬而又坚定地答道,他宁愿遭受酷刑、流放,甚至死刑也不会这么做的。额驸习惯于别人都屈从于他的意志,因此闻听此言后该是多么惊讶!据当时在场的几位异教徒官员对我说,额驸听到这些话后满脸怒容,两眼发窘,若他有权处置,马若瑟恐怕立即会被处以极刑;但这件案子当时由他父亲处理,而且他父亲已从皇上那里为马若瑟争取了重新任职的结果,所以额驸只得放弃追究,等着日后再伺机算账。其实,首辅大臣刚离京,马若瑟曾在吏部担任过的官职就出缺了;额驸根本不遵父命,把该职给了他人,而且从此不断迫害我们这位杰出的精修圣人。马若瑟非但不抱怨这种令人愤慨的不公正,反而因这种屈辱而感谢天主。

又过了些时候,首辅大臣因体力曰衰从云南回到了北京,而且停止了一切工作,不过得知儿子违抗了自己嘱咐后还是把他痛骂了一顿。额驸被触到了痛处,发誓要整垮马若瑟,遂挑起新的事端,借机达到了目的。

1770年耶稣升天节八日庆期的最后一天是个礼拜天,亦即中国农历五月初三;马若瑟巡视过士兵后向额驸呈上了应予晋升或更换职位者的名单;额驸直呼马若瑟本名道:“Tching—te,你好像不再去教堂了?”马若瑟没想到他会提这个问题,便颇为吃惊地回答说有几个教堂他不常去了,这是真的。但额驸不依不饶地追问他是否仍是基

督徒,他坚定地说是的。“什么!”额驸接着道,“去年你向皇上书面,保证说已经抛弃了基督教,可你却依然信奉它!”马若瑟辩驳道:“我根本没写过你对我说起的保证书,我从未放弃过基督教而且将至死信奉它。”这一坚定不移的态度深深触犯了额驸,尤其因为当时还有许多大臣在场。他说:“什么!一个臣子居然这样欺骗皇上、违抗皇命!好吧,我将派人审查此事,然后向陛下奏报。”与此同时,他指定了两名官员审查马若瑟的行为。我当晚就获悉了发生的一切;第二天早上,马若瑟派人请我将其托庇于传教士们的祈祷,以便天主给予他智慧、力量及其他必需的佑护。

5月29曰。即第二周的星期二,首辅大臣病情再次发作,令人担心会危及其生命。皇上一听到消息便派额驸即首辅大臣之子去照料他。额驸一心要整垮马若瑟,所以提出了一些异议,不过最终还是服从皇命,去了父亲当时所在的圆明园。皇帝命Ing—ta—Jin临时代理顺天府尹职务,有人立即把官印移送了过去。这使我们产生了马若瑟的问题可能会平息下去而不致恶化的希望。但首辅大臣的病情第二天就大为减轻了;皇上便命额驸重新担任顺天府尹,他甚至希望把顺天府尹的官印带到海淀一一这是人们从未见过之事;为了毫不束缚额驸的手脚(因顺天府尹身份是不得在北京城外过夜的),皇上命Ing-ta—Jio在北京代行其职。虽然额驸已重新视事,但一些日子以来人们不再谈论马若瑟的事了,所以我们仍以为此事不会再有下文。

马若瑟明知有人侦察他的行动,但仍与往常一样抽空常去教堂。6月5日,即第二个圣灵降临节那一天,他刚望完弥撒走出(法国)会团教堂,额驸指派的两名官员就来到会门口询问马若瑟当天是否来过教堂。当时代守门人看门的那个人如实地答道他不认识他们说起的那个人;两名官员向他描述了马若瑟的官衔、相貌、坐骑及随从的情况,于是,代人看门的人说那个人果然来过而且刚走。听到这些话后,两名官员要求进去并被带到了讲授教理者那里;他们者说自己是来学习基督教的,攀谈间他们又问马若瑟上午是否来过教堂。讲授教理者毫不生疑,回答说当天他未见到马若瑟,不过平时他是常来的。两名官员知道了所要了解的情况后立即从(法国)会团直奔马若瑟官邸,在那里从马若瑟本人嘴里得知他常去教堂祈祷,他取下了家里的祖宗牌位,供上了基督徒的圣像,不时请欧洲人到家里来,而且索德超神父新近还来为他全家举行了领圣体的仪式。马若瑟如实地承认了所有这些情况后,两名官员对他说他们将立即向额驸汇报;后者则决定奏报皇上。不过,(在京的)欧洲人仍指望在当时情况下顺天府尹会减缓对马若瑟的追究,因为首辅大臣即他的父亲正在病中,皇帝去年对有人向他控告基督教徒也显得不大高兴,云南的事情当时又有点麻烦,马若瑟则享有能干和廉正的声誉,其独生子已手握武器为国捐躯……所有这些理由及其他许多理由使欧洲人觉得足以让基督徒们放心了。然而到了6月10日星期天,马若瑟遭到了起诉,而且对他的判决立即得到了执行。他一位堂兄弟向我讲述了额驸是如何获得(对马若瑟)定罪判决的经过。

6月9日,额驸向皇上口头奏报说,陛下去年予以恩赦并因其允诺放弃基督教而重新任命其担任显职的马若瑟仍与以前一样公开信奉该教,他经常去教堂祈祷,家中已见不到祖宗牌位,取而代之的是圣像及基督教的其他标志,他甚至把欧洲人请到家里与全家人一起进行宗教活动(我这里只是简单介绍了额驸对皇上所说的话)。说罢,他恳求陛下决定惩治这位官员的方式。皇上询问对于马若瑟是否没有别的指控了,他是否认真履行职守,是否不受金钱或礼品收买。额驸答道,马若瑟在这些方面是无可指责的。“那就别去管他了,”皇上对额驸道,“他继续信奉基督教,但他并非故意违抗朕的旨意,不过是不遵旨,不听我的话,他只是没有严格遵守朕对他说的话罢了,何必小题大做呢?”

额驸不再坚持,但让人准备了一份请愿书。第二天是6月10日星期天,即我们的圣三节;额驸亲自向皇上呈递了请愿书,同时说道,实在无意就马若瑟一事旧话重提,但是如果他不依法指控这位官员,别的行政官员肯定会指责他本人失职,因为他已经听到不少官员在抱怨马若瑟的违抗行为,说他去年如此郑重其事地允诺要脱离基督教,却仍敢与往常一样公然信奉它;(他还说)这些官员愤怒地看到这种违抗损害了皇上权威,因此肯定会把事情捅到刑部,刑部就会依律严惩马若瑟;因此,他请陛下抢在法官们之前作出裁决,若陛下想饶其一死以满足自己宽大为怀的想法,那么,为了给皇权的尊严和受到践踏的法律雪耻,他请陛下将马若瑟流放。

如果真有某些官员要与马若瑟作对的话,那只能是一些与额驸同一鼻孔出气之人,此辈很清楚借此可向他献殷勤并博得其欢心。不管怎样,皇上预计他的确会收到刑部奏章的,所以就接受了请愿书,并宣布了判决;主要内容如下:“马若瑟继续公开信仰他曾向朕许诺予以抛弃的基督教,从而欺骗了朕,为此应依律严惩;但鉴于该员犯罪实出幼稚天真而非恶意,朕饶其死罪。着交予兵部主事们处置,将其杖责六十,发配伊犁交予当地某位大人为奴。”这一判决是1770

年6月10日星期天圣三节上午宣布的。

第二天,6月11日上午5时,我刚做完弥撒,一位基督徒就来告诉我,昨天夜里8时,顺天府衙门一位官员到他家里让他通知我:马若瑟被打了六十板子后,已被戴上镣铐扣押在他自己官邸里准备押往伊犁为奴。我立即派人去马若瑟家和其他地方打探究竟;上午8时许,顺天府衙门那位官员来告诉我,根据判决,马若瑟已被扣押并被带到了圆明园;这是有悖皇上旨意的,因为皇上的意思是把这名所谓的罪犯交予兵部处置。顺天府那位官员还说,把马若瑟带往圆明园时同时带去了拷问罪犯时使用的各种刑具。此种可怕的器具使我们担心马若瑟不是他们惟一的对象,而只是全面迫害的前兆。不过,多亏了天主,马若瑟中午时分便回到了北京,一切都结束了。

这位勇敢的精修圣人是惟一的受害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惟一有机会赢得胜利并果真以最光荣最令我们圣教感到欣慰的方式赢得了胜利的人。下面是发生在马若瑟身上的具体情况,我是从他兄弟、亲友、我委托帮我打探消息的人,甚至还从异教徒目击者那里得知这一切的。

马若瑟戴着镣铐到了皇帝及其宫廷消夏的圆明园后便被带到额驸跟前。判决书规定将马若瑟打六十大板,额驸令先打三十下,随之问他是否还是基督徒。马若瑟说他不会改变,至死都信奉基督教。听到这一回答,额驸下令再打十下,打完后又问同样的问题,马若瑟则重复了同样的回答;人们便继续打他。六十下打完了,马若瑟毫不动摇。额驸叫人拿来了一本相当厚的去年的审讯记录,随之对马若瑟道:“去年你是答应皇上脱离基督教的,有记录为证,你怎敢如此欺骗皇上?”对这一指责,马若瑟很有分寸地答道:“额驸,请容我实言相告,我去年的回答写不满如此厚厚的一大本子,如果里面写有我允诺抛弃基督教的话,那是别人而不是我写的。我从未说过或写过要抛弃我所信仰的宗教。”额驸无心继续这样的审问,因为这肯定会暴露其诡计;此外,由于他亲自下令执行了对马若瑟的判决,他也不便更多地折磨他,于是下令将其押送流放地。

马若瑟立即被带到北京并被送往兵部衙门,该部负责流放犯的押送。杖击留下的伤痕使马若瑟疼痛难当,但想到有幸为高尚的事业而受难,他脸上充满了欢乐,言谈中仿佛也洋溢着欢乐。

兵部的官员们非但不把他当做犯人,反而对他敬重有加一一这是人们对无辜受迫害者自然产生的情感。他们让他回家与妻子及全家道别,还告诉他只要他第二天出发,使他们重新见到额驸时能向他交差即可。马若瑟回到了家里,他妻子、儿媳及大多数亲戚朋友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为他饯行。他刚一露面,大家就祝贺他的幸运(马若瑟及其家人把因为信仰而受磨难视为幸运。一一中译注)。他妻子尤其热切地希望分担他的命运:当马若瑟被抓起来押往额驸那里时,她就恳切地叮嘱丈夫一定要讲自己的妻子、儿媳和孙女们都是基督教徒,她们都配享有与他相同的命运。马家女眷们都感人地责备他这一点,她们想去兵部以一切代价要求获准跟随他一起流放。但马若瑟连忙提醒她们,这样做就超越了天主的意愿。他说:“天主的旨意是我去流放,因为这是皇帝的诏命。若在审讯中我有机会提及你们,我早就像你们要求的那样做了,但天主不希望这样,你们就以崇拜天主的意志为满足吧;你们若获准随我一起流放,那是你们的而不是天主的意志。因此,你们要记住,无论你们还是我,我们只有顺从天主旨意才能得到慰藉。”他妻子听从了这些道理,只希望在天国再与丈夫相见,并以此安慰自己。正当他全家和亲友因这位精修圣人的勇敢坚贞而沉浸于激昂与喜悦中之际,马若瑟想到,要是额驸知道了他家里发生的事,此刻看管他的衙役们就将被严惩;因此他决定当天就去城外过夜。亲友们同意他的想法,立刻派人在离北京一段距离之处预定了一家小客栈,以便陪马若瑟在那里过夜。看管马若瑟的几名衙役原是他的部下而且与他一样在顺天府衙门任职。马若瑟到家后,他们给他打开了镣铐;当他准备出门时,却没有一人愿再给他戴上。马若瑟一再强调国法无情,必须遵守,同时指出,如果他不戴镣铐公开露面,看管他的衙役们本身就有危险。但他仍无法说服他们;大家说镣铐只是为了逮捕罪犯,而他的正直是人们一贯都知道的,因此他们认为对他不必用镣铐。马若瑟却依然坚持,他说,法律规定使用镣铐不只是为了逮捕罪犯,同时还为了使他们受辱一一这是对他们的惩罚。于是,大家请他至少同意给他换一副较轻的镣铐。“好吧,”马若瑟道,“较轻的镣铐毕竟是镣铐,戴着它我就于法有据了;我伺奉的天主和信仰的宗教都要我遵守国法。”镣铐拿来了,但仍无一人肯给他戴上;于是他自己动手戴在了脖子上,同时说道:“此后这就是我的‘朝珠,(官员们戴在脖子上表示其头衔的念珠状物)了;昨天我还戴着官员的朝珠,我已戴了快三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像戴这副镣铐那样高兴和安宁:我热爱天主,为捍卫它我戴上了镣铐,正是天主给了我这份慰藉。”

大部分鞑靼家庭都有一些普通奴仆为其效力,除此以外,法律还规定这些家庭一一尤其是官宦人家一一可拥有另一类奴隶,这些奴隶因其社会地位而不得离开主人,否则将被处死。马若瑟拥有好几户奴隶家庭,让他们都信奉了基督教。由于判决只涉及他本人,又不抄没他家产,因此他有权至少带部分家奴跟他去流放地伺候他一一尽管他本人在那里也处于奴隶地位。此间常可看到一些家奴由另一些家奴伺候,后者有时比管辖他们的主人还富有。但马若瑟决不愿这样对待自己的家奴。他被判刑并到了兵部以便从那里被送去流放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让他的奴隶们自由;为防止有人日后找他们麻烦,他立了字据,还让判他刑的衙门接受了这份字据。通过这份字据,他宣布家奴们为有权支配自己命运的自由人。家奴们热爱马若瑟如同自己的父亲,因此都要跟他去流放;但马若瑟这位精修圣人要把仁慈之举做到家,他只允许一个平素跟着他的贴身家奴随他去流放,因为这个家奴尚未成婚,可无牵无挂地远走他乡。受他影响人教的某些兵士,甚至有几个异教徒也要求追随其左右,兵部也会同意的,但马若瑟反对;他说他挑选的那个人对他已足够了,而且之所以带他去,只是为了日后向他托付,临终遗愿并委托他将自己托庇于传教士们的祈祷。

马若瑟的流放地伊犁离北京1400法里,因此,他的爱妻为他准备了一辆大车。马若瑟如同凯旋的战士般地上了车。从居住的宅邸到城门的这段路程对他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凯旋,与此同时,在沿途经过的众多街区的百姓眼里,则是十分动人的场景。这些街区原先均属马若瑟管辖,这里的人们尊敬他,喜欢他,商人、匠人们甚至可以说崇拜他。百姓们惊诧不已:这位官员是他们天天见到的,就在前一天还看到他顶戴花翎,在士兵们簇拥下巡视街区,怎么转眼间就戴着镣铐。被同一些士兵押着送往流放地为奴了呢?所有人都泪流满面地蜂拥而来,叫喊声、呜咽声响成一片。有些人间道:“为什么把我们的好宫抓走?他有什么过错?有人控告他是基督徒,但如果基督徒都像他这样,那最好所有官员都是基督徒。如果额驸想惩罚谁的话,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他?难道他找不到其他更值得他生气的人了吗?”人们只听到大家赞扬马若瑟廉正、和蔼、深得民心、有能力平息纷争使街区内秩序井然。有人跪在他面前与他诀别,有人送来了饮料。还有人发自内心地送来了生活用品,好让他在流放地生活得适意些。但马若瑟什么都不收,只带走了他们的遗憾。押解他的士兵们内心充满了与百姓同样的情感,因此不忍心驱散百姓以畅通道路。但是,多年来管理着这些街区治安秩序的马若瑟很快就结束了这场因他而起的骚动。他十分感谢民众对他的好意,同时对他们说,基督教要求人们完全服从君主和君主的代表,吩咐人们决不作恶,甚至也不向对我们施恶的人施恶。因此,如果人们指责使他遭遇了这一命运的人不公正,那只能使他更加痛苦,何况他本人对这一命运十分满足,将其视为无上的幸福,因此,人们不仅不应为此痛苦,反而应祝贺他才是。他还说了其他许多话以感谢百姓,最后向他们指出,百姓对他恋恋不舍,这给了他莫大荣誉,但此举带有某种民众骚动的迹象,可能引发新的动乱,因此他请百姓们都回家去,这是对他最友好的表示。经马若瑟再三恳求,大家总算听从了他的话,不过仍为他们失去这位大人的命运而悲伤。但是,马若瑟刚走了一段路,另一条街上又出现了同样的场面;一条街一条街过去,类似的场面重演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马若瑟于延迟多时后终于出了城,前往在离城一段距离处为他预订的客栈。

他在那里见到了已等候多时的许多亲友,尤其是他亲爱的妻子。伤口使马若瑟疼痛难忍,大家竭力减轻他的痛苦,整整一夜都是在为他祈祷祝福中度过的。他的家人,甚至朋友们都向他保证,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去看他的。第二天,即6月12日早上,一位中国教士如约前来听他作了忏悔,还为他主持了领圣体仪式。事毕,马若瑟让陪伴他的所有人都回去,自己则带着这一神圣的精神食粮动身前往流放地。他妻子很想陪伴他几天,但马若瑟不答应,于是她只得与随行人员一起返回北京。尽管她只有很少时间为丈夫打点行装,但她把自己想到的能减轻丈夫痛苦的一切都为他作了准备;然而她考虑到,她本应再给丈夫一些御寒的衣服,因为他在流放地肯定会遇上严寒的。此外,她忘了在一些家务问题上征求他的意见,她很想听听他的想法。她知道,根据惯例,她丈夫一天走不了多少路,所以她想第二天赶去见见他。与他再道别一次。她慎重地考虑了一阵,生怕这样做太世俗气,会拂了天主的意,但做妻子的温情终于占了上风。13曰早晨,她打发一名仆人把她的疑虑告诉了我们,但不等得到我们回音,她便与一位亲戚一起出发了。她赶上了马若瑟,后者正坐在一棵树下歇脚;他一见她就感人地责备她对天主似乎不够信赖,而且不肯收下她带来的衣服。他对她说道:“我去的那个地方的人肯定有办法给我御寒的,我就照他们的办法做。”与此同时,他把一块表、备用的一点烟草、一些含阿片的复方软糖剂( 旧时用来治疗毒蛇咬伤等症的一种药物。一一中译注)以及人们在他不注意时为他准备的种种药品都交给了妻子,自己只留了一点医治杖伤所绝对必需的药物。日后一切就仰仗天主慈父般的关照了。只有一件事使他不安:担心其他许多基督徒因他而遭到迫害。大家让他放心,因为一切都很平静,他听罢便跪下来感谢天主。他勉励妻子要照顾好守寡的儿媳,注意让孙女们好好接受基督教教育,今后嫁给道德高尚堪为榜样的基督徒。然后,他告诉妻子,她继续陪伴他是不适宜的,因为虽然人们给他这样做的自由,他却打算去监狱里过夜,他要尽量遵守对发配为奴的犯人规定的一切法令。说罢,他便打发妻子走了。马若瑟无望再见到亲人了,除非他们中有什么人被派到他流放的地方。但是两天后,他却碰到了名叫马若布的一位堂兄弟。后者正带着一支在恶战中幸免于难的部队从云南战场返回北京。战死沙场的人中就有马若瑟的独生子,马若布带回了他的遗骸。以下是马若布亲口告诉我的他与我们的精修圣人见面的经过。

马若布远远望见几名士兵护送着一辆大车,他知道这只能是某个要犯的车辆,不过起初他看不清是谁。又走了几步,大车上那个人的身材、举止和仪表使他怀疑那是他的兄弟马若瑟。大车越近,他越觉得像他兄弟;最后,他终于认出了犯人是谁,连忙下马奔了过去,泪流满面地大声道:“噢!亲爱的兄弟,是谁让你落到了这个地步?”“让我们感谢仁慈的天主吧,”马若瑟以满足而又平静的神情答道,“我是基督徒,这便是我被指控的罪行,我不愿放弃宗教,所以被流放。”接着,他向马若布讲述了事情的始末。马若布听罢欣喜若狂,连声叫道:“大喜!大喜!(我亲爱的兄弟,恭喜你了)”押送流放犯的士兵们是沿途逐站更换的,当时负责押送的这些士兵没见过前几天发生的事,因此,他们与马若布手下那些鞑靼士兵一样对眼前所见的一切惊诧不已:一个流放犯竟然如此高兴地戴着镣铐,而他的兄弟一一他们的长官居然为此而连忙不迭地热烈祝贺他!当兵士们听到以下这一切后,他们更是惊得目瞪口呆了:马若瑟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马若布则感人地责备他把自己给忘了,以致未能给他带来同样的幸福。后者对马若瑟道:“我不是你兄弟吗?既然他们因为你是基督徒而流放你,何不告诉他们你还有一个兄弟与你一样也是基督徒,因此该遭遇与你相同的命运呢?”马若瑟肯定地告诉他,在新近这件导致他被流放的案子中,人们很少问什么问题,因此他没有机会讲述自己的家庭;但在去年经受审讯时,无论是对朝廷大臣、顺天府尹,还是刑部法官,他都多次说过他全家都是基督徒,但他们对此未作任何考虑,这表明仁慈的天主不希望别人牵连进他的不幸之中。马若布听了这些话后说道,只要天主日后创造这样的机会,他一定会予以利用以便能追随马若瑟。他们还说了些其他类似的话,在场的人听了十分钦佩;随后,两队人马便准备各奔前程了。马若布拿出仅有的三十两银子请他兄弟收下以志纪念。但马若瑟不肯接受,他说自己只需要他祈祷的佑护,而且不管马若布如何坚持,他就是不收,并把银子扔在了路上。马若布捡起银子说道:“怎么,我的兄弟,难道你不想让我追随你,不想让我们在天国重新相见!”马若瑟道:“正是为了能够这样我才不要你的银子,因为它或许会妨碍我们达到这一目的。”

‘但是,’马若布接着道,“我给你区区几两银子,是把它作为我将分享你幸福的一种证据,证明我决心冒着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来捍卫我们圣教。”马若瑟道:“这么说来,我就收下你的银子吧。

不要忘了你的诺言,我们都要争取在天国重新相见。”两位可敬的兄弟就这样诀别了。

我对您说过,马若布运回了战死沙场的马若瑟独生子的遗骸。

鞑靼人的习俗是,必须把战场上死者的遗体运回来;如做不到这一点,也要把死者临终时使用的某些物品一一如头发上的饰带、射箭时使用的环圈等带回来;若找不到死者任何遗物,就要将其姓名写在纸上放在棺材里送到死者家里,费用由死者所属的旗负担,旗里还要提供一名男丁陪伴死者家庭。死者家里收到棺材后,不管里面有无遗体,都要像里面装着遗体一样举行葬礼。皇上为出殡仪式提供一定数量的费用而且每月准时给寡妇发放抚恤钱粮。由于人们未找到马若瑟儿子的遗体和任何遗物,棺材里装的正是一张写有死者姓名的纸条。因此,对于马若瑟而言,打开这口棺材,甚至看看这口棺材都是无用的;但当棺材抬到他家里时,一家人还是恭敬地收了下来并举行了仪式。马若瑟的家人施舍了许多财物,祈求天主让死者灵魂安

宁,然后按习俗把棺材埋葬了。

马若瑟的儿子叫安德烈。由于我曾负责给我们教堂附近地区的孩子们上教理课,所以我知道安德烈二十五年前就每次都准时参加我们的(宗教)集会了一一尽管他家住得离我们很远,甚至不属于我们这个地区。他父亲要他学习鞑靼语、中国文学和武艺,但这不妨碍他学习基督教;何况他父母也有此意,因为与国学上的进步相比,他们更关注儿子道德上的提升。后来我被召到陛下消夏的行宫中制造各种水力机械,很少去北京,所以五六年后才开始了解年轻的安德烈的功德。一天,我因职务需要必须与之共度时光的几位官员对一个鞑靼青年大加赞扬,说他能流畅自如地说鞑靼语而且能以这种语言写出十分优美的文章。鉴于如今生活在关内的鞑靼人年轻时只说汉语,只有那些希望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鞑靼人随后才会认真学习母语,所以此事就特别值得一提。这几位官员还说他是基督徒,据说他讲起基督教来十分动人和富有说服力。他们虽然告诉我这个青年人是马家的,但由于他们只说了他的鞑靼名字,而我只知道安德烈的教名,再加上我知道他还很年轻,所以很难相信他们所说的事。过了几天,我到了北京,便向当时担任我们传教会会长,现已去世的赵圣修神父打听此事。这位神父答道,根据我说的情况,他认为人们说的就是马安德烈,说此人确实无愧于我所听到的(对他的)赞誉。(神父告诉我,)这个年轻人从天主那里获得了正直稳重的性格,记忆力极强且有令人赞叹的表达能力,他专心学习我们圣教,在这方面的素养不亚于我们最有学问的讲授教理者。水力机械的工作结束后,我住到了北京,有机会就近观察马安德烈的品行,终于确信人们对我说的全是事实。

达到所需年龄后,安德烈被安排在一个衙门里效力以练达世事。他把公务以外的所有空余时间都用于继续钻研基督教,激励基督徒,教育缺乏知识的信徒或使他们重新履行职责,他还常常慷慨解囊帮助穷人。他家境富裕,在衙门供职的收入全由他支配。以他这般年纪,把钱用于娱乐消遣,人们也是允许甚至是赞同的,他却只用于慈善事。他在我们教堂附近买了一所房子收容无家可归的贫苦基督徒,因为这些人老弱病残,无法外出乞求施舍。我常看到他在那里供养着许多人,而且不仅设法为其提供物质食粮,还为其提供精神食粮:他常亲自去教育他们、安慰他们、激励他们,使他们作好思想准备以便卓有成效地领受圣事。

我们教堂里有一个地方是用来接纳外面的基督徒的。那里几乎总是住着一些人,有的是附近地区的,另一些人来自帝国各省,遇到重大节日,外来的基督徒往往有近二百人。我们之所以让他们住在这里,是为了更方便地向其提供精神食粮。鉴于他们中某些人有时好几年都碰不到传教士,我们就派了几名讲授教理者教育他们履行基督徒的义务,尤其要完全服从来自罗马教廷的教谕,同时让他们作好领受圣事的准备。我们十分仰慕马安德烈的才干和热忱,因此请他与我们教堂的讲授教理者一起主持这一慈善事业;他以其履行使命的方式让人清楚地看到,虔诚的力量加上对天主的爱能够成就多大的事业。若衙门公务使他脱不开身,他就请人替代,自己则一有空就来教堂。他家离我们教堂有1法里多路程,但为了不成为我们的负担,他不仅把他的仆人和坐骑打发走,还自己(掏钱)让人购买聊以充饥的食品,然后利用夜晚部分时间教育和勉励基督徒们,而后者听他教诲是不会厌倦的。事毕,他就与外来的基督徒们一起睡上几个小时,夏天一条席子,冬天是自带的几条破旧被子一一这便是他的床了。如果我们为他提供一点生活上的方便,那只会使他感到痛苦,因为他不能忍受别人对他的照顾,也不愿人们对他比对别人更加重视。

他的谦逊远不止此:他希望所有人都比他更受人喜欢,而且自视为所有基督徒的仆人;但实际上他是他们的神父和依靠。

安德烈是我们教堂里培养起来的音乐督导之一。他对这门艺术拥有极高的理论和实践素养,因此用乐谱记下了某些祈祷文的节奏一一这正是我们已有乐谱中缺少的东西。他每周(尤其在重大节日前的一段时间)都有一定日期召集乐师,训练他们演奏各自的乐章;

他不仅要他们遵守音乐规则,还要他们带着对天主应有的礼仪和崇敬来演奏,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为天主增光。虽然中国人总体上说都喜欢音乐并有这方面的才干,但鉴于我们基督徒中多数人不可能得到过造就音乐人才所需的种种帮助,所以,已故的赵圣修神父生前曾挑选了三十来个年轻人组成了唱诗班,每天下午由一名熟练乐师给他们上课,经过两年训练,取得了超过我们希望的成绩。我们的唱诗班就是这样开始的。马安德烈曾是这个班的主要学生之一,他进步极快,不久就被认为足以取代因年老体衰而离开乐师岗位的老师了。马安德烈很快就证明,大家对他才干的高度评价并没有错。的确,他在很短时间内就培养出了出色的乐师,后者又培养了新的乐师,唱诗班于不知不觉间成了一个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所组成的集体。大家担心年轻的安德烈会被繁重的工作压垮:因为除了无微不至地教育学生外,他还承担着衙门里艰辛的公务<他已被衙门录用了),剩下的时间用于探望病人、使动摇的基督徒坚定对真正的天主的信仰、接济穷人、争取异教徒归信基督教……然而我们的担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为天主一旦指定安德烈为工具用以实现其令人崇拜的计划,那么,在我们拥有他的所有时间里,它就不允许纷繁复杂的事务对他的健康有丝毫损害。但是,正当我们因这位年轻使徒取得的非凡成功感到庆幸之际,皇帝却把他召了去,真让我们痛苦。

1768年中期,官府从八旗中抽丁,组建赴云南作战的军队;安德烈虽是独子,而且自己还没有男性后裔(这两点原本足以让他避开这册。次危险的远征),但还是被召去参军了。他的朋友和所有关心他的人都竭力劝他利用人们向他提出的留下来的建议。但是,在为皇上效力的问题上,他父亲和他本人是绝不会有任何推托的。出发令一下,他便立即执行。他首先想到的是到我们这里做一次退省,接着又为他开创的慈善事业提供经费,使之能继续运作,剩余的钱全作了施舍。至于旅途的准备,他交给家里去管。他那支部队的指挥官是他的亲戚,也是他父亲的密友,所以想让安德烈与他同桌用餐并免除他某些勤务;但安德烈不愿有任何特殊。由于安德烈善用汉语及鞑靼文写作,军中便委派他与另外几个人一起负责草拟上奏皇帝的奏章、报告及其他文字资料,这就使他必须始终追随将军和其他指挥官左右,随时准备几乎每天都要发出的紧急函件,以便让宫廷了解(前线的)准确情况。

他忙于为君主效力,但也毫不忽视宗教职责。从前线回来的一些基督徒告诉我们,每当安德烈能把几名基督徒聚在一起时(主要在节日期间),他总要和他们一道默诵祷文,然后对他们讲一次话,提醒他们履行宗教义务,警惕罪恶的场合,并以最动人的劝导振奋他们的宗教热忱。多亏天主,大多数从前线归来的基督徒都有幸保持了堪为榜样的纯洁;若不是亲眼所见,连我们自己对此都难以相信。安德烈写自前线的信件由他父亲交我们传阅了。由于宫廷很注意在通报中发布它希望人们知道的战况,安德烈在私人信函中明智地不谈此类话题,而只谈对天主的虔诚和热爱以及争取异教徒归信基督教的愿望。他激励双亲侍奉天主不要稍有懈怠,要他们继续日常的慈善活动并特别嘱咐他们要崇敬圣母玛利亚一一他一直是把称为慈母的。他在父亲因我们圣教而遭到迫害时所写的一些信件最为引人注目。{关于这一迫害)人们曾瞒了他一段时间,但他是经手来自宫廷的消息的文员之一,因此无法长期向他隐瞒。当读到父亲对朝臣及顺天府尹勇敢的回答时,他高兴极了,只遗憾自己不在北京,未能分享父亲如此勇敢地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而赢得的光荣。

在还不知道事情结果时,他希望父亲有幸为圣教流血,至少被发配流放。他希望自己也获得这一圣宠,因此前去对上司们说,鉴于他父亲刚出了事,他认为自己应当告知他们他也是基督徒,而且决心宁肯失去一切、忍受一切也不放弃基督教一一即使表面上也不放弃。安德烈利用这一机会以其天生的循循善诱的口才向上司们谈起了耶稣基督。而被场上气氛激发出来的热忱更使他的口才具有了神奇的力量。

上司们饶有兴致地听他娓娓道来,不时提出各种问题,安德烈一一作答后他们对他道,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可能为难他,他在宗教问题上可以放心,只要不出差错继续为皇上效力即可。

安德烈不仅向顶头上司,而且还向率领全军的将军阿里衮坦陈了自己的基督徒身份。这位爵爷曾任广东总督,在帝国对厄鲁特人的战争中立过战功。部队班师后,对胜利作出了许多贡献的阿里衮一直在朝中担任皇帝的心腹要职,曾先后担任过国务大臣(尚书)、好几个大衙门的长官及顺天府尹一一1768年初他出征云南前担任的便是这一职务。他率部赴云南是为肃清几乎占据了该省的土匪军队。

阿里衮与安德烈的父亲是亲戚,相互很熟;晋升顺天府尹之初,他对基督教曾怀有可憎的偏见,使他一度成为激烈的迫害者;不过如

今他已放弃了这些偏见。安德烈向这位将军陈述了求见的理由,回答了后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将军对安德烈说,他长期以来一直都很赞赏他父亲的高尚品德,在刚刚遭受的迫害中他表现得英勇坚定,宁肯失去一切也不愿(即便)在表面上抛弃他的宗教,不过他坚定得过了分,他本该见机行事,表面上遵守帝国法令,心里则照样保持基督教信仰。(这位将军还说)人们每天都可看到一些可尊敬的人,他们与信仰不同的朋友们打成一片,陪伴这些朋友参加后者奉行的宗教仪式,但这样做纯粹出于礼貌或为了讨后者喜欢,因为他们并不因此而相信这种宗教,也不放弃自己的宗教;他父亲本来也可以这样做而不改变信仰。将军是怀着善意对安德烈说这番话的。后者欣然听着,随后答道,他父亲表现出来的是坚定而不是固执,这是每个基督徒责无旁贷的义务;基督教要求信徒们必须光明正大,与之相悖的任何言行,即使自己心中不赞成这些言行,都是罪孽。基督徒的天主是天上、地下和整个宇宙间惟一的天主,任何仿佛使人认为承认其他神明的外在行为都是对天主的冒犯。基督徒应当敬重君主、官员及一切地位比他高的人,因为他们替代了天主的位置。但基督徒不得敬奉其他神明……将军就这样与安德烈交谈了相当长时间,随之告诉后者,关于他父亲的问题尽可放心,因为事情已经结束,皇上又让他父亲当了官,虽说职位比原来低一级,但皇上喜欢他而且知道其功绩,因此很快会晋升他新职的。

听说父亲离开刑部后重新被封了官,安德烈非常惊讶。尽管将军从未说过马若瑟有任何背教行为,相反还总是把他的坚贞视为固执(因为马若瑟不仅不肯说,而且不赞成任何模棱两可的话),但安德烈依然无法把父亲的坚贞与他的重新封官协调起来。他立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祝贺他勇敢地顶住了迫害,同时表示,自己是多么希望能与他一起到庭应审并分享他公开表明信仰的幸福。他向父亲详细说明了自己为获得这一恩典而在上司们和将军那里所作的尝试。表明了自己对于公开承认信仰的看法后,他坦率地向父亲承认,获悉他仍被封了官,他感到不安,他不敢认为父亲封官是因为表现出了某种软弱,但又认为皇上若不给他这一恩典,这或许对宗教更加有利。不过,对父亲的行为究竟如何评价,安德烈愿以传教士的意见为准。他期待着在此问题上得到某些说明。正在这时,皇帝诏命的一个副本送到了他手中,上面写道,Tching—te在受审之初顽固地坚持基督教,后来终于认识了错误,因此封他守备职务。读到这份诏命对安德烈不啻是晴天霹雳,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根本听不进大家因其父亲重新当官而对他的祝贺。他立即给父亲写信,措辞虽然恭敬,但足以促使他改正错误,如果后者果真需要自责的话。他告诉父亲,读了皇上重新封他当官的诏命(这份诏命是以他终于放弃了基督教为前提的),他惊愕不已,简直要昏厥过去,但在情绪稳定后,想到父亲的品行一贯令人感动,而且常常告诫亲属们宁肯失去一切也不背弃对天主的信仰,他就怀疑人们公布的关于他父亲的事情不可能是真实的,

他希望在这一问题上得到父亲本人令人高兴的说明。(他还对父亲说)尽管他确信父亲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坚定的,但他觉得父亲若未被重新封官原本会更加光荣;还说,若允许他冒昧进言,他会建议父亲辞去一切职务,这样才能使基督徒和偶像崇拜者没有任何口实说这个职位是以对天主的不忠换来的。

安德烈很快从亲友的书信或是通过随同大学士公( 即傅恒。一一中译注)(皇帝派他以全权代表身份最终解决云南问题)来滇的部队那里得到了可证明父亲无辜的种种情况。他从各种渠道获悉,父亲丝毫没有动摇,始终坚定地公开信仰基督教,有人说他背教,那是不顾他本人最真诚的抗议的胡诌。然而,正是被封为大学士公的首辅大臣的证词最终使安德烈相信了父亲的无辜,因为当时主持审讯的正是这位大臣。安德烈在大学士公前一露面,这位爵爷便笑着对前者道:“你大概不会不知道令尊的品行,他是个不屈不挠的人,刑部的大人们和顺天府尹根本无法压倒他。我儿子(额驸)和我用尽一切办法劝他服从和遵守法令,但他的坚贞使我们的打算落了空,所以我只得当他的保人;你可别学这种危险的榜样。”安德烈回答大学士公道,既然父亲因为是基督徒而被当成罪犯,那么他觉得应当告诉首辅大臣他也是基督徒,因此人们可以以适当的方式处置他。大学士公道:“你根本不必慌张,这里没有任何人会追究你,只管跟着我好了,只要你忠心为皇上效力,我会提拔你的。对你父亲的命运也无须不安,皇上是器重他的,我也会予以关照。”听了这番话,安德烈不禁大喜,他致信父亲表示祝贺,但鉴于皇上颁发的封官诏命是以(马若瑟)弃教为前提的,这肯定会在不知底细的新信徒及异教徒中引起议论,所以他仍劝父亲辞去官职。

安德烈从最近收到的几次来信中得知,就在父亲出狱并被重新封官的当夜,自己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然而,这个被如此期待的孩子却未能活多久。在被流放前的一个月,马若瑟痛苦地看着小孙子在自己怀里咽了气,而过了没几天,他又获悉自己惟一的儿子安德烈也死了:天主就这样让马若瑟为即将到来的重大牺牲作好了思想准备。再看看安德烈那里的情况:他利用给父亲写信的机会给我们也写了信;仿佛预感到自己即将要去世似的,他把自己托庇于我们及修会成员们的祈祷,随之立即跟着首辅大臣出发前往敌国地面。

云南有丰富的有色金属矿藏,不过开采的只有铜和锡,皇帝每年从这里取走的这两种金属数量惊人。这些矿里散发出来的传染瘟疫的硫蒸气使驻扎于此的部队中死去了许多人。中国军队即将前去作战的缅甸王国与云南之间有山脉相隔,其间只有蜿蜒狭窄的隘道可供通行,因此,所有军需辎重只得雇用脚夫运送。穿过隘道后,展现在眼前的是沼泽地带,上面长着被称为竹子的又粗又硬的芦苇。为穿过这一地区,军队分成了两部分,一支由阿里衮统率经陆路前进,另一支由首辅大臣指挥从水路进发,后者早已想到让人在敌国建造了足以运送军队的大量船只。但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滂沱大雨下个不停,两支部队中的弓、箭袋,甚至马鞍都无法使用了,潮湿的天气加上矿里(散发出来的)传染瘟疫的蒸气使许多人得了病,部队减员达四分之一。

经过漫长艰难的行军,两支部队终于会合了,人们便准备围攻离该国首都阿瓦不远的老官屯敌垒。前往老官屯必须首先穿过一片荒无人烟的地带,这里要么是陡峭的悬崖,要么是沼泽地和沙泥坑。部队进入该地后就发生了粮荒,大批人和马都死去了。安德烈已经失去了两匹马,替换给他的最后一匹马又死去了。但由于他是首辅大臣的秘书之一,职责使他不能离开大臣,再加上领军的将军喜欢安德烈如同己出,因此又给他配备了新的坐骑。

这匹坐骑安德烈并未留用多久,他见自己的仆人疲惫不堪,无力前行,便强迫仆人乘坐这匹马,自己宁肯步行跟在后面。

艰险的道路使部队无法有秩序地列队前进,每人只好各自设法尽可能前往规定的会合地点。劳累很快使安德烈筋疲力尽,他那支部队的指挥官见到他步履艰难地走着,而且得知了他对仆人过分的仁慈,便严厉地责备了他。这位指挥官告诉他,好几位秘书已经丧生了,因此人们非常需要他,他应竭尽全力前往会合地点,那里有恢复健康所必需的给养,这位指挥官还下令为他提供当时当地所能做到的有关帮助。安德烈匍匐而行;突然,他看到一名亲爱的新信徒连人带马陷入了一个流沙坑中,不管如何挣扎都无法脱身。安德烈见此情景心如刀绞,试着要把他救出来。他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尝试是绝不会成功的,便向新信徒奔了过去,以致自己也掉进了流沙坑里。两人渐渐下陷,不一会儿便全没了踪影。安德烈就这样死了,北京所有的基督徒。尤其是我们教堂的人都将久久地为之惋惜。

现在我再来谈谈马若瑟案件的后续情况。马若瑟是6月10日圣三节那天傍晚在家里被捕的。11日,他被审讯、拷打,接着便被发配流放。12日,官府在八旗中公布了额驸向皇上呈递的指控马若瑟的奏章以及皇上的诏命;诏命称:鉴于马若瑟顽固坚持信奉基督教,着将其革职,褫夺鞑靼旗籍,杖责六十,发配伊犁为奴。一年前,官府不顾事实,宣布马若瑟脱离了基督教,从而使他蒙受了羞辱;这份诏命则使马若瑟真正恢复了名誉。我们当天就得到了奏章和诏命的抄本,很担心有人趁机大做文章来反对其他信教的官员,后者却顺从地等待着天主对他们命运的安排:他们在此情势下的表现给宗教带来了光荣,对我们则是巨大安慰。6月13曰(即判决公布后的第二天)正值圣体瞻礼节的前夕,大批各种年龄、各种身份的基督徒聚集在我们教堂里庆祝这一节日。由于我们教堂位于皇宫外围墙附近,因此常有好几个品级不同的鞑靼官员前来这里,他们见马若瑟仅仅因为是基督徒便遭到如此严厉的对待,便猜想自己也将受到迫害。人们甚至风闻上面已经下达了追究他们的命令。不那么虔诚的基督徒遇到这种情况,或许就会将其视为一段时间内不上教堂以便躲避风暴的正当理由了;但这些官员依然一如既往地参加了最先的晚祷。节日那一天,他们一早就来教堂领圣体,还参加祈祷、讲道、大弥撒、仪式队伍及延续至下午的其他节日仪式。次日,几名下级官员想找他们碴儿,甚至告发了他们,但未有任何结果。我在上次信中对您说过,宫中有个年轻太监因一时软弱而签署了一份背教文书,但他当即就后悔不已并以许多感人的行动弥补了自己的错误。对马若瑟的判决在各旗公布以后,主管太监们传唤了这名年轻太监并对他道,虽然他去年已书面保证要抛弃基督教,但他依然信奉着它,他应当知道最近发生在即马若瑟身上的事,必须彻底抛弃这种信仰,否则,他们将向皇帝告发他。这名年轻太监答道,由于人们的威胁和怂恿,去年他确实签署过一份文书,但他要坦率地承认,他在这一问题上欺骗了他们,因为他内心早已决定永不背离宗教,虽说签了文书,但事实上他始终履行着基督徒的义务,他非常后悔签了这份文书,一直为这一错误感到痛苦,所以他和全家常常祈求天主宽恕。如今,他决心宁肯忍受一切也不放弃基督教,因为他将其视为惟一真正的、配得上天地万物创造者的宗教。

这名年轻太监以最真诚的方式弥补了自己的过失。主管太监们听了他的话十分恼怒,大声地呵叱和威胁他,试图将其吓倒;不过,考虑到皇帝不赞成此类争论,他们的态度渐渐和缓了下来,对这个年轻基督徒说道,鉴于大家正在祈雨,这种时候按惯例会从轻发落有罪之人,所以他们再给他几天时间考虑,若他过了这段时间仍然顽固不化,他们就要向皇上告发,皇上将对他严惩。从后来的事情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宦官的用意只是为了应付有关部门的询问,使人们无法指责他们对属下的信仰问题不闻不问;由于没有人再提及此事,人们也就不再追究这名太监,后者则因公开弥补了自己的过失而感到欣慰,继续与往常一样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

我尊敬的神父,我在去年给您的信中说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事,但愿这次叙述的事情能让您摆脱先前的不快。说实在的,我们当时也见过不少因坚贞不屈而引人注目的基督徒,但他们不占多数,许多人签署了至少是可疑的文书,实际就是背教文书。多亏了仁慈的天主,基督徒们今年表现得很勇敢,而马若瑟则是值得表彰的动人榜样,可以鼓舞信徒们面对日后的迫害。

我荣幸地……

 

129 关于马若瑟之死的一封信
 
 

 

先生:

去年,天主把我们圣体修会先前的助理、勇敢的精修圣人马若瑟召唤到了自己身边。1775年的季风过去以后,我收到过他一封信,信中谈及他被流放五年以来未能坦陈的种种痛苦。我就此给他回了一封长信,信中罗列了种种能给他安慰和增强其信心的理由。给马若瑟的信中随附了另一封给名叫劳·马蒂亚斯的一个基督徒的信;马若瑟是把他作为孙子收养的,还嘱咐他从北京出发去找他,帮助他度过临终时刻,收殓其遗骸并运回北京,埋在基督徒墓地中他家族的坟地里。这个年轻人带了一个同样是基督徒的仆人跟着一位官员出发了(人们把前者托付给了这位官员)。我的信件要比他们早几个月。(马若瑟这位)耶稣基督的精修圣人当时已经患病,他收养的孙子等人是1776年7月24日到达伊犁的。马若瑟久已卧床不起,只有一个蒙古小孩伺候他,仅能勉强给他弄点喝的罢了。见到马蒂亚斯后,马若瑟举起双手,两眼望着上空,感激之情(因为真正虔诚的人是很容易充满感激之情的)使他产生了一股力量。他跪在床上向仁慈的天主表示最热烈的感谢,感谢天主满足了他的愿望。他说道:“看到我所需要的救援从数千里之外及时来到了我身边,这确实是(天主给我的) 超出我希望的恩德。”

爱德是随时随地都会表现出来的。耶稣基督的精修圣人首先把这些救援用于减轻一个名叫莱翁·白的基督徒的痛苦;这个基督徒因信教而于不久前被发配到伊犁,给一个对他冷酷无情的蒙古人当奴隶。马若瑟知道莱翁·白所受的痛苦,也因自己爱莫能助而遗憾。(如今马蒂亚斯来了)马若瑟要在他的帮助下做一件善事,而天主也让他得到了成功的满足:因为他使莱翁获得了在流放中所能指望的最好的处境。当莱翁·白重新获得这种自由后,同乡之谊、先前的交往、感激之情,尤其是一个基督徒对另一个即将因信仰而得到奖赏的基督徒所应有的情感,所有这一切之和促使莱翁·白来到了马若瑟跟前。啊!有谁能向您描述这第一次会晤的亲切、欢乐和它所带来的慰藉呢!他们向创世主,向我们神圣万能的保护人圣母表达了何等强烈的感激之情呀!从此,莱翁·白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于照料他的解放者;也正是靠了他,我们才得以知道马若瑟乃扩最后一次患病的具体情况以及这个伟大的灵魂临终前所表现的崇高情感。莱翁·白以毛笔记叙下了这一切,这份记录此刻就在我面前,其真实性已被同为目击者的马蒂亚斯及其仆人所证实。下面是这份记录忠实而不加修饰的译文。

莱翁·白写道:“当我获得解放后我们大家在马若瑟那里聚会时,他对我们说道,你们应当知道,为了让你们更好地了解正是靠了北京圣体修会我亲爱的教友们的祈祷,我才因圣母说情而从天主那里获得了所有这些特殊的恩典,我要告诉你们:我召唤我孙儿马蒂亚斯前来此地的那封信件是礼拜三到我家里的;而他到达这里的那一天也正是礼拜三。噢,天主!正当我卧床不起孤独无助之际,您派人来帮助我、照料我,在我最后的时刻里激发起我对您无限的感情,而在我结束尘世生活后又可汇集和保管我的圣像、圣书及其他宗教用品。这不正是天主对我的特殊恩惠以及圣母对我保护的明显标志吗!你们到达这里以前,我痛苦地呻吟,得不到安慰,这倒不是因为我这里微不足道的财物在我死后将无人照管;我对你们坦率地说过东西于我是不足挂齿,因此根本不会让我操心的,而是因为(担心)在通往永恒的路上我将没有任何明显的帮助,而且我留下的祭礼器物将被异教徒们所亵渎。正是这些事情折磨着我。你们到来后,我的痛苦和忧伤变成了欢乐和安慰。所有这一切都靠了我亲爱的教友们的祈祷,我希望(我内心甚至确信)天主召唤我前去的日子也将是礼拜三。”

为了理解马若瑟为何如此关注礼拜三这个日子,我们必须知道他长期以来就是设在我们北京教堂的圣体修会和圣心修会这两个修会的成员。孙璋〔孙璋,法国耶稣会士,1728年抵中国,1767年死于北京,在华四十年。一一中译注〕神父去世后我于1767年负责这两个修会时,他甚至还是助理员。1769年他被流放时我向他许诺,除每月全体集会时的祈祷外,我们每逢礼拜三还要在四个级别的特别集会上共同为他祈祷,我请他有意识地配合我们。他在信中常向我保证一直都坚持这一做法而且对此充满信心。这便是马若瑟对礼拜三特别虔敬的原因。下面我继续引述莱翁·白所记录的事:

“对我们说了这番话后,马若瑟把圣像和书籍交给了马蒂亚斯,同时对他道,今后将由你来负责一切,至于我,此后我只想潜心灵魂和永恒之事而不再照管家务了;不过,鉴于我十分虚弱,白日里两个仆人应轮流留在我跟前照应。安排妥当后,他果真开始一心只想永恒之事,不时让人给他朗读圣书中关于人的四种结局的篇章或是论述净化心灵和获取道德的篇章。每个礼拜天,他都要读当天的福音章节以及从中得出的思考要点;其他日子里则主要读当天应当纪念的圣徒的生平。有时,我们建议他在饮食或衣着方面稍作改善,但他不允许我们说类似的话,反而还吩咐我们不断提醒他认真苦修,提醒他因其过失而向天主赔罪。此外我们还发现,他在谈话中(谈话内容始终与天主有关)常向我们重复这样的话:‘我希望而且相信天主将在某个礼拜三召唤我前去。’

“我们的到达使他很快乐,对他的健康似乎也有有利影响,这使我们一度产生了希望看到他恢复健康的想法。他比先前好了许多,甚至可以起床了;我们欣喜地看到他来回走动,甚至不用拐棍也能走出房间了(在此我要打断一下莱翁·白的叙述,以便指出:正是在病情好转的这段日子里,马若瑟给我写了一封短信,告诉我自复活节前夕起他得了病,并感谢我在上文中提及的给他写的最后一封信。这封短笺中其余内容则表达了顺从命运、舍弃并怀疑自身、希望死去并以死来补赎罪过及其他显示圣徒特征的一些情感。下面我再回到莱翁.白的记叙上来)。圣母升天节八日庆期过后,他病势重新严重了起来,吃下去的固体食物全部吐了出来,只有牛奶和米汤尚能下咽。我们尽量给他用药,为增强其体质,还让他服用小剂量的人参。但一切均无济于事。9月13日起,他的胃已接纳不了任何食物和药物,只能喝几调羹水。这样一直延续到22日,此后便连喝的水都要吐出来了。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让人把带耶稣像的十字架放在他目力所及之处(他的视力因病已大为下降),双眼再也不离开这一圣物。十字架唤起的情感使他泪流不止,泪水耗尽了他余下的生命,也净化了这位殉道者的心灵。

“根据他的意愿和先前的吩咐,我们不时提醒他排除对家务和家庭的挂念,同时让他忆及他本人向我们口授的这些简短的话语:‘耶稣、天主之子,拯救我,宽恕我的罪孽吧。仁慈的圣母玛利亚,请为我祈祷吧。圣若瑟,我的护守天神和主保圣人,请在上帝跟前为我求情,让我获得更多的恩典和力量,不在最后时刻受到诱惑吧。’

“在一周时间内,病人的情况虽有所变化,但他始终想着同一件事。正是在这几天里,他想起了曾经对他怀有敌意的几个异教徒。作为耶稣基督当之无愧的精修圣人,他要效法我们神圣的榜样:他之所以想起先前受过的已被自己宽恕的凌辱,只是为了确认这一宽恕,使之变得更为正式,同时要添加一个罕见的谦逊的榜样。他把得罪过他的人请到跟前,向其保证自己已发自内心地原谅了他们,随之又请其原谅他自己的过失。

“9月29日礼拜天,即圣米歇尔纪念日这一天,马若瑟病情骤然加剧,我们以为他就要不行了,因此为他作了临终祈祷。30日礼拜一,白天病情有所缓解,后来又像29日那样发作了。礼拜二,病人让我们点燃了圣烛;极度的虚弱使他无力把带耶稣像的十字架放到嘴边,因此要我们拿给他亲吻。这一天他病情发作一直延续到子夜以后。马蒂亚斯见他稍稍好了一些便去休息了。莱翁·白继续留在病人身边提示他作种种简短的祈祷;曙光初照时,他念完了圣若瑟连祷文。这时,他要莱翁·白去休息,由马蒂亚斯接替并继续提示他联想起种种崇高的情感。马若瑟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把马蒂亚斯搂在怀里,亲切地感谢这个年轻人历尽艰辛从遥远之地赶来与他聚首而且在他长期患病期间悉心地伺候他。

“作了这番努力后,一阵更强烈的虚脱攫住了他,提醒他死亡已经临近。于是,他对马蒂亚斯道,我已跟莱翁·白做了祈祷,现在想休息了。此后他平静了一阵,但将近8点时突然又危象大作。莱翁·白闻讯后赶紧来到病人身边,不时对着他呼喊:‘耶稣,可怜我吧;玛利亚,为我祈祷吧……’马蒂亚斯(后来)说,当时我两眼紧盯着病人的脸,看到他非常痛苦,同时又看到一种忏悔的、对仁慈的上帝充满信任和热爱的神情。危象过后,我们让他的小奴仆塔利基亚留在他身边驱赶苍蝇。由于这天正好是我们北京修会一年级特定的主保圣人一一护守天神的瞻礼节,是北京修会成员聚会举行仪式的日子,所以我们也在病人房间里低声做起了瞻礼日专有的祈祷。我们刚念完护守天神连祷文,塔利基亚便叫了起来:快来,我的主人不行了。我们赶忙围拢在病人身边,以前几次病情发作时同样的情感提示他。病人已无法说话,但仍微微点了点头,示意他可以以心灵领会我们的话。1776年10月2日礼拜三,即因信仰基督教而被流放了七年四个月又数日之后,他就这样神情宁静安祥地停止了呼吸,回到了造物主身边。我们一一莱翁·白和马蒂亚斯·劳,作为目击者,证明本记录中一切皆是事实。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廿日于伊犁。”

马若瑟去世和人殓后,人们便考虑遗体火化的事了;这是马若瑟本人吩咐过的,也是中国不少地方通行的做法。大家很清楚,这是为了把死者骨灰带回去。然而或许是法令禁止带走死于终身流放者的骨灰,再或是因为仇教之故,人们对教徒特别严厉,反正是花了许多钱才获准火化遗体和带走骨灰。负责此事的马蒂亚斯及其仆人于隆冬时节终于离开了伊犁,直至1777年耶稣升天节八日庆期时方回到北京。那天是礼拜日,我恰好于当天去了北京以南15法里开外一个名叫霸州的地方巡视一个新传教区。次日,杰出的死者的家属给我送来了消息;与此同时,为不引起任何追究,他们悄悄地把马若瑟的骨灰及其父母、儿子的遗骸一起安葬到了城西我们公共的一个墓地之中。百日后,我去墓地小教堂做了弥撒和追思祷告,他们全家为此都聚集在那里。各种例行仪式结束后一个月,正当我与我们修会成员(其中七名教友是马若瑟的堂兄弟或侄子)一起庆祝护守天神节时,晁俊秀神父于年终去马若瑟遗孀的家庭小教堂举行了弥撒;这期间,马若瑟太太携儿媳、几个女儿和孙女以及其他几位近亲一起领了圣体。这便是我们向马若瑟这位杰出的精修圣人所作的虽无排场却充满敬意的最后告别了。

 

130 尊敬的韩国英神父致尊敬的D神父的信
浏览次数:172 更新时间:2007-10-23
 

 

(1771年1 1月3日于北京)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大概不会不知道最近几年以来我们遭受的来自偶像崇拜者们的迫害。您无法相信他们把我们在非基督教徒的头脑中抹黑到了何等地步。若不是皇帝特别保护,我们准会被全部撵走。皇帝比任何  .人都更了解此间强加于我们的控告是错误的,因此运用其一切影响保护我们并把我们留在他的国家。天主掌握着君主们的心,它使皇帝十分善待我们,我们对他的好意也深为满意。这位君主是全凭亲自观察而作出判断的,他公正、公平,容不得他人作出任何一点不公道的事来。他性格温和,平易近人,乐于倾听无辜者的自我辩护;但他对迫害者却是严厉的,动辄便会发怒,而且会予以惩处。阿谀奉承对他似乎起不了多大作用。与世上所有君主一样,他也有奉承者,然而他的谦逊和非凡的功绩使他不会被别有所图的颂词和枯燥乏味的恭维所累。这里原本可以向您谈谈显示这位君主最高贵、最开明的精神的无数例证,不过我把这件事留给我们另一位神父来做,这位神父正在撰写皇帝的传记,由他把皇帝的种种美德传之后世。

您知道,人们是从攻击在钦天监效力的传教士开始对我们进行迫害的。但皇帝很器重这些传教士而且常赞扬他们,因此一得知此事便禁止以任何借口去骚扰他们。您或许会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位君主如此保护我们,下面且听我慢慢道来。除了占据帝位的皇族对我们始终特别喜爱以外,皇帝还因如下原因而珍视我们:1.出于童年时的习惯。他的祖父康熙把他当做掌上明珠,每当康熙帝在宫中接待欧洲人或接受他们的礼品时,他总要把这个皇孙带在身边。

2.他的太傅对我们圣教满怀敬意,而且成功地向他(即童年时的皇帝)灌输了关于宗教的正确观念,因此,陛下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可以说是关于宗教的一系列准则和原则的集录,这意味着这位君主拥有自然宗教方面最真实最广博的知识。3.由于他特别爱好绘画,因此他一登基便喜欢上了郎世宁修士,还喜欢自称是其弟子,服丧期间的大多数日子里,他几乎每天都要与郎世宁修士一起待上好几个小时。

4.他当政时期,欧洲人为他做的事情要远多于为他祖父康熙帝所做的事。这是因为,这位君主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因此人人都竭力想在往后的日子里证实大家对自己优良品质所作的高度评价。5.这位君主认识到他先前受了控告我们的那些人的骗,其首辅大臣诬蔑了我们,有人还对多名传教士进行了迫害,不公正地将其处死,而且决意不惜一切代价毁掉我们。当时,由于他似乎相信了人们对我们的侮辱性议论,所以曾派员审查了我们的品行;一俟查明了我们的无辜,他便派人告诉我们什么也不用怕。确实,如今他对我们如此抱有好感,以至无论是北京、澳门还是广州的反对我们的人,他们在宫廷里再也没有任何影响力了。不过下面这一点或许会让您吃惊:您能相信我们对皇帝的友好表示颇感担心吗?

这位君主对欧洲人过奖了,他公开对所有人说只有欧洲人才精通天文学和绘画,中国人在他们面前只是“后生小辈”。您很容易感觉到,这种偏爱对于一个骄傲的民族该是多大的伤害,因为在这个民族眼里,一切非出本土之物均是粗俗的。去年,钦天监犯了一个大错误,但皇帝只责备中国人,还说欧洲人是不会出这种错误的。要是时间允许,我本可以告诉您许多类似的事,但我只想补充说明,我们的反对者越是起劲地中伤我们,皇帝便越是关注,给我们以恩惠。然而谁知道所有这些恩宠的表示不是为我们日后的不幸作准备的呢?皇帝不会长生不老,这位君主六十周岁了,而且已经开始出现年老体衰的迹象。确实,阿哥们(人们以此称呼皇子们)都是很公正温和的亲王,而且不时向我们表示尊重和好意,这似乎可以让我们不必担心反对者们的诡计。皇帝有八个孩子,正在海淀作告解圣事的第八位皇子常来看我们的作品并与我们交谈。一次,他还赏脸让我去他住所,请我喝茶,向我作了许多友好的表示。鞑靼人通常是和蔼可亲的,欧洲没有任何一位君主会像此间人们对待我们的那样去对待外国人。皇帝的兄弟很喜欢王致诚修士,他经常到我们海淀的小教堂来看他作画;而他却是皇室宗亲中被视为最不轻易向他人表示敬意和友情的一位亲王。一天,他打发了侍从,独自来到我的住处;我祈祷室中一幅耶稣基督的画像在很长时间里成了我们谈话的主题。然而,达官显贵们离天国是何等遥远啊!我向他陈述了我们圣教基于其上的证据后,他向我承认他觉得这种宗教是美好而崇高的,随之话锋突然一转,对我谈起了天文学和绘画方面的问题(他对此有广博的知识),未了又向我保证,他对此由衷地喜爱。我们有时还能见到皇帝一位堂兄弟,此人特别器重法国人;他和蔼可亲,见多识广,谈吐优雅,对我们所有人都很友好,但他很难容忍别人在他面前谈论宗教问题。这倒并不是因为他迷恋于本国的迷信,因为他对偶像及其门徒们极为蔑视;然而,在那些对尘世过眼烟云般的财产仍有所依恋者的心里,害怕失去职位或累及家庭之类的担心仍会产生重大影响。虽说天主教在帝国是被允许的,皇帝对我们也予以保护,但基督徒仍会遇到许多麻烦,归信者们几乎总会或失去职位,或丧失名誉,再或是失去财产。

今年这次迫害延续了近六个月,(政府)于此期间曾颁布过一道法令,宣布基督教违背了帝国法度;与此同时,却又称该宗教中无任何错误和有害的内容。皇帝、大臣及显贵们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们不想判任何人死刑,他们只想吓唬一下基督徒。这里有个明显的例证:

一位我很熟悉的新信徒于迫害最激烈之际前去见一位与基督教不共戴天的官员,恳切地要求将他、他妻子及当时可能年仅一岁的儿子处死,结果被当成精神失常者打发走了。把他撵走时人们告诉他,没有任何处死基督徒的命令。全城所有十字路口都贴着禁教令,我们的新信徒们却照样来教堂,官府则佯装不知。更令人称奇的是,有人不光彩地背了教,信徒们令其当众悔罪,人们对此也只当不知道。

一位官员主动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皇帝只是派了三名大臣去劝他放弃宗教。他们恩威并施,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这位官员始终申明自己是基督徒,还说在不违背其信仰的一切问题上他都服从皇帝。人们见无法使他改变,便打发他走了。大家明知他依然前往教堂,却装作没有发现。未了,(北京)顺天府尹召集警务部门全体官员议事,在会上裁定:基督徒无任何可指责之处,因此停止一切追究。您可能会说,我亲眼目睹的而且向您确保真实性的这些事情使您对这个国家的命运感到担心,因为这个国家见到了光明却又背之而去,我和您一样会这么说。此外,为了说明教会史上令人费解的某些行为,我还要指出,宫廷在处理这件大事的同时,对八旗某些首领为迫使旗人放弃信仰而采取的残酷做法却不闻不问。这些不幸的旗人中有一个约二十四岁的新信徒,他一天中被鞭打了四百余下,随后,人们又让他跪在瓷器碎片上,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奉命监督他长时间始终保持这种姿势,致使他终于精疲力竭倒在地上,几乎一动也不动了。然而多亏了天主,他对信仰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其他一些旗人被双脚朝天吊了起来,有几个人被迫赤身裸体躺在冰面上,许多人几乎被活活打死。我不再痛苦地叙述京郊农民忍受的此等闻所未闻的暴行了,以免刺激您的同情心.迫害者使出浑身解数对付的正是他们,然而(上司)却无任何命令要处死他们,因此,每当让基督徒出狱时,迫害者们总会留心让他们填写健康证明书,因为倘若有谁死于狱中,对此负责的官员将立即会被革职惩办。

说到这里,我尊敬的神父,我觉得您会发问,我们遭遇了那么多痛苦,难道就没有可以安慰我们的事?有的,天主一只手惩罚我们, 却用另一只手擦拭我们的眼泪。下面就有一件会使您感动的事。一位德高望重、上了年岁的太太新近在北京附近买了一所房子,打算将其变成笃信宗教的妇女和姑娘们的修院:那里已经住着一名发愿守贞献身天主的年轻女子了。我们希望这位太太不久将有更多与她相称,也与她居住的这所圣洁的房子相称的女伴。这座新生修院的杰出创办人在院内建了一座小教堂,而且把它装点得极其整洁。我们每天都在那里做弥撒,还在那里举行其他宗教活动,这些活动进行得如此太平安宁,以至常常让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世界上最信奉天主教的国度里。

您不会忘记,我五年前为一位年轻的亲王行了洗礼;他的两名兄弟最近获得了同样的恩典,甚至他们的父亲似乎也愿意靠拢福音之光。这位老人具有古代贤哲的一切美德,但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依然被异教所羁绊。以医生资格新近到达这里的我们一位葡萄牙神父利用其身份看望了一位临终的亲王福晋,还为她行了临终圣事。自结婚以来,这位福晋一直蛰居府中,只领过一次圣体。她的丈夫爱她、敬她,什么都答应她,因此她在最虔诚的情感中走完了生之路。

其他许多多少有点值得关心的事,我就不说了,以免信件太长。

我托庇于您的弥撒圣祭并致以深深的敬意